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洛克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还写过专门的经济学著作《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但是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的哲学观念：用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用个人主义反对封建陈规，用私人财产的天然性和绝对性反对任何侵犯私人财产的企图，用劳动形成财产权利的理论反对一切封建的财产所有权的形式，如分封制和世袭制。
不仅如此，洛克还实现了近代哲学的一次重大转折，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新人”形象，从而为后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奠定了观念上的前提。中世纪的思维范式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在上帝面前，人是有罪的，自然的本质是虚无。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经过培根的归纳，上帝被自然化和物质化了，人们的思维重心从缥缈的天国回归现实的自然。由于新教的兴起，教会的权威下降了，代之而起的是“君权神授”的专制民族国家。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人们总的思维倾向是，背靠国家，面向自然，谋求世俗利益。其典型表现就是地理大探险、重商主义和霍布斯的理论。
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使世界近代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它向世人宣告，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不仅能够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而且还能够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在此以前，资产阶级还必须依附于专制君主，安于现存社会秩序，追求世俗利益。如托马斯·孟，他始终认为资产阶级式的商人们是在为国王服务，这充分说明这时的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历史地位和价值缺乏自我认识。直到大革命前夕，代表资产阶级的议会还对国王抱有期望，希望国王体恤下情。
英国革命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与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矛盾，革命的成功又显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于是，历史深处的个人主义开始苏醒。时代的思维重心也从自然转向人，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洛克深刻描述了作为资产阶级的个人的典型特征，确立了一套天赋而不可取消的个人权利，用以限制社会的职权，并把这些权利树为防止对私人的自由和财产进行干预的屏障。洛克不承认思维自身有“天赋观念”，而坚持一种彻底的经验论原则，即“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精辟地评论道：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
自然是人的对象，社会是人的契约，国家为人服务。这里的人不依附于君主，依靠独立自主的精神；不人云亦云，而依靠自己的直接感受；不依靠祈祷获得生活的答案，而依靠自身的理性。他追求世俗利益和金钱，并在这种追求中实现社会的和谐和自身的伦理价值。这些观念构成洛克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
四、古典经济学的英国创始人
在15世纪以前，弗兰德是欧洲毛纺织业的中心。弗兰德的工匠们将从西班牙和英国进口的羊毛掺和在一起，生产出漂亮的横条花纹毛纺织品，其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然而，弗兰德的工匠十分嫉恨毛纺织品在农村的扩展。根据城市毛纺织品行会的规则，只要在村子里发现织机和其他毛纺设备，一律没收、烧毁。受到这种压迫的农村师傅为了求生，只好移居他国。而在当时，英国是一个理想的去处。1565年，伊丽莎白一世就亲自签发特许证，允许来自弗兰德的30名毛纺织工到诺里奇定居并从事他们喜欢的行业。1669年，移居到英国的荷兰人乔治·埃利奥特解决了当时毛纺织品上光的难题，大量白色的毛纺织品被送往伦敦，在专门开设的东印度公司的工场里染色、上光。
因此，到了17世纪，毛纺织业成为英国“王国的产业”。毛纺织业分布在无数大大小小的村庄和镇子里，与农业生产同时进行。在村子里，几乎家家都传出纺车吱吱转动和织布机的声音。家庭全体成员都参与生产，母亲和女儿纺线，儿子梳理羊毛，父亲坐在织布机旁织布。生产出来的半成品在集镇上卖给纺织工场，由工场进行最后加工。纺织工场定期将原料和辅助设备分发给农村家庭，人们把这种生产方式称为“师傅纺织场”制。
毛纺织业的兴起使耕地变为了牧场，这即是著名的“圈地运动”。而圈地运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小生产者脱离土地，成为无业游民，继而成为廉价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通过毛纺织品出口，又积累起大量的原始资本。同样重要的是，它为正在蓬勃兴起的家庭手工业与工场手工业造就了广阔的市场。马克思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总结是：
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演进，经济学家的思维重心也开始转移，生产取代了交换，价格概念让位于价值概念。于是，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门口，出现了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1623—1678）出生于英国一个小毛纺织作坊主的家庭。由于家境不佳，他14岁就出外谋生，当过海员、小商人、手工业者、英语和航海学的教员、发明家、医学教授、音乐教授等等，丰富的阅历使配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
1656年，善于钻营的配第当上了首席执政官奥列佛·伦威尔之子、爱尔兰英军司令亨利·克伦威尔的私人医生，这为配第打开了财富之门。1657年，爱尔兰人反对英国压迫的起义被镇压之后，配第受命领导分配爱尔兰土地的专门委员会。通过这个委员会，配第侵占了近5万英亩土地，成为英国最大的地主之一。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也没有损害配第的私人财产。因为配第以为共和国服务的同样热情参与了复辟王朝的工作，由于他在统计学方面的才华，他又被任命为查理二世的爱尔兰土地测量总监，并借机大大扩充了他的财产。此后，配第创办过渔场、冶炼厂等企业，到晚年他已成为一个拥有27万英亩土地和大量资本的新贵族。就个人品德来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配第是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36，但这并不妨碍配第成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学之父”。
