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一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在他看来，批判精神就是马克思的遗产和精神的基本内容，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也正是体现了这一鲜明的特点，成为它在当代的最根本的意义。
资本主义在20世纪之交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这种破坏性的后果被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所淹没。也由于部分地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相应的发生了调整与变化，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出现了国家经济干预的职能增强、推行福利措施、行政权力进一步扩张等特征。与此相联系的政治制度也发生了许多的重要的变化，公民的政治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在法律上得以确定，同时政治制度中的参与机制、分权机制、监督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完善。
这些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阶级本质和基本矛盾。虽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其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不可能自然消失，但这些甚至可以被视为政治进步的政治变化，对政治理论研究的影响则是非常明显的，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不同角度的理解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政治学流派，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分析批判依然成为一门显学。
当代世界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斩断联系。一些政治理论流派尤其是左翼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鲜明的特征和重要的影响力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主流派别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正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批判本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理论不管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构成了其重要的和直接的理论资源。通过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之间的联系，可以更进一步彰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在当代的影响。
首先，在对于政治制度的本质认识上，尽管在分析方法上与以前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仍然坚持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并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尼科斯·普朗查斯和拉尔夫·密利本德。
普朗查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和观点重新解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理论。他认为，社会是由各种要素组成的多元结构整体，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主体发挥着平衡社会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是具有阶级性的，政治制度维护的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平衡的社会秩序。“国家的职能是要从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而与此同时却从政治上来组织统治阶级；防止被统治阶级在国家中心作为阶级出现，但导致统治阶级在那里作为阶级出现。”他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政治制度是以国民大众的面目出现的，“在这种国家机构中，一切行事看来都好像并没有阶级斗争存在”。普朗查斯还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对其阶级实质的掩盖，起到了瓦解无产阶级，组织统治阶级的双重作用。
而密利本德则用实证性的分析和批判的工具主义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政治制度阶级性观点进行了论证。密利本德从三个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阶级性实质。一是资产阶级的成员占据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军队等机构中的位置，掌握了国家的权力。他们不能不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支配。“他们将设法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目的服务，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点，很容易被大量证据所证实。资产阶级国家一般总是（着重号为原着所加）倾向于由那些有权支配资本主义生活的‘私营部分’（或公营部分）、而且属于同一阶级的人管理。我在别的地方称之为国家显贵的人，总是倾向于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分享思想上和政治的专横。
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倾向于偏袒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的企业。”二是资本家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凭借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占有，成为现代国家中最强大的压力集团，从而影响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政策。“这一点也很强有力。由于作为先进资本主义特征的巨头的出现，使这一论点变得更加有力。这些强大的联合企业显然必定要成为政府的衡量标准。”三是密利本德认为：“国家是一个‘结构性的’、客观的和非人格的东西。这一论点的实质不过是：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为国家是附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面的，它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根据这一观点，国家的性质并不决定于国家的人员的情况，也不决定于资产阶级能够对它施加的压力。在这里，国家的性质是由生产方式的性质和要求决定的。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也不能逃避这种‘结构的强制力’，不管这些政府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愿望和作过什么许诺。
资本主义的经济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对这一点任何政府总要屈从，而且往往较早就屈从了。”如果说前两种分析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观察，那么，第三种则是密利本德用自己的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关系理论的重新诠释。
其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多个学派中虽然由于研究方法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持态度也因此不同，但是他们都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和弊端进行了批判和分析。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有着较为激进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上的自由和民主的背后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面的奴役与控制。经济自由对劳动人民只是被迫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身体，言论自由则是人民大众自由地接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人民享有的选举权力也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权力。有权力选择主人，并不意味着人民成为真正的主人。相对马尔库塞，大多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都比较温和，他们都在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局限性、虚伪性的同时，并不完全否定其进步性与合理性。德拉·沃尔佩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要求的民主，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自由权利，是一种不平等的自由民主。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以社会主义民主取代资本主义民主。密利本德也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它的实质是遏制和减轻民众的反抗压力，起到遏制阶级冲突的作用。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系统考察，他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保证民众普选权的同时，抵制民众的权利，削弱民众对决策的影响。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在理论前提与研究方法上，尽管深受如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但是大部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密切相关。他们在辩证法、市民社会理论、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阶级分析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方面的观点，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分。卢卡奇、萨特、德拉·沃尔佩都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的理论，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例如，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极力弘扬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本性，强调人的实践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的世界的基础地位，深刻批判一切束缚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物化力量和异化力量。他们指出，虽然异化理论是马克思针对19世纪人类的存在状况提出的，但它在20世纪并没有过时，它不仅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20世纪人类存在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曾经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大众文化、性格结构、心理机制等的分析批判都是从马克思异化理论出发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20世纪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的文化批判理论。
以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介绍，不是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定性，目的是进一步说明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关系，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并在某些方面充实、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批判的政治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他的作品就值得拜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在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中最具活力的推动力量之一。萨特断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而这种遗产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可看出来：在20世纪末当东欧剧变、西方理论界欢呼“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然而，当代西方最久负盛名的几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尤·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安东尼·吉登斯等却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也充分表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在当代的意义，资本主义作为其批判对象的现实存在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会过时。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决定了我们必须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现实。而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使我们必须重新梳理与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现行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大事。实践总是在呼唤着理论的先行，期待着理论的证明和引导。理论支撑的需要，必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挖掘。本书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研究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