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比较国内各大地区，长三角地区有区域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主要是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重化工业，包括纺织、服装、皮毛羽绒（皮革）、文教用品、化学工业、化学纤维、橡胶制品、塑料工业、钢铁工业、金属制品、普通机械、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电子设备、仪器仪表以及其他制造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1997）。依靠在这些制造业方面的强势，长三角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而上述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上海开始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是长三角地区在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不仅没有动摇，而且获得了进一步的加强。长三角地区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自己在中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也就是说，通过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诸如纺织、服装、化学纤维、皮革、文教体育用品、普通机械等产出重心从上海转移到了周边的浙江和江苏地区。从而使得长三角在整体上依旧保持甚至强化了它在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地位。
四、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府行为
有关产业竞争系数的测算和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内部发生了明显的产业转移。这是一个客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不仅如此，资料显示，在这一期间，上海地方政府部门的行为，也证明了上海和浙江之间的产业转移的发生。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地方政府主管工业的部门根据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竞争力不断弱化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一个“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工业发展战略，将一些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定位于“有所不为”产业，决定放弃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等和上海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周边地区发展同类产业打开了产业转移的大门。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被上海认定为“有所不为”的产业或产品，几乎都是浙江制造业的强势产业和产品。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上海和浙江之间的产业转移，是上海有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自觉行为，就像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那样。事实上，这是一个互动行为的结果。首先，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上海和长三角其他地区（江浙地区）之间在微观层面上广泛进行的以技术经济合作为载体的技术转移（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之间），使得上海丧失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在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长三角地区产业经济的增长发动机事实上已经转移到了江苏和浙江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有关方面对此作出的战略调整的反应，是对这种既成事实的追认，它有助于促进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推进，也有助于产业转移的进一步深入。
第三节有关浙江和上海之间产业区域转移的进一步分析
在上一节，我们主要从“产业”的层面，或者说是两位数的产业层面论证了浙沪间事实上存在的产业转移关系。为了深化我们的观点，我们进一步深入到“产品”的层面，即三位数产业层面来进一步证实这种产业转移的存在。在国际上，形象地描绘了产业国际转移现象的是赤松-小岛清的“雁形形态论”。我们将要看到，上海和浙江之间的产业转移形态，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雁形形态”。
横轴为时间轴T，Y轴为某一产品（产业）（我们设其为C产品）产值或产量（可以用绝对值表示，也可以用相对值表示，如占全国的相对份额，或市场份额）。我们可以看到在T0-T1期间，C产品（产业）在A地区经历了其发生、发展过程，在T1-T2时期，C产品进入了衰退的过程，而就在A地区C产业出现衰退期间，即T1-T2期间，C产业开始在B地区崛起，开始了在B地区的发生、发展过程。这样，C产业在A地区和B地区先后继起的发生、发展和衰退的发展过程，我们称为产业区域转移。即随着时间的推移，C产业的发展中心，从A地区转移到了B地区。从图形上看，C产业在A、B地区先后继起的发展，就像先后起飞的大雁，A地区是C产业发展的头雁，B地区是C产业发展的第二只雁。
我们以上海和浙江纺织品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证明，在上海和浙江之间存在着产业转移的雁形形态。上海和浙江在1981-2003年间纺织品（棉布）产量的市场占有率（产量在全国所占比）的时间序列数据。
由表9‐7可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的纺织品（棉布）产量绝对产量（产出）和相对产量（国内市场占有率，我们用占全国产出之比来表示）都在不断下降，即从1981年的11.6%下降到2003年的0.48%。与此同时，浙江虽然在某些年份有些反复，但大致的趋势是在不断上升的。即从1981年的3.59%上升到2003年的12.1%。为了排除短期景气波动的影响，更准确地描绘出上海和浙江纺织品（棉布）产量之间此长彼消的关系，我们对有关数据进行了五年移动平均处理。
不难发现，1980年到2003年期间，上海纺织品的国内市场份额（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而浙江纺织品的市场份额则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在1990年前后，浙江的纺织品市场份额超过了上海。由此证明，在沪、浙之间存在着一种“雁形形态”。不仅如此，从图9‐7中我们还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的纺织品相对产量也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
这种趋势是符合“雁形形态”的发展过程的。
不仅沪浙之间在纺织品发展上具有这种“雁形形态”，上海和浙江之间在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在普通机械和电机电子产业上，如“缝纫机”和“电视机”等产品发展上也呈现出发展阶段上的先后继起的“雁行状态”。图9‐7表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的缝纫机产业开始进入徘徊和下降的局面，表现为市场份额的不断下降。而同时，浙江的缝纫机产业则进入持续上升的时期，其市场占有率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超过上海。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电视机产业上。图9‐8表明，上海电视机产业的衰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海电视机产量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占全国的比重）从11%下降到2%。而同一时期，浙江电视机产量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则从4%上升到8%。
由于上海和浙江之间在空间距离上互为邻域，经济联系紧密，上海和浙江在制造业的诸多产业领域方面的这种先后继起的“雁形形态”，再次充分证明了沪浙之间存在着产业区域转移。
第四节沪浙间产业转移的原因和路径
一、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原因
沪浙间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一）要素结构的变化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虽然中国要素禀赋的特点是劳动力要素资源充沛，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从中国国内区域比较的视角来说，上海并不具有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前，甚至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主要产业还是集中于纺织、服装以及文教用品、普通机械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1）中国处于计划经济的状态，资源配置不是根据其稀缺程度由市场决定，而是由计划安排决定，因此不能准确地反映要素资源的稀缺性；
