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要有两大职能：一是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表明政府的态度。政府的第二大职能是推行和实现公共政策，将表明出来的态度加以落实。现在，先进的传播设备和强大的传播媒介，可使广大的公众加深对政府各项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的理解，帮助政府树立良好的形象。义乌模式一开始就是采取的一种政府引导的模式。由于义乌早期的整体工业基础和自然条件相对江苏都比较薄弱，国家对义乌的投入也相对较少，地方政府没有采取苏南模式的自己建厂的做法而是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让个体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而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对宏观经济的监管上，结果是改革开放以来义乌的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中。从一开始的薄弱起点到现在的迎头赶上，义乌经济的发展证明了政府发展经济思路的正确性，以至于形成现在人们所赞誉的“义乌模式”，人们所赞誉的“义乌模式”的背后其实是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牢牢把握着市场资源，最终形成“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地结合。
义乌市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可以总结为“市场机制、有为政府”。一方面，政府要有为（注重管制）；另一方面，企业（或市场）要创新（总要突破一些管制）。该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明确他们作为资源配置的不同手段，各有其特定的功能，也各有其内在的缺陷。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就是为了放大各自的优点，缩小各自的缺点。界定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边界很重要。政府要准确定位，就是要从“过度干预（越位）”转向“适度干预”，从公共服务的“缺少干预（缺位）”转向“加强干预”，从对微观领域“直接干预（错位）”，转向对宏观领域的“间接干预”，从绝对掌控资源的“权力中心（不让位）”，转向“服务中心”。在义乌模式中，政府是一个有为政府，它的作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如：在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政府主要以对市场萌芽和发展的默许的方式和方法来支持；在市场发育的过程中，义乌政府就开始介入其中，通过加强管理和合理疏导，引导、规划和培育市场的成长；在市场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则政府开始引导小商品市场“走出去”，实施国际化战略，提升专业市场的层次和现代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义乌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正是一个政府不断弱化行政权力管理职能，强化市场经济管理职能的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每一次政府从微观经济层面的淡出，上升到宏观经济层面的监管程度的加深都带来该区域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在致力于政府管理创新、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义乌政府着力抓好“三个有所作为”。一是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力求在创新民营经济发展路径上有所作为。县域经济，作为典型的基层经济，其实质是“微观主体”的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政府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微观主体”活力竞相迸发；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调控和服务作用，致力创新独特的发展路径，使民营经济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二是坚持开拓创新，切实转变职能，力求在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层次上有所作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营经济的先发性体制机制优势正在弱化，迫切需要提升发展层次，进一步增强区域民营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坚持依法行政，规范和谐发展，力求在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上有所作为。任何环境的创造，都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打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政府和企业都要承担责任，只有“政企共努力”，才能“着力优环境”。
应该说，义乌政府对民营经济的“作为”与市场机制的建立、完善需求是一致的，“义乌模式”之所以成为一直可供研究、借鉴、推广的经验，正是因为她比较恰当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市场、企业与政府三者的关系。
作为组织机构，政府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组织传播，发布信息，推出公告，举办各种展览，开展系列活动等等，有些活动与群众生活直接有关，有些活动虽然没有直接与群众生活发生联系，但却可以为政府赢得好的名声。
当国内大多数市场还停留在从集贸向批发过渡时，义乌的市场已上升到全新的会展经济业态。目前，除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这一国内规模仅次于广交会、华交会的大型展会外，还衍生了袜机展、五金博览会、玩具及儿童用品展、住宅产业博览会等40个与产业高度关联的专业展览会。依托专业市场快速成长起来的会展业，成为义乌经济的新亮点。
一业旺，百业兴。围绕小商品城这个世界最大的日用商品交易中心，义乌市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商务效率大大提高。据统计，义乌已有各类服务业经营单位8.8万家，从业人员50万人，产值680亿元。会展业加速开启了市场通向世界的窗口，现代物流业则成为市场货畅其流的动脉。目前，义乌市有物流企业580多家，全球20家海运集团有8家在义乌设立办事处，构建了高效、便捷的立体化交通运输网络；国际物流中心与宁波港、上海港合用，实现了跨关区一站式通关。今年，义乌国际物流中心联手国航正式开通“卡车航班”，出口航空货柜在义乌封关后可直接送上杭州机场的国航班机。随着会展、物流、金融、旅游、商务中介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义乌的产业结构形成了新格局。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实现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2005年一、二、三产业比重数据为2.9∶46.2∶50.9，第三产业的比重进一步加大。对义乌经济颇有研究的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俞献民表示，三种产业比重的转变表明，义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大提高，义乌已进入向服务经济时代迈进的优势提升期。迅速兴起的会展、物流、旅游、金融、商务中介等现代服务业，充分说明义乌的信息化与国际化，国际会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入场，但由于国际会议在义乌召开，自然就引起了义乌群众的兴趣，他们也认为自己在这样的活动中很有成就感。参加这些活动，增加了义乌市民对于政府的了解，人们对政府有更高的期待，人们也更自觉地维护义乌政府的形象。
