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浙江、江苏的企业进驻上海，以及有如此多的浙江和其他地区的资本流入上海，除了在本节开头谈到的原因之外，对企业来说，在短期内产生较大“诱惑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上海的整体区域经济优势和区位优势。上海市场容量大，国际化程度高，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上海的这种区域经济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带动作用、对外资和各种资源的集聚作用更加显现。此外，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长三角的门户和中心城市，上海的区位优势也是浙江等周边地区所不能拥有的，这种得天独厚的区域经济优势和区位优势，再加上由历史形成的上海作为地区品牌优势，对浙江和长三角企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许多浙江企业到上海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上海独特的资源优势，开拓新的领域，求得新的发展。
如浙江德力西集团进驻上海两年，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多家外国企业接触，寻求国际合作，这在德力西的原驻地浙江乐清是不可能做到的。原在宁波的杉杉集团将企业总部迁到上海后，利用上海的人才条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运作都取得了成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上海并不具有优势，比如原驻地在浙江永嘉的报喜鸟西服每件制造费在上海生产要比在永嘉高出5%~10%，但是在上海获取信息的成本低、国际化程度高、服装款式更新快，而且还能利用上海的产地品牌。这是永嘉不能相比的，增加的效益高于增长的成本，报喜鸟在上海的发展大大强化了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其次，上海的政策和服务优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实行积极引进内资的战略。近年来，上海几乎所有区（县）和乡镇领导都到过浙江，各级各部门领导纷纷走访浙江、江苏的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动员它们去上海投资。与此同时，上海还以雄厚的财力为基础，实行“放水养鱼”的政策。如在用地方面，采用集体土地使用权合作方式出让给外来企业，青浦县以每亩2万元的价格租给外来投资企业，用地企业再每年每亩向其支付1000~2000元作为合作回报。这样，对土地虽然只有使用权，但对生产企业却是非常实惠。
在税收方面，上海实行所得税“二免三减半”；增值税留地方部分，根据不同情况，将50%~80%以奖励形式返还给企业。投资兴办企业手续方便，快的当天办好，不花分文。上海对企业家的生活和待遇也照顾得很周到：外来大企业（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的配偶、子女可申办上海市常住户口，免征城市建设费；对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入学、借读、高考，以及外来企业在上海购买商品房也有周详的优惠政策；政府对外来企业有求必应，服务周到而规范。
第三，上海的产业集聚优势。目前上海有外资企业2万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中的50%已进驻上海，外商机构1046家，外国金融机构200家，外国驻上海总领事馆30多家。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上海的投资企业有15万多家，全国大型企业集团几乎都在上海设有子公司（有的集团公司总部已迁往上海）。上海已经成为全国资金、人才、技术、信息的集聚地，由此产生的外部经济效益，对包括浙江在内的周边地区企业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第六节浙江企业转移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内部的“雁形状态”
浙江企业转移上海和上海向浙江的产业转移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分析浙江企业转移上海的动机和目标模式中可以找到线索。根据我们的研究（陈建军，2002），浙江企业现阶段的产业区域转移主要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市场导向，即为了扩大市场。资料表明，上海生产的商品40%左右是销往江苏、浙江的，江苏工业产品的30%、浙江工业产品的20%是销往上海的（洪银兴，2003）。如果再考虑浙江农业产品、浙江建筑业在上海的市场份额等，可见上海市场对江浙经济以及江浙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仅如此，考虑到上海在中国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占领上海市场就意味着能提高企业在全国乃至国际的知名度，有利于对全国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因此，对浙江企业来说，上海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浙江企业投资上海，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开拓和扩大企业在上海市场的份额，或者进一步以上海为跳板，开拓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第二是资源利用。浙江企业投资上海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利用上海的资源，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上海的区位资源。上海对浙江的区位优势构成了上海的区位资源，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的国际化挑战之时，上海的区位优势就更加明显，要想利用这一资源，进军上海，在上海投资办企业或建立企业的分支机构或功能中心，甚至将企业总部或整体迁往上海是一个选择。（2）上海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资源的优势。包括：①政策环境，如上海地方政府提供优惠的政策，以及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②企业集聚的外部性，如马歇尔所述；③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④法制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方面的优势。（3）上海的人才资源和技术资源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上海具有的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上面。
由此可见，浙江企业向上海的产业转移和经典意义上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等发达国家向亚洲NIES等中进国和地区，以及日本、亚洲NIES向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产业区域转移）有相当大的区别。浙江企业向上海的转移，不是因为上海有比浙江更为低廉的劳动力，也不是浙江企业对上海的“小岛清”意义上的“边际扩张”，而是为了开拓上海市场和利用上海的资源。
20世纪90年代后期浮出水面的浙江企业向上海的产业转移和浙江企业更早期间的做法有一脉相承之处。早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乡镇企业就通过种种方式和上海的国有企业展开各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利用上海的技术资源和经营资源优势，来克服自己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上的瓶颈，这种方法延续至今。另一方面，由于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的实力等都与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浙江企业在获取上海的资源和开拓上海市场方面，也不再采用过去利用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以及和上海企业“横向联合”、“协作办厂”的模式，而是更多的是采取进入上海、贴近上海的资源利用模式，但是其目标和20世纪80年代依旧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浙江企业进入上海的以制造业企业为多；第二，绝大多数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都是将企业的部分功能转移到了上海，或者是在上海设立子公司，或者是设立职能中心，如将研究开发部门、对外贸易部门等转移至上海，而将企业的主要生产基地留在浙江，以此来达到将上海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的企业发展目标。甚至是将企业总部迁移到上海的浙江企业，着名的如宁波“杉杉集团”、平湖“茉织华集团”等，也没有放弃在浙江的发展基础。相反，这些企业在转移上海获得成功之后，又扩大了其在浙江的企业规模。
以上是从微观层面，即从企业发展的层面描述。将这些企业行为整合、投射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层面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浙江企业投资上海，以及我们所谓的浙江企业向上海的产业转移，或者说跨区域发展，其最终结果还是诱导上海的技术和经营资源向浙江移动。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和上海之间的要素资源的流动趋势是一致的。而这种现象的本质，就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就是产业转移，是上海向浙江的产业转移。
因此可以认为，浙江向上海的产业转移是一个二元经济现象，从外在表象上看，是浙江的资本、人才向上海流动。而事物的本质，则是以技术转移为主要载体的上海向浙江的产业转移。浙江向上海移动的是企业家资源，以及与此相配套的资本和劳动。这些流向上海的企业家资源的目标和使命表现在：他们在促进上海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上海和浙江的产业分工，加快上海向浙江的以技术和其他经营资源转移为主要载体的产业转移。
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产业转移也就有其内在规律性。
就像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整体看来，在长三角内部、在上海和浙江、江苏之间的产业联系，存在着某种形态的“雁形形态”。最明显的如纺织工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的纺织工业发展到鼎盛时期，地位雄居全国之首。由于要素条件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纺织工业开始在上海衰退，而上海周边地区的江苏和浙江接过上海的接力棒，成为全国纺织工业的领跑者。纺织业是这样，制造业的其他产业也是这样。
以上分析表明，浙江以及江苏企业转移上海的现象从本质上讲并没有改变上海向周边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长期趋势，而是进一步推进上海和浙江、江苏之间的产业分工，加快上海向浙江、江苏的产业转移步伐，并加快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浙江企业转移上海，或者说以上海指向的跨区域发展，对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资源，加快浙江经济发展步伐是有利的，对整个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