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捧刑名师爷又捧他本人，这顶双料的高帽子，秦寿门戴得很舒服，而且酒到半酣，谈兴正好，便矜持地笑道：“‘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何术？’所谓‘天下文章，出于幕府’，言其实用而已，至于一个字的出入，关乎一家人祸福，这话倒也不假。不过，舞文弄墨，我辈大忌。总之，无事不可生事，有事不可怕事。”
在座的人连连点头，吴委员肚子里有些墨水，尤其觉得“舞文弄墨，我辈大忌”八个字，近乎见道之言，因而说道：“我也要请教！”
“先说无事不可生事--”
秦寿门讲了个故事作例证：曾有一省的巡抚与藩司不和，巡抚必欲去之而后快，苦于那藩司既清廉又能干，找不着他的错处。后来找到一个机会，文庙丁祭，那藩司正好重伤风，行礼的时候，咳个不停，巡抚抓住他这个错，跟幕友商量，那幕友顺从东家的意思，舞文弄墨，大张旗鼓，奏劾那藩司失仪不敬。
凡有弹劾，朝廷通常总要查了再说，情节重大则由京里特派钦差，驰驿查办。类此事件，往往交“将军”或者“学政”查报。那一省没有驻防的将军，但学政是每一省都有的，这位学政文庙丁祭也在场，知道藩司的失仪情非得已。就算真的失仪，至多事后教训一顿，又何至于毛举细故，专折参劾？
由于这一份不满的心情，那学政不但要帮藩司的忙，还要给巡抚吃点苦头。但是他不便公然指摘巡抚，让朝廷疑心他有意袒护藩司，所以措词甚难。
这位学政未曾中举成进士以前，原学过刑名，想了半天，从巡抚原奏的“亲见”二字中，欣然有悟，随即提笔复奏，他说他丁祭那天，虽也在场，但无法复查这一案，因为他“位列前班，理无后顾”，不知道藩司失仪了没有。
就这轻描淡写八个字，军机大臣一看便知道，是巡抚有意找藩司的麻烦，因为行礼时巡抚也是跪在藩司前面，如何知道后面的藩司失仪？照此说来，是巡抚先失仪往后面看了，才发现藩司失仪。结果两个人都有处分。
原被告各打五十板，自然是原告失面子，被告虽受罚，心里是痛快的。
“这真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吴委员说，“坏在那巡抚的幕友不能痛切规劝。”
“这话说中了症结所在。”秦寿门向王有龄看了一眼，“我辈既蒙东家不弃，处事自有必不可摇的宗旨，一时依从，留下后患，自误误人，千万不可。只是忠言往往逆耳，难得有几位东家没有脾气。”
“老夫子请放心！”王有龄急忙表明态度，“我奉托了老夫子，将来刑名方面，自然都请老夫子做主。”
“有东翁这句话，我可以放心放手了。今天我借花献佛，先告个罪，将来要请东翁恕我专擅之罪。”
说着他举杯相敬，王有龄欣然接受，宾主如鱼得水，在座的人亦都觉得很愉快，轰然祝饮，闹过一阵，重拾中断的话题。
“现在要谈有事不可怕事。”吴委员提高了声音说道，“索性也请老夫子举例以明之。”
秦寿门略略沉吟了一下说：“有事不可怕事者，是要沉得住气，气稳则心定，心定则神闲，死棋肚里才会出仙着。大致古今律法，不论如何细密，总有漏洞，事理也是一样，有时道理不通，大家习焉不察，也就过去了，而看来不可思议之事，细想一想竟是道理极通，无可驳诘。所以只要心定神闲，想得广、想得透，蹈瑕乘隙，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亦并不难。刚才提到‘钉封文书’，我就说个钉封文书的妙事。在座各位，”他看着王有龄问道，“想来东翁一定见过这玩意？”
“见过。”王有龄答道，“原来钉封文书，用意在示机密，亦不光是州县处决犯人非受领钉封文书不可，访拿要犯也用钉封文书。久而久之，成为具文（1），封套上钉个‘瓣’，用细麻绳一拴，人人可以拆开来看，最机密变成最不机密，真正是始料所不及！”
“一点都不错。这件妙事，毛病就出在‘人人可以拆开来看’上面。钉封文书按驿站走，每经一县，都要加盖大印。公事过手，遇着好事的县太爷，就拆开来看一看依旧封好。有这么一位县太爷，鸦片大瘾，每天晚上在签押房里，躺在烟铺上看公事。这天也是拆了一封钉封文书看，迷迷糊糊，把那通文书在烟灯上烧掉了--”
这一下，那县太爷才惊醒过来，烧掉了钉封文书，是件不得了的事！急忙移樽就教，到刑名师爷那里求援。
“封套在不在？”那刑名师爷问。
“封套还在。”
“那不要紧！请东翁交了给我，顺便带大印来。”
县太爷照办不误，等封套取到，那刑名师爷取张白纸折好，往里一塞，拴好麻绳，盖上大印，交了回去。
“交驿递发下一站！”
“老夫子，”县太爷迟疑地问道，“这行吗？下一站发觉了怎么办？”
“东家，请你自己去想。”那刑名师爷说，“换了你是下一县，打开来一看，里头是张白纸，请问你怎么办？”