（2）中国，包括长三角地区从整体上讲，仍处在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阶段，即工业化发展的初期或中期的发展阶段，工业发展受资本和技术资源稀缺性的约束是非常明显的，即便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普通机械等，相比农业和手工业，也是如此。
再加上，即便同为纺织、服装、普通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的档次不同，受资本和技术资源的约束条件也不同。从中国国内来说，改革开放前，乃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尽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有主导地位，但比较中国国内其他地区，包括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上海在产业的升级链上依旧是居于前列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显着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上海周边地区的江苏和浙江的农村工业化进展很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转移到制造业领域，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制造业，特别是一些不太需要大量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就是受技术和资本资源约束程度较低的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边际成本趋于下降，进而提高了周边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而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行政区壁垒，使得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的上海企业不能通过自由地使用周边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开始向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转移。
（二）市场体制的改革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市场改革，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的区域转移还是不可能发生。但是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特别是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价格逐渐放开，以及市场的逐步形成，由产品的市场价格所反映出来的区域要素禀赋的结构差异，以及反映这种差异的区域比较优势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
不仅如此，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由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地区差异，以及市场化改革的产业差异而引起的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的制度成本的差异，对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特别对上海和江苏、浙江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开端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使得上海周边地区的江苏和浙江在相当长一个期间内，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要快于上海。
另一方面，中国以放开价格为代表的对产业管制的撤除，或者说，分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基本上也是按照农业、轻纺工业（主要指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重化工业这样的顺序展开的。这就出现了如下的情况：浙江、江苏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群已经开始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运行了，而上海的国有企业依旧难以从计划经济的体制束缚中解脱出来，然而，由于面临的市场的同一性，即无论江苏、浙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上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是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且这个市场（以轻工、纺织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市场）已经较早地市场化了，这样上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就面临着不断加大的制度摩擦的困扰，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成本的提升。比如说，在江苏和浙江地区，随着产品市场的形成，要素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乡镇企业在劳动力的雇佣方面也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但是，在上海几乎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即便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市场化的国内市场，其所在地上海区域性的要素市场迟迟不能形成，当然也不能从邻近区域雇佣更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国有企业在企业用工方面、在工资决定方面都还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再加上，上海的国有企业在企业体制及其内部管理体制上，都还没有脱离计划体制的束缚，由此带来的对外部市场环境的不适应和制度摩擦，形成了上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高昂的制度成本。这种制度成本使得上海企业的竞争优势受到了进一步削弱。
（三）资源互补型的区域经济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开始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苏和浙江。然而从竞争优势的转移到产业转移，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上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向江苏、浙江转移？
我们首先从上海和江苏、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分析入手。在分析上海和江苏、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时，一种说法认为这两者是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或者说，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的增长极，这种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是很“流行”的。①但现在看来，中心-外围说，或增长极理论已经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上海和江浙地区从要素流动的角度讲是一种“邻域互补”型或“邻域渗透”型的区域经济关系，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则存在着一种前后继起的“雁形形态”。
构成上海和周边地区（江苏、浙江）的邻域互补型区域经济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外部环境的连续性（非二元性）和内生要素资源的互补性。
1.空间距离上的连续性
浙江、江苏和上海在地域上的互为邻域，空间距离的接近，使得两地间的要素和商品流动的边际成本走低。区域经济学和区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清楚地表明了区域之间的贸易量和要素流动量，可以用一种类似万有引力定理的模型来说明，即这种流动量大小是和两区域的距离成反比，和它们之间的经济能量成正比的。
2.传统社会文化上的连续性
上海和其周边的江浙地区，不仅在经济地理上同属一个区域，即同处长三角地区，具有共同的区位地理特征，而且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由此形成了无所不在的高密集度的民间社会联系网络。这种主要由各种民间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内生出来的要素流动网络，构成了转型经济时期上海和包括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之间要素互动交流的主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