配第和霍布斯是同时代人，1643年前后两人结识并保持了长期的通信来往，霍布斯的思想对配第有多方面的影响。霍布斯的理论从人的本性开始，以具有无限权利的主权者——国家为归宿。而配第的经济学理论是把霍布斯的终点当做起点。他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赋税论》（1662）就是从国家开始，政府和国家的公共经费是他研究经济问题的重心所在。按照配第的说法，财富的创造主要是为了国家，国家的实力与财富的数量是成正比的。因此租税的征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府征收租税的目的不应该是奢侈和享乐，而应该是刺激贸易和工业，增加整个国家的收入。配第与霍布斯相似，强调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私人的财产，个人也应该对国家的开支作贡献，所作贡献的大小应按照财产的比例来计算。租税的安排不应该使财富的相对分配状况发生变化，也就是说，租税的安排不应该影响整个社会的财产所有权的基本结构。质言之，不应该影响私人占有制。
不管租税多么沉重，如果它对所有的人都按适当比例征收的话，则任何人都不至因负担租税而使财富有所损失。
这段论述的真实含义是，国家财富的增加要以稳定和保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前提。在配第看来，如果向工商业者收税，把货币及其他财富重新分配给那些不生产对社会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的人们，那么社会的财富就会减少。因此，税收的基本原则应该有利于“财富和财产从占有土地而游手好闲的人手里转移到聪明而勤勉的人手里”，即转移到产业资本家手里；反之，则被认为是最坏的租税。39在配第的时代，封建社会正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艰难地转变。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财政税收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英国革命正是以税收问题的争论作为起点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土地所有者到处都对立法有显著的影响，在英国甚至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就会被利用来欺诈整个租地农民阶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为了加速资本原始积累，需要改革原有税制，使国家的税收体制向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倾斜。
为了弄清税收的来源，配第对财富及其创造做了较深入的分析。他冲破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狭隘观念，而认为构成本国所有财富的不仅仅是货币，而且还有土地、房屋、船舶、商品、家具、器皿及货币等。配第指出，国家政权不可能自动生产财富。作为租税来源，只能是水陆两地的直接产物，或是人们花在水陆两地的劳动、技术及资本所产生的收入。于是，配第给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 针对当时尚时兴的重商主义思潮，配第指出：
（商人）只不过是互相以贫民劳动为赌注的赌徒；他们除了充当促进国家的血液和养分（即农业及工业的产品）循环的静脉和动脉之外，本身什么也不能生产。
货币当然也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金、银、珠宝不易腐朽，也不像其他物品那样容易变质，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然而酒品、谷物、鸟肉、兽肉之类的东西尽管很多，它们却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用现代的语言来说，金、银、珠宝与其他商品相比，在使用价值形态上更有耐久性，而在其他方面，金、银、珠宝与其他商品相同，它们一起构成社会财富的总体。这些观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它从正面冲击了唯有货币才是财富、贸易是财富之母、国家是财富之父的重商主义观念，将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流通转向生产，从货币转向商品。马克思精辟而简明地说明了这些转变的意义，他指出：
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变，要求研究方法也随之转变。这种方法不应该以某个领域，如以外贸为对象，而应该以整个社会经济为对象。因为根据配第的基本思想，社会的整个物质生产领域都是财富的源泉。这种方法不应该像重商主义那样仅仅满足表象和经验的描述，而应该深入到社会机体内部，找到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因。
作为英国经验主义的继承者，配第十分熟悉培根的著作。培根关于人体和国家之间的类比研究，给配第以深刻的启发：
弗兰西斯·培根爵士在其所著《学术的进展》一书中，曾从许多方面把人体和国家做了恰当的对比，也把保持这二者强健的方法做了恰当的对比。解剖学是前者的最好的基础，也是后者的最好的基础，这种说法是十分合理的。
于是，配第将他的经济学方法称为“政治解剖”。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解剖，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才能认识社会经济的“匀称、组织和比例关系”。虽然这种解剖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给予事无巨细的研究，但足以了解主要问题。如同“虽然不能分清淋巴管、神经丛、脉络膜，睾丸中的血管组织，却也足以找出肝、脾、肺的位置了”。
然而，在配第看来，政治解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因为社会经济的事实最终都必然归结为数量概念。因而，配第对他的方法做了这样的说明：
用数字、重量和尺度的词汇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问题，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
配第将这种方法称为“政治算术”。这样，政治解剖从质的方面，而政治算术从量的方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做了极富特色的分析。如他在《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以每所房屋拥有的火炉烟囱数为指标，出色地说明了17世纪爱尔兰财产上的不平等。据他的统计，在爱尔兰的20万住户中，有16万户根本没有固定的烟囱，2.4万户只有一个烟囱，1.6万户有两个以上的烟囱。这些资料证明，爱尔兰居民中约有75%的人没有固定的火炉，过着贫穷的生活，但他们却完成着国内生产的全部工作。而有两个以上烟囱的房屋主人大都做着使本国居民破产的行业，如放高利贷、降低铸币成色、税务承包等。这些人的工作就像赌徒的事业一样，不会增加任何社会财富。
配第指出，他的著述就是要解决国家如何获得安全和富庶，即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在他看来，只有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才能增加税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