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地方化的合理性与新地方主义
强调当代地方化的意义，不仅是由于全球化的缘故；从公共物品和决策理论角度看，地方化也具有当然的合理性。Oates为地方政府的存在提出了一个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产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产品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量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Oates，W.F.，1972，p.35）在理论上，公共物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是指只能满足某一特定区域而非全国范围的公共消费欲望的产品或服务。地方性公共产品通常应由地方政府提供，理由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提供，将比由中央政府提供更具有效率性。施蒂格勒在《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中，对于为什么需要地方分权这一基本问题提出了两条公理：（1）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公众，能更好地识别本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2）地方居民有权对公共产品进行投票表决。这为地方分权和公民参与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当然，高层级政府依然有存在的意义，行政级别高的政府对于实现配置的有效性与分配的公平性目标来说，也许是必要的。对于解决分配上的不平等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磨擦这类问题，中央一级政府是一种适当的组织。施蒂格勒等人的“最优分权理论”还指出某些特定公共产品的供应职责应分配和指定给某级合适的政府，而该级政府则代表着该公共产品影响所及的那些民众。这样，地方化的主张就得到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地方的优势早就被学者们认同，而在这样一个政府以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时代，公共事务的复杂性特征使得地方的优势显得尤为可贵。这些复杂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和多个来源——“结构性的、技术性的，或源于责任分配的”。复杂性不可避免首先是因为政府行为与公共服务涉足的范围大大扩大了；包括了正式的各级议会及政府、各种准政府组织、委员会和伙伴合作机构等在内的大量组织都参与到服务供给中。其次，复杂性同时也导致了我们今天试图实现的公共领域目标面临的技术困难。修建学校、道路和医院以及提供清洁的水源、燃气、电力等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硬件”已经是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更不用说维持健康的社区、保障儿童早期成长的良好环境与正确的激励、确保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以应对全球化挑战并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等“软性”目标。最后，复杂性同时也反映在大量公共政策领域中的边界问题上；在今天，不同制度与部门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Stok‐er，G.，2004）。因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地方化才有了独特的意义：改革的路径并非要求地方的完全自治，也非想象中央政府可以掌控整个政府体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能够容许所有的机构都扮演积极角色的中央-地方关系。我们需要找到包含了将更多的民众纳入到公共服务的监督及复杂性问题的解决中来的方法（Stoker，G.，2004）。
当代地方化（新地方主义，new localism）仍然强调地方文化与社会的独特性，保持地方行政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和地方自治的权力；相对于20世纪早期的地方化，新地方主义还特别具有了针对行政国家的去中心化意味（而不是突出地方的独立地位），并突破旧的地方化关于权力分配的零和博弈的逻辑。
新地方主义观点不只是重新启用了地方自治和地方民主的概念，它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有实践性的启示；特别是，政策的重心应该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移。这是由于，新地方主义认识到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的驱动力量，具有基本和首要的地位。中央政府在确保疆域内的公正、平等、公共物品的集体提供方面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但新地方主义同样认可，地方治理机构由于在政策执行中的地方敏感性和社区领导能力方面的优势，在公共服务递送中具有优越性，因此可以在这方面成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新地方主义的倡导者们认为多样性、选择和地方差异应该在政策发展的核心层面有所体现（Pratchett，L.，2004）。并且，新地方主义的视野也完全不同于早期的地方化，这构成了当代地方化的另一个特点。经济的全球竞争性、公民身份的混杂现象使得地方化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换言之，当代的地方化是与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趋势同时发生并互相依存。20世纪90年代，西方还有学者提出“城市国家（citistate）的重生”，他们强调城市（地方）在以全球化生产、全球化消费和全球化资本为特征的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城市国家的重生由一系列相关因素所导致。（最重要的因素是）通讯已经是全球化和瞬时的，国际机场的可及性使得承运商可以在一天内实现货物在两个大洲之间的流动，这开启了大空间的市场，迫使低效率的制造商退出。”（Peirce，N.，Johnson，C.W.&；Hall，J.S.，1993，p.1）全球化的市场导致了城市在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上升。“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民族国家水平的宏观经济才可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的看法是一种偏见；事实上，全国的经济是区域经济构成的‘星座’。”（Ibid，P.2）学者们也强调城市的治理能力必须与全球化相匹配。“全球竞争和都市经济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决定了旧的对抗性方式是无效的和过时的。在美国，我们有许多对抗性的关系——劳工与企业，市与县等等。但这些东西在全球竞争时变得越发代价高昂。我们需要在大量的经济体中开启伙伴和协作关系的氛围。必须发展那种允许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以保持持续的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新机制。”（Wallis，A.D.，1996）显然这样的地方化需要遵循“思维要全球化，行动要地方化”（Andrew，C.&；Goldsmith，M.，1998）的原则。