秦寿门把那个故事讲到此处，不需再往下说，在座的人应都明白，显然的，有人发现了是张白纸，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多事退回去。因为倘或如此，便先犯了窃视机密文书的过失，这与那学政的“位列前班，理无后顾”八字，有异曲同工之妙。
“刑名虽是‘法家’，也要多读老庄之书，才能有些妙悟。”王有龄感叹着说，“人不能有所蔽，有所蔽则能见秋毫，不见舆薪。世上明明有许多极浅显的道理，偏偏有人看不破，这是哪里说起？”
这番议论一发，便把话题引了开去，闲谈到夕阳衔山，方始散席，依旧荡桨回城。第二天请钱谷师爷杨用之，在西湖里的一条画舫上设席，陪客依旧是胡雪岩和周、吴两委员。
由于阜康钱庄创设以后，预计是要用湖州府和乌程县解省的公款作为资本，这与钱谷师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胡雪岩对杨用之特别笼络。杨用之赋性忠厚老实，是最容易对付的人，以胡雪岩的手腕，把他摆布得服服帖帖，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其实胡雪岩的手腕也很简单，凡是忠厚老实的人，都喜欢别人向他请教，而他自己亦往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地语言无味，他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味似的，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语，引申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投机而成至交。
杨用之的本事不怎么好，但以他的性格随和，所以交游甚广，加以遇着胡雪岩，不知不觉地提起了谈兴，讲了许多时人的轶闻，最后谈到湖州府的人物，他提起一个人叫钱江，问王有龄认不认识。
“我听说过他，是湖州府长兴县人，曾跟我们福建的林文忠公，一起遣戍伊犁，由此出名。听说他是个奇士，想来林文忠公所赏识的人物，总不会错的。”王有龄问道，“怎么老夫子忽然提到这个人，莫非有他的新闻？”
“也好说是新闻。不过这条新闻，与各州县利害关系甚大，还不知道朝廷的主张如何。”
“喔，要请教。”
“这要从一位达官谈起，雷以诚其人，东翁总知道？”
“知道。”王有龄说，“此公湖北人，以左副御史会同河道总督巡视黄河口岸。前些日子看邸抄，说他自请讨贼，现在募了一万人，驻军江北高邮，扼守扬州东南，很打了几场胜仗。”
“是的，钱江就在他幕府里。”杨用之说，“有兵无饷，仗是打不下去的。朝廷的宗旨，反正只要你能募兵筹饷，自己去想办法，无不赞成的。听说钱江现在为雷军画一策，在水陆要冲，设局设卡，凡行商经过，看他所带货物，估价抽税，大致千取其一，称为‘厘捐’，除了行商，当地店铺亦照此抽税。收入颇为可观，听说各省都有仿照的意思。只是此法病商，朝廷或者不许。”
杨用之所谈的新闻，以及认为在创议中的“厘捐”会“病商”的见解，恰好给了王有龄一个机会，聘用刑、钱两幕友，他跟胡雪岩曾仔细谈过，刑名是外行，非倚托秦寿门不可，所以先要考一考他的本事。钱谷则王有龄自己就很精通，但幕友的传统，向来独立办事，不喜东家干涉，平和的还表面上有所敷衍，专断的根本就置之不理，所以胡雪岩设计，由他自己用感情来笼络杨用之，而王有龄则要拿点本事给他看看，这样双管齐下，让杨用之怀德畏威，把他收服，才能指挥如意。所以王有龄听了他的话，觉得不妨趁此机会，展示所学。
“‘病商’恐未必！”他一开口就是辩驳语气，“本朝的赋税制度，异于前代，一遇用兵之时，必须另筹军费，以我看，开办‘厘捐’，比较起来，还不失为利多害少的好办法。”
这笼统一句话，是做文章的一个“帽子”，王有龄既有炫耀之意，便得从头讲起。自古以来，国家岁收的主要项目，就是地丁与钱粮，明朝末年不断“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庄稼人苦得要死，到最后只好弃地而逃，此为“流寇”猖獗，终以亡明的一大关键。
