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7月19日-1972年2月15日）一生之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和中国人民及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息息相通，或生活在中国，或关注和报道中国。而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他是一个杰出的新闻记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美国朋友。
1905年7月19日，埃德加·斯诺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诞生，他父亲是个印刷厂的老板，他在家排名第三，父母都很疼爱他，让他感觉到家庭的温暖。
年幼的斯诺学习成绩并不出众，小学和中学成绩都不是很理想，但他创办了兄弟会报纸《德塔》。虽然斯诺家境不差，但他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和他的哥哥，劳动是一种美德，只有劳动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因此中学时斯诺和哥哥都必须下地干活，有时都磨破了手，他还要帮父亲去送印刷品，他会趁这个时候和那些新闻编辑和记者聊天。当斯诺读大学的时候，他父亲也没给他太多零花钱，他靠自己在大学的报社打工来读书。因为他高中时成绩不好，于是他在自己的高年级照片上写下名言鼓励自己：“要紧的是自尊。”可是这种鼓励似乎没太大效果，他在堪萨斯大学读了两年书，在读大学的最初两个学期，成绩是3个B、7个C和1个F，另外他的数学糟透了，他根本学不进去。好在他还担任了《堪萨斯城明星报》的兼职驻校记者，让他有了当新闻记者的一些经验。1925年斯诺到着名的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学习新闻，这个新闻学院成立于1908年，创始人是迪安·沃尔特·威廉斯，曾经组织过多次国际性的新闻会议，成立世界新闻学会，并选派优秀毕业生到国外担任记者工作。在那里他接受了当时最正规、最专业的新闻学教育，这为他后来的职业打下了基础。
可是斯诺仍然没有修完学业就到了纽约。和密苏里相比，这里就是个大都会。但斯诺对这种繁华的景象没太大兴趣，他很快认识了一个编辑记者汤姆，他在美国很多家报社工作，见多识广，他帮斯诺介绍了一个好差事，让斯诺当他的代理人发布国际新闻，这样斯诺还可以出国旅游。斯诺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想要到国外去见见大世面，1928年他就改行在“雷德诺号”货船当起了水手，开始了周游世界的冒险之旅。
对斯诺来说，最快乐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旅行、冒险、经历。他读大学的时候就曾经和几个朋友开车到加里福尼亚去，他向往《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那种冒险生活。“雷德诺号”本来计划从巴拿马经夏威夷再到中国、印度一带，可是货船在半途中锅炉爆炸了，斯诺的旅途被中止了。斯诺没有钱买回去的船票，他和朋友一起溜上一艘轮船来到日本，在一名英国记者的掩护下顺利地来到东京。斯诺对这次刺激的逃票行动非常满意，迅速将自己的冒险经历写成文章投到了美国人办的《日本广告报》，后来他还到过横滨、名古屋和东京等地，1928年他乘坐“亚洲女皇号”前往中国上海。
这是斯诺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一呆就呆了13个年头。在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同时兼任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后来他还先后担任《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派记者，1930年担任美联社远东代表，主要负责中国和远东的采访。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34年斯诺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新闻系担任讲师，同时兼任英国《先驱日报》特派记者。
他积极报道并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斯诺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成为第一个采访红色中国腹地的西方记者，1938年以他采访陕甘宁边区为主要内容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皖南事变”爆发后，因为他的报道激怒了国民党，他的新闻采访权被取消了，被迫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继续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2年12月，在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下，他选择到《星期六晚邮报》当世界记者，到印度、苏联、伊朗、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足迹踏遍欧洲、亚洲和非洲，他还被要求将采访所得写成报告随时交给罗斯福。20世纪50年代，他所在的《星期六晚邮报》成为冷战的鼓吹手，他愤然辞职（那时他已是副主编）。斯诺本人也受到麦卡锡分子的迫害，被指责为“领取斯大林津贴的党徒”、“毒化了美国舆论的危险分子”，斯诺被禁止发表文章，好在1957年哈佛大学费正清博士聘请他当副研究员，使得斯诺有机会来整理以前的资料。同年他的《红色中国杂记》
在美国出版。1958年他与人合作完成了自传体《复始之旅》。由于不堪忍受麦卡锡主义的折磨，斯诺于1959年移居瑞士，兼任美国《展望》杂志和法国《新直宣》周刊记者。1960年斯诺接到邀请再次来中国采访，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记者，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中美两国友谊的桥梁架起来了，斯诺以这次采访为主题撰写了《今日红色中国》。1964年10月他再次来华访问，并于1968年自费制作纪录片《四分之一的人类》，以此来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他是第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进入中国的西方记者，在10月1日国庆大典上，毛主席邀请他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这张照片还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上。
