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在于提升人的生存质量。人有提升自己生存质量的追求，也就有寻找并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需要，以证明自身生存质量追求的合理性。生存与自尊是人的两大需要，人即使生存在困境中也不愿放弃自尊。思想教育要把保护其自尊与关怀其生存状态结合起来。中国古代的思想教育早就注意到人的生存需要与自尊需要的密切关系，《礼记·檀弓下》关于“嗟来之食”的记载，就反映了带有侮辱性的施舍是难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同时也说明穷不矢志的教育思想早已为人们所关注。据报载，有一个大学生这样对妈妈说：“妈妈，我没有让同学看出咱们家的贫穷。”虽然这里隐含着大学生中这种虚荣心理的悲凉，反映了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扭曲，然而在这里所透露的岂止是一种无奈的生存挣扎，这里更有一种精神对抗以自我保护的顽强。思想教育者对这种情况应用心于其间。
思想教育要把生命的颤抖转换为生命的光彩。宗教思想的普及在于其思想反映了弱者的平等的呼唤和生命的期待。在宗教意识中，思想与物质是不平衡的，其所倡导的是，不能因为物质的贫穷而放弃精神的富有，也不要因为物质的富有而陷入精神的苍白与贫乏，要保持自己的高尚人格。思想教育要让人们从对人的依附、对物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成为一个敢于为自己的命运拼搏的人，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思想教育要让那些摔倒的人们勇敢地爬起来继续前行，让那些面临危难的人们鼓起勇气闯过难关，用自己的行动焕发生命的光彩。
思想教育要打造自己的阳光品格。思想教育要坚持人本性品格，要对那些普通劳动者，那些平凡人，给予应有的人格尊重，倾注应有的人文关怀，要以极大的热情在他们中间关爱人性之真，弘扬人性之美，让全社会都关注他们的社会价值与生命光彩。思想教育固然不应回避他们对利益的关心，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无视他们丰富的内在的精神世界，不要蔑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高尚的人生品格，要高度评价他们的社会价值，充分重视他们的生命意义，对他们少索取，多关心，让思想教育的阳光洒满大地。
要坚持思想教育的真理性原则与价值性原则的统一。人都有热切的真理性追求，这是人的认识指向，但人更有强烈的价值性追求，这是人的活动目标。
从一般意义上说，施教者所重的是前者，而受教育者更重的是后者。虽然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施教内容都要作真理性审视，但更重视的是作价值性权衡。对教育对象来说，如果没有价值，也就不需要真理，所以受教育者大都存在受教育的选择性问题。因此，思想教育既要坚持真理性又要关注价值性，即要关注受教育者的现实需要，思想教育要坚持与人民利益追求的一致性。
（十三）真理，谬误？
思想教育者的神圣职责是道传天下，真理宣传要坚定，不惜付出代价。但真理、谬误仅一线之隔，思想教育者的真理自信要审慎。
真理即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谬误即对客观世界的歪曲认识，在人们的理念上这似乎明确的，人们都希望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具有对真理与谬误的是与非的鲜明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真理与谬误的界限却并不总是很清晰的，以谬误为真理，以真理为谬误，以至于真理与谬误的混淆，时或有之，而且也会发生在教育者身上，甚至因此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受到认识世界、把握真理的艰难，深深意识到要宣传真理先要善于鉴别真理的神圣责任所在。
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教育者历来关注的多为教育效果问题，而很少关注教育本身的真理性问题，比如对如何教育有效，如何使人接受的研究文章连篇累牍，而如何保证思想道德教育的真理性、正当性的文章却并不多见。这也说明我们对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缺少必要的关注。
1.历史上真理谬误的教育错位
思想教育者从来都是把“以道觉民”作为自己的神圣责任，热情地传播先进思想，使之在人们中最快地扩散开来，聚变为精神力量，并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的发展。思想教育者也往往以真理拥有者自居，把教育热情建立在真理自信的基础上，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教的都是真理”的认定具有非必然性，把谬误当真理传播，把真理当谬误批判，古今中外都曾经出现过，其惨痛的教训也是长留在历史的记忆中的。
秦始皇以法为宗，兼并六国，天下归一，成为千古一帝，彪炳史册，却不幸因暴政速亡。从思想教育角度看有两大教训：一是秦国没有尊重法家思想之外的真理的存在价值。秦国为了统一中国，把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无可厚非。但一把法学之外的表现都视为谬误而予拒斥，甚至来了个“焚书坑儒”，这分明就是屈从于政治需要而颠倒黑白，最终酿成亡国后果。二是秦国没有注意到法家思想随着时势变化其自身的价值有退化的可能。统一中国后，时势已从打天下向治天下转变，而其治国思想却固守自我，没有随时势变化而自我更新、向前推移，其真理性、价值性都已退化而不自觉，结果导致秦国统一才15年就在农民起义的烽火中灭亡。
汉武帝出于其强国追求需要，采纳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放弃了汉初采纳的道家政不扰民、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只有思想统一才能维持政治统一、国家统一的局面认定，儒家思想具有很高的治国价值认定，这都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从思想教育角度看，存在的严重隐患是：一方面，把“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都视之为“僻邪之说”，而“绝其道”，只承认儒学是真理，而把儒学之外都视之为谬误。另一方面，思想界把儒学的真理性绝对化，导致经学盛行，死守章句，随旧述故，便辞巧说，甚至沉溺于繁琐考证，使儒学思想神学化。流风所及，儒家思想因之萎靡导致了西汉帝国的衰败。随后出现的佛学、玄学的风靡，是对儒学思想真理性的绝对化的惩罚。
如果说这都还只是认识滞后而造成的思想教育中真理谬误的错位，那么历史上的各种思想教育中，有意识地颠倒真理谬误，以谬误为真理强制人们接受的现象，也是不胜枚举的。
宗教神学往往把谬误当真理来强制推行。中世纪是充满着愚昧与恐怖的时代，占有绝对权力的教会把神学之外的一切真理都当成谬误压制，硬是把科学当谬误，把地球中心说当作真理宣传，却把太阳中心说当作谬误而加以压制，颠倒了谬误与真理，酿成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法西斯有意识地通过重复谬误来造成真理的假象，诱引人们接受。“谬误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曾经是法西斯主义坚定的信条。戈培尔就认为，弥天大谎往往成为一种可信的力量，只要不断重复，最终一定铭刻在人们的心里。谬误的不断宣传教育，会在人们心中留下意识积淀，从而产生真理谬误的辨别错觉与审议麻木。这种运用宣传机器，把谬误作为真理有意识地广泛传播，造成假象，强制人们接受的现象，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人类有过无数痛苦的经历。