正是由于地方化趋势由来已久的作用，也是由于地方化在这个时代的积极意义，众多的国家都推进了地方分权、地方政府改革，公民参与在地方层面上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如果说，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的直接冲击更多是政治层面的，那么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化趋势更直接地影响了行政权力和行政方式。全球化与地方化夹击下的公共行政和政治体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去中心化和多中心趋势。
2.4社会科学基本观念的解构
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全球化、地方化趋势与相关学术观念的变化是相互呼应的。在上述社会史的剧烈变化发生之前，民族国家、（中央）政府、具有现代理性和福特主义色彩的科层制在社会科学概念群落中居于稳定的中心地带，而民族国家则是其中的核心。社会科学诸学科的主要问题，诸如国家的功能、政治民主、社会福利、公共行政的效率与价值等均是围绕这些概念展开的，国家是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或落脚点。但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社会科学概念群、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工、以及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科学理性在观念史上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状态处于急剧转型的过程中时，关于社会科学最核心概念——国家的观念、学科分工的观念和现代性的学科理性观念也最容易被解构和重新建构。将观念史的演化与当代社会史的背景结合起来，将使得我们方便地觉察治理的理论针对性和学术视野。
2.4.1国家观念的解构
在社会科学分析对象中，国家曾经是最重要和首要的分析单位，被称为一个“概念容器”。如同没有绝对时空观的牛顿力学绝不可能一样，没有民族国家概念的社会科学也曾经是不可思议的。斯威特伐利亚合约奠定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地位，而在19世纪具有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民族国家成为了政治活动无需证明的空间领域，一切行使于（或影响到）社会、经济领域的政治权力均源自于国家。在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中，历史学研究特定国家的过去，经济学研究特定国家的市场，政治学研究特定国家的制度，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及公民社会也从属于特定的国家。
从20世纪前半叶开始，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对自由主义进行了有力的矫正，然而在古典的自由主义的王座动摇之后，国家在社会科学中的中心地位非但没有被动摇，反而有所加强。如前所说，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让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甚至较“看不见的手”更为强大；市场受到国家的强力制约，社会在国家面前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也正是在福利国家时期，公共行政的科层制发展到了鼎盛状态，在公共行政活动中，政府也是唯一的主体。这样，社会科学反而必须更加借重于国家概念。即使后来公共选择理论对国家和政府的能力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国家概念的地位也没有受到根本威胁；政府失灵论点驱动下的新自由主义还是为国家概念保留了位置。
20世纪后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全球和地方两个维度解构了社会科学核心概念的迷思，知识范式变革质疑了国家作为首要分析单位的合法性。在文化（文明）学派、年鉴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区域研究中，诸如文化、世界经济、国家体系、地区等不同的分析单位事实上替代了国家；如此，国家至少不再是唯一有合法性的首要分析单位。“这样一来，国家作为概念容器的自明性——这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既来自于研究个别的历史学又来自于更带有普遍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的分析性派生物——便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成为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华勒斯坦等，1997，p.89）在全球维度上，沃勒斯坦认为，现代的世界体系在经济方面进行了世界性分工，商品链如同网络一样覆盖了中心、边缘和半边缘地区，也形成了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而在政治方面，沃勒斯坦认为国家在世纪体系中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因为国家是世界体系的产物，国家体系（而非单个国家）的规则构成了一系列约束，限制单个国家的决策能力，其约束力程度取决于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国家间关系（江华，2008）。在地方维度上，新地方主义思潮也给了国家概念有力的一击。需要说明，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发生，并非像世界体系理论设想的那样，全球市场只是使世界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分工架构，而是全球化同时有“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两种作用，前者指资本、权力、信息的集中过程，后者指地方、社区分享原来中心区域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