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被邀请访问北京，中美关系解冻，美国《生活》杂志发表了斯诺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透露出一个信息：毛主席表示，只要理查德·尼克松愿意访问中国，无论他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还是以总统的身份，我们都会欢迎。这其实也是斯诺1970年来到中国，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谈时，毛主席所传递的信号。这篇“独家内幕新闻”成为斯诺一生之中最后一篇新闻报道。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开始前往北京的同一个星期，斯诺在瑞士逝世。斯诺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报告、评论和着作，而这些新闻作品主要以中国社会为题材，他出版有13本新闻着作，其中9本是记叙中国的，可以说他的一生始终与中国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曾这么评价斯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同样的，斯诺也情牵中国，他在遗嘱中写道：“我热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
他的妻子遵照他的遗愿，将他骨灰的一半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家乡的土地上，另一半安葬在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未名湖畔。北京大学斯诺的汉白玉墓碑上是叶剑英元帅的亲笔题字：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斯诺研究。最早的较大规模的研究会始于1982年2月28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等单位组织的“纪念埃德加·斯诺逝世10周年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国内第一部研究斯诺的论文集《纪念埃德加·斯诺》于1984年出版。同年，“中国三S研究会”在北京成立，“3S”代表的是在中国采访的斯诺、斯特朗和史沫特莱三位外国记者，他们都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报道的外国记者，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93年3月4日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针对斯诺本人进行研究的机构，由于斯诺曾在北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因此北京大学在斯诺研究方面走在了前列。此外，各级省市也以自己的形式来纪念和研究斯诺。在1988年6月中旬，北京大学举办“纪念《西行漫记》发表50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1997年又举办“纪念《西行漫记》发表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从国际视野出发，从各学科学术眼光对斯诺的《西行漫记》进行研究。对斯诺研究最为成熟的时期是2005年到2007年，上海、北京、福州、西安等地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对斯诺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2005年北京大学举办了“让世界了解中国——斯诺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论文集《百年斯诺》于2006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斯诺与中国、斯诺与新闻教育业务、斯诺与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等角度，全面解读和评价了斯诺的贡献，其研究涉及新闻业务、国际传播、中美关系等各个领域。同时，很多新闻期刊出现了纪念斯诺诞辰100周年的研究性论文。2008年10月北京大学举办了纪念《西行漫记》中文版发表70周年学术研讨会，而这一年刚好也是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成立15周年。斯诺的一生有太多值得探索的主题，对斯诺的创造性研究活动将在中国继续进行。
职业生涯
一、目睹萨拉齐：人生觉醒
1927年7月斯诺踏上中国的土地，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他在美国人鲍威尔主持出版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工作，当时斯诺初来乍到，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他受到报纸编辑影响，这份报纸对共产主义没有好感，是支持蒋介石的。1928年他前往国民党首都南京采访，还天真地认为中国将走向繁荣。因为斯诺一路下来所经所见都是风景名胜以及繁华都市，没有见到灾区的苦难。
1929年6月，斯诺不顾陪同反对开始绥远之行，火车一到萨拉齐，他就被满目疮痍所震撼，就好像这片土地刚经过火山爆发，没有生气，他一路走着，看到骨瘦如柴的人民，青筋凸起，奄奄一息。出于新闻记者的敏感，斯诺强忍住悲痛开始拍照，并不停地记录着。后来他实在看不下去了，收好自己的采访装备帮助这些死亡边缘的人们，但他已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斯诺看着他们，忍受着想要帮助却无能为力的煎熬，他的内心是复杂的，之前他所看到的南京，并不是真实的中国，而世界各地其他媒体报道的西北饥荒确实存在，就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这次萨拉齐之行深深地震撼了斯诺的心灵：这与他之前所见租界对比太鲜明了，这才是真实的中国。萨拉奇吞噬500万人生命的这场饥荒，成为斯诺一生中的觉醒点，从此以后，他不再是个天真而富有浪漫色彩的记者了，他迅速蜕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记者。他在后来的《西行漫记》中曾回忆起那段采访：“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噩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他立刻写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发表在1929年8月3日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文章中描述了中国的灾荒和绝境中的人民。
二、宋庆龄和鲁迅：生命中两个重要的朋友
1931年斯诺遇到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文书海伦·福斯特·斯坦利小姐，第二年他向海伦求婚，婚礼在东京举行，之后的日子里，海伦不仅是他的伴侣，更是写作伙伴，斯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海伦在他身后的默默支持。
如果说绥远之行让斯诺对国民党持有怀疑，那么“九·一八事件”的爆发让斯诺对蒋介石彻底失望。他凭借新闻敏感到东北采访，而从对日军头目的采访中感觉到日本的侵华野心。果然“一·二八事件”很快爆发了，斯诺一边参与了救援活动，一边在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进行报道，在1933年撰写的《远东前线》中他叙述了上海和东北的战争，轰动一时。