历史上反动统治者总是把革命思想、先进思想斥为谬误，予以疯狂的抵制与批判。在各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中，许多革命者宣传的真理都遭到无情压制与残酷的镇压。因此，一种革命思想、先进思想，要在社会上确立，往往会遭受到种种磨难。
愚昧地把科学当谬误压制，在社会生活中从来存在。历史上的保守思想和陈腐势力往往把真理当成谬误排斥，并形成愚昧落后的意识积淀，成为阻止真理传播的强大屏障。在陈旧观念、僵化思想浓重的社会氛围中，一种新思想在其出现之初，往往表现为对习常的、神圣的亵渎与叛逆，不一定能很快得到社会的承认，甚至不为世所容。
一些极权主义者认为“我”即真理，把不同思想统斥为谬误予以排斥。一些人出于真理只我一家的垄断者心态，一旦掌握权力即失去自身的冷静，把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同看法都看成是谬误而断然反对，无情批判。这也不完全是认识错觉。
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真理与谬误的教育错位问题也许在今后也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为人的认识是需要不断完善的。在社会变革时代，人们需要把以往传统的思想意识的存在理由，思想教育传统经验的合理性，摆到理性的天平上重新审视，才能找到未来的通道。
2.真理、谬误具有相对性
在思想教育中真理、谬误的错位，大量的是认识问题，因为真理与谬误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
真理与谬误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真理与谬误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列宁说过：“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兹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进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教育必须坚持理性，真理跨前一步即谬误，这是列宁的郑重告诫。
真理与谬误是相对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也是互相比较而存在的、互相斗争而发展的，都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而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是由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决定的。在一定条件下，真理转变为谬误，谬误转变为真理，都是可能的。
真理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真理有一定的时空域限，超过时空域限就有可能成为谬误。
真理是过程。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孩子，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产生变化的；人的认识也难以穷尽一切，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恩格斯讲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
真理是整体。真理本身是矛盾着的体系，不能把它孤立起来加以扩大。
因此，真理有非确定性、非至上性，它没有不容怀疑的特权，否则就是真理垄断。
生活还告诉我们真理与谬误关系的复杂性。
谬误有可能是真理的先导。“失败是成功之母”，是人们的共识。谬误是真理探索中不免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因此谬误并不一定就是可恶的，而且在对谬误的批判中可以发现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经告诫人们，不要武断地宣布一定的相对性，谬误不是真理，因为如果这样，那么“他的一粟真理也许就消失于谬误的沙丘中”。
真理是有用的，但有用的并不一定就是真理。谎言对某些人是有用的，但谎言终究是谎言。宗教不是真理，但宗教是有用的，因此至今还活跃在社会生活之中，因为宗教还有其存在的价值。
客观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只能多视角、动态地看问题。看世界不宜简单化，不宜非此即彼、非是即非，而是可以亦此亦彼、非此非彼。哲学家狄兹根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思想家与画家一样，他们都寻求现实与真理的肖像。正像在绘画中一样，在认识中也有优秀的和拙劣的作品。我们可以区分真的和假的思想，但你也必须知道：拙劣的画像也有相似之处，而相似的画像也远远达不到与其对象相似的地步。”
假如谬误占据统治地位，则真理就变成了谬误，谬误也就成了真理，这种真理与谬误的颠倒不一定是出于认识原因，往往是利益关系使然。
社会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人有各人的是非标准，各人有各人的价值追求，各人有各人的认识视角的问题，面对思想矛盾，思想教育者不宜简单化，要认真听听各家之理。
3.思想教育中的真理性具有非确定性
在思想教育中，由于种种原因会产生真理蜕变的可能，因此思想教育工作者的真理性具有非确定性。
一是真理的理解性失真。真理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因而也容易产生理解与表达的失真失误。思想教育者自身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在接受真理时，由于前识影响，或由于私心参与，或由于外来干扰，或由于能力所限，都有可能在接受真理时出现理解性偏差、筛选性误解，或人为加工性失真，因此教的真理性就有可能包含着谬误，也有可能转化为谬误。一些思想教育者既没有全面理解上级的教育指令，也没有准确把握社会上的民情民意，没有把上情与下情结合起来构建自身教育的真理性，更不愿或不敢作创造性理解，因而造成教育者在接受真理过程中的理解偏失与接受损耗。例如，只要公有制，人民就幸福了；只要民主制，社会就美满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了；只要财富多了，人们思想就好了；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天下就太平了，等等。其实，这些都只是逻辑，只是假设，而非事实。还有归因推导的非合理性，如认为腐败泛滥是思想教育忽视的结果，其实这是原因之一，不是原因的全部。如认为社会治安不良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其实其间没有逻辑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