温州模式是“无为政府”，而义乌模式是“有为政府”，如何评价这两种模式？其实也不能说温州模式是“无为政府”，只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环境下，温州地方政府对个私企业实行了不压制、不打击的宽容做法，这种无为而治是在特定条件下地方政府为保护和推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而义乌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则采取了鲜明的积极扶持引导的做法。实践证明，温州在改革开放之初特定环境下的“无为而治”是推动了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但是，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建设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在这方面，义乌的做法给了人们更多的启示。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得比义乌要早。两地发展民营经济的时代背景以及政治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两种模式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温州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往往可以被义乌等后发展地区的地方政府所借鉴，而在各种条件具备时，加上义乌政府的主观努力下，义乌的民营经济发展后来居上。温州模式比较适合民营经济先发展地区的政府管理模式，而义乌模式则可以为一些民营经济后发展地区的地方政府所借鉴。当然，也许在当前发展民营经济的大好形势下，其他地方的政府也在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今后可能还会有后来居上的成功模式，也会探索出更多的具有不同特点的其他模式。
义乌地方政府的行为对义乌民营经济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地方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发挥的作用是义乌个体企业之所以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动因。可以说义乌地方政府在个体经济的每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上，都为其提供着卓有成效的制度供给，环环相扣的制度创新很好地得到衔接，实现了动态的制度均衡。义乌地方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扶持发展个体经济的政策措施的努力以及其制度创新的表达都是以个体经济对正式制度的需求为出发点。通过一系列地方公共政策的变动来放大或扩展制度选择集合，地方政府成为个体经济表达制度创新需求的有效通道和有力载体，使微观经济主体的潜能得到极大扩张。一方面地方政府选择了适应于个体经济发育和成长的制度安排，使其制度创新体系的协调更新有着与微观经济主体激励兼容的可能。同时地方政府极其重视和支持经济行为主体自身积极构造制度的作用，打破传统的微观经济主体只能被动适应政府主导制度供给的制度格局。这使得义乌政府的制度创新无论从时间、深度或是力度方面都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进一步推进了义乌民营经济在发展中所形成的体制落差优势。
解读义乌模式得到的对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内涵，不应该是原来大家认为的一直管制和反管制的逆向博弈关系，相反应该是一直相互扶持、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伙伴合作关系。就是义乌在经济发展中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调控和服务作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有机结合，形成巨大的合力，牢牢把握住义乌的发展方向，使义乌始终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努力打造国际性商贸城市。
组织传播作为可以与群众直接面对的渠道承载着政府形象的信息流与感情流，在组织传播的过程中，信息流带动感情流，感情流带动信息流，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完成了政府形象在群众中的塑造。组织传播致效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关注度，而要聚焦起足够的注意力就需要组织传播要有规模、有名气、定期化、规范化，有了这些方面的支持，组织传播对政府形象的促进作用就水到渠成了。无论从“审批经济”，到稀缺资源公开、公正的市场化配置，义乌打造“法治政府”；还是从“城市思维”，到统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发展，义乌追求城乡文明共进；到把握好发展方向和大局以及与时俱进搞好公共服务，义乌政府在义乌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传播的针对各种经济问题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表明政府的态度，一心一意抓经济发展的形象在义乌群众中形成普遍的共识，义乌群众认识到义乌政府真正为义乌的发展着想，使人们更加自觉地维护义乌政府的形象，增强人们对义乌群众政府的信心，更愿意与义乌群众政府协调配合。
第三节 大众传播与义乌文化小商品经济发展
大众传播主要是指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向人数众多、范围广泛的人们公开或定期传递信息的过程。大众传播具有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等优点。传媒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脱离社会在真空中进行，社会生态环境是传媒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生态环境（ecological environment）本是主要用来描述生物生存环境的自然科学术语，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家借用了动植物生态学的概念，对人类社会生活进行分析。这种与自然环境相对称的社会客观存在，即称之为社会生态环境，“从功能理论之生态观点而言，任何经济、文化、政治和行政制度等皆为一有生命的个体，是经过一段漫长的成长过程渐渐演进而来的。也就是说在生命的个体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都有一种功能的相互依赖关系。”在社会生态环境中，媒介作为社会子系统，它的存在和发展与其他子系统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决定传媒的体制、规模和运作方式的三个决定因素，在这三个决定因素中，经济是其中最活跃、也最具活力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济和大众传播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