清兵入关，到圣祖平定三藩之乱，始得奠定国基。鉴于前朝之失，颁发“永不加赋”的诏令，此为清朝的一大仁政，亦为异族得以入主中原的一大凭借。后世诸帝，对圣祖的这个诏谕信守不坠。此外国家岁收，还有关税、盐课两项，但地丁占岁收总额的三分之二，既有永不加赋的限制，则岁收就有了定额。风调雨顺、刀兵不起的太平岁月，固然可以支应，但一遇用兵，额外的军费负担即无着落，倘或水旱年荒，一面要减免丁漕，一面要办赈济，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又如何应付？再加刀兵水旱一齐来，火上加油，两面发烧，更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有两个办法弥补，一靠平时蓄积。”王有龄从容议论，“虽然天子富有四海，国家收入与宫廷收入，还是有区分的。这个制度从汉朝就很完备了，‘大司农’掌国家度支，‘少府’管天子的私财。私财有余，国币不足，国家必乱。宋太祖平服十国，所得金银珍宝虽输于内府，但另行封存，称为‘封桩银’。他的打算是积到相当数目，要把‘燕云十六州’买回来。可惜徽宗不肖，以内府所积，用来起‘艮岳’（1），才有金兵入寇之事。前明更不必说，户部穷得要命，宫内蓄积如山，到最后，白白便宜了‘流寇’。本朝就不同了，蓄积于国库而非内务府。”
接着王有龄便举了几个户部存银的数目，康熙四十八年到过五千万两，最后剩下八百万两，但雍正十三年的极力整顿，到乾隆即位时，库存到了前所未有的六千万两的巨数，以后乾隆四十六年，到过七千万两。但嘉庆以后就不行了，到道光朝更是每况愈下。
“先帝崩逝当时，户部存银八百万两，这三年来的数目不详。洪杨军兴以来，用财如流水，想来现在正是开国以来最穷的时候。”
这一番夹叙夹议的谈论，不但周、吴等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就是杨用之也觉得长了一番见闻。钱谷一道虽是他的专业，却只了解一隅之地的财政，朝廷大藏，十分隔膜，现在听王有龄讲得头头是道，心里便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位东翁，莫道他是捐班出身，肚子里着实有些货色。
他想到了王有龄的出身，王有龄恰好也要谈到捐班，“弥补国用不足，再有一个办法是靠捐纳的收入。”他说，“捐官的制度，起于汉朝，即所谓‘纳赀为郎’。此后历代都有，但不如本朝的盛行。”
接着，王有龄便细谈清朝捐纳制度演变的经过，以及对中枢岁收的关系。捐纳实缺虽由康熙为三藩之乱，筹措军费而起，但至雍正朝即成为“常例”，捐纳收入几为国家岁收的一部分，只是比例不大，平均总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捐例之滥，始于嘉庆朝，它的收入常为岁收的一半，嘉庆七年那一年，更高达岁收总额百分之八十以上。
“捐例一滥，其弊不可胜言。”王有龄泰然说道，“我自己虽是捐班出身，但也实在叫我无法看得起捐班的。只要有钱，不管什么胸无点墨的人，都可以做官。做官既要先花本钱，那就跟做生意一样，一补上实缺，先要捞回本息。请问吏治如何澄清得来？”
“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吴委员说，“赴试登进，自是正途，但‘场中莫论文’，要靠‘一命、二运、三风水’，所以怀才不遇的也多的是。捐例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有个发挥机会，不致埋没人才，也是莫大功德之事。”
这是在暗中恭维王有龄，他当然听得懂，而且也不必客气，“像兄弟这种情形到底不多。”他说，“纵有一利，奈有百害何？如今为了军费，越发广开已滥的捐例，搞得满街是官，那还成何话说！”
“东翁见得极是。”杨用之倒是真的心悦诚服，所以不自觉其矛盾地改了论调，“本朝的商税，原就不重，杂赋中的牙帖税、当税、牲畜税以外，买卖的商税，只有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的‘落地税’，也就是‘坐税’。至于货物经过的‘过税’，只有关税一种，如今酌增厘捐，亦不为过。”
“就是这话罗！”王有龄口中这样在说，心中却已想到厘捐是否亦可在浙江开办。
一场议论，算是有了结果。胡雪岩换了个话题，他很佩服钱江，所以这样发问：“杨老夫子可识得那位钱先生？”
“你是说钱江？”杨用之答道，“我们不但认识，而且还沾些亲。他字秋平，又字东平。祖上曾做过山东巡抚，他老太爷也在山东做过官，此人从小不凡，样样聪敏，就是不喜欢做八股文章。”
“那怎么称做‘奇士’呢？”吴委员笑道，“像这样的人，必是不中绳墨，别有抱负的。”
“他还有一策，现在各省都已仿行。”杨用之忽然看着胡雪岩说，“雪岩兄大可一办！”
“请问，办什么？”胡雪岩愕然相问。
“也是钱东平的主意，请旨预领空白捐照，随捐随发，人人称便，所以‘生意’好得很。”杨用之笑道，“本省亦已照样进行。雪岩兄大可捐个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