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我国“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的生存状态及他们的养老保障需求，未雨绸缪，积极应对相关的风险
从21世纪开始，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已经在迅速加快。无论是速度、规模，还是到达的时间之早，都是比较罕见的。究其原因，这同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两个生育高峰不无关系。第一个生育高峰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随后因“三年自然灾害”而中断。“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中国进入有史以来人口增长最高的一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国老年人占社会总人口的7%，是美国当时的一半，今天则上升至12%，是美国的2／3。到2040年，老龄人口预计占中国总人口的28%，大大超过美国。中国每一个60岁以上老人的抚养，20世纪70年代有8个劳动人口在支持，今天有6个劳动人口支持，到2040年只有2个劳动人口支持。
人口的老龄化，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人口红利”将逐渐消退，而“人口负债”则将逐渐显现。然而，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二）根据人口老龄化进程，通过对养老保障成本需求及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科学计算和评估，逐步延缓退休年龄
综观世界170多个已建立并运行多年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它们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支付危机，大多数国家选择把法定退休年龄逐渐延长至65岁或67岁。但是，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普遍在55～60岁。而很多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远远长于中国，比如日本、法国，其退休年龄也才只有60～65岁。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2005年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排名81位，位居中游。也就是说，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必要推迟退休年龄。那么为什么提出延缓退休年龄呢？这是因为“晚退”可以延迟社会保障福利支付，减轻社会负担。当前我国社保体系中，养老保险面临的难题较多。一是农民、农民工和城乡无收入老年居民无养老保障制度安排。二是覆盖面窄，当前我国1.53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享受定期待遇的老年人仅4400万人，不足三分之一，原因是养老金征收存在很大缺口。三是公共财政缺位，未形成养老和医疗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等。在养老金缺口大的背后，是我国老龄化的加速。据2005年官方统计，我国60岁以上人口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预测在未来二三十年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所占总人口比例，将从现在的7.5%增长到14%。预计到204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中国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从近两年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出中也可见一斑——2006年，我国养老保险金总支出4897亿元，比上年增长21%；2007年为5965亿元，同比再增21.8%。对此，根据专家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因此，“晚退”可说是缓解养老金收支平衡压力的“猛药”。
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虽然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性职工60岁，女性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但是有迹象显示，有大批职工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实际退休年龄为53岁。早退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给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带来了压力。如果人们很早退休，他们给国家缴纳的养老金就减少了。一个提前退休的工人少交的养老金至少是3765美元。即使保守地估计，如果我国有100万人提前退休，国家就要多拨出37.6亿美元的养老金。10个城市里新退休的人中，1/3的人没有到他们的法定退休年龄。目前，提前退休的情况已经给我国的养老金体系造成了巨大损失，这种情况今后还可能进一步加重。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央政府已经为养老金体系填补了262.6亿美元的亏空。去年，我国地方各级财政部门也为养老金体系拨款81.7亿美元（李宏伟，2006）。因此，在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尚在实施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减少种种不规范的“提前退休”政策，制止鼓励或强制性“提前退休”的做法，逐步提高退休年龄，降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根据精算原则，如果退休人员开始领取养老金待遇时低于法定年龄，他的待遇应该降低。应该允许到了法定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而继续工作的人领取全额养老金。如果他们选择推迟领取养老金，那么当他们停止工作时，他们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应该相应提高。
（三）构建全国统筹的城乡一体化、企事业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基本停留在家庭保障，8亿农民大多没有社会养老保障。企事业职工退休待遇差别大，据专家研究，从1991年到2005年的15年间，机关单位人均离退休费的平均增长率是16.3%，而企业人均离退休费的平均增长率是10.9%，机关单位高出企业5.4个百分点；事业单位人均离退休费的平均增长率是15.8%，高出企业4.9个百分点。
（郑秉文，2008）为此，应在科学测算未来全社会养老需求和养老成本负担的基础上，提高国家对农业从业人员养老的财政补贴，缩小企业退休待遇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差距。美国目前为每3.3个劳动力赡养1位老人，到2030年，该比例将达到2∶1。我国的人口结构在最近30年间发生了极大变化，随着青壮年在人口总比例中逐渐减少，社会保障的压力将变得越来越大。实行政府指导意义下的个人储蓄方式的社会保障金制度，将有利于减轻国家的负担，降低个人和企业的税负，调动个人、企业及社会的积极性，更有利于让社会总人口老有所养。如果实施得当的话，个人储蓄方式的社会保障金，将成为“储钱于民”的成功范例。当然，其中的风险因素也不容忽视。但就总体而言，我国社会保障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如何尽快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丰富、管理完善、经济可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四）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老龄照料服务以家庭为主，随着家庭小型化和“空巢”家庭的增多，家庭养老照料功能逐渐减弱，而现有社区和机构提供照料服务的能力严重不足，不足以具备有效弥补家庭养老弱化的能力。总体上，我国老龄照料服务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还没有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对老龄化挑战，良性循环的老龄照料服务体系。为此，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老龄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和“未富先老”的主要特征，借鉴国外养老体系的有益经验，建构一个包括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会养老等诸多方式的多层次的体系，以政府主导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已经十分迫切。
【参考文献】
［1］王萍.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及其改革前景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3）.
［2］王建刚.金融危机与美国人“寅吃卯粮”的理念.新华网：
［3］李宏伟.大规模提前退休让中国财政吃紧.环球时报，2006年9月7日。
［4］李银珩，李硕珩.婴儿潮与人口高龄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2）.
［5］郑秉文.建立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性.光明日报，200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