这段时间，斯诺认识了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中国朋友宋庆龄和鲁迅。1932年斯诺受《纽约先驱论坛报》所托采访宋庆龄。宋庆龄态度鲜明地与国民党决裂，她蔑视那些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置百姓疾苦于不顾的丑恶行为，并以解放全中国人民为己任。斯诺与宋庆龄进行了多次交谈，对这位东方女性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这一感情他在最终完成的报道中表达出来了：“她为坚持其丈夫的理想而进行的惊人斗争是艰苦卓绝的，其中闪烁着一位非凡女性的光辉品格：热情仁慈、真挚至诚、聪颖过人，视欺诈、虚伪如同仇敌，但又如甘地主义者那样宽宏大度。”而他自己后来回忆起这份友情，也曾说：“宋庆龄的教育，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及时地认识了宋庆龄，使我能够领悟到：中国人民能够彻底变革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且能够迅速地提高他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样的，宋庆龄也把他视为自己的弟弟，把他介绍给很多朋友，其中一个就是鲁迅。
1932年斯诺和鲁迅见面，之后就经常在一起谈中国文学、谈人生、谈革命，斯诺和鲁迅很快成为知己，惺惺相惜。斯诺称鲁迅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而鲁迅对他也是绝对信任，对斯诺的中国报道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斯诺“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斯诺来中国已经有一些年头了，逐步学习中文，他最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还喜欢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不把它们翻译出来，让全世界更多人看到呢？斯诺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全世界的读者“至少可以了解到这个居住着五分之一人类的幅员辽阔的国家，经过几千年漫长历史进程而达到一个崭新文化时期的人们，具有怎么样崭新而真实的思想感情”。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窥见它的灵魂。鲁迅听了之后也觉得好，两人马上开始商议如何来进行翻译工作。其实翻译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斯诺在这段时间付出了很艰辛的努力，好在有妻子在精神上支持他，有鲁迅、宋庆龄和其他左翼作家时不时地鼓励他，斯诺花费了整整5年的时间，呕心沥血，终于把《活的中国》给完成了，按照斯诺自己的话来说，宁愿自己写3本书，也不及这1本困难啊。这本《活的中国》主要翻译的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作家的作品，除了鲁迅的作品，还有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石等几十位作家的短篇小说。
为表达他对宋庆龄的敬意，斯诺在刚完成《活的中国》后马上将它献给宋庆龄，题词是“献给宋庆龄，她的正直、勇气、忠实和精神之美，是活的中国最佳象征”。《活的中国》的英译本于1936年在英国出版。
三、走进红色中国：“毛的哥伦布”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斯诺积极报道了这次由学生发起的革命运动，他不仅用文字报道，还拍了照片，并用摄影机把整个事件都拍下来了，愤怒的国民党政府取消了他的外国记者特许证。
在宋庆龄的推荐下，斯诺终于实现了他采访红军的梦想。1936年6月3日晚上，他带上致毛泽东的介绍信，带着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和笔记本从北平出发前往西安。到西安后他在招待所和一个“王牧师”取得联系，这个王牧师原名叫董健吾，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他安排下，斯诺和一个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在中共保卫部部长邓发安排下，穿过了封锁线，来到陕甘宁地区。他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
斯诺在陕北苏区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对他的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来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你在苏区进行的调查会得到全力协助。”
那天晚上斯诺就和浓眉大眼、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开始谈话，一直到深夜才罢休。
为方便斯诺的采访，周恩来还特地为他画了地图和采访计划，还派了一个士兵陪同斯诺进行采访。
斯诺在士兵护送下来到延安，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集体出来迎接，当他和马海德医生住进招待所后，毛泽东出现了。在《西行漫记》中斯诺记下了对毛泽东的初步印象：“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而在后来的观察和访问中，斯诺对毛泽东有了全方位的认识。在经过无数次的访问后，他认为毛主席是一个颇具天才的局势家和政治战略家，是中国现实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
1936年7月15日斯诺终于开始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访问。而斯诺已经事先准备了一大堆问题想要问他，有关于共产党与社会党人区别的问题，有关于共产党的理论问题，有关于长征的问题，有战争问题，有工作问题，有生活问题，甚至还有婚姻问题，等等。这些不仅是斯诺一个人的问题，恐怕还是无数外国记者长久以来盘旋在脑子里的疑问吧。斯诺首先从询问毛泽东是否在北京大学工作过这个轻松的话题入手，接着逐步进入敏感话题：“红军在西北强大了，重申停止内战，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这是不是共产党准备同国民党‘复婚’？”
“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您认为这场战要打多久？”斯诺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说下去，同时飞快地在笔记本里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毛泽东很有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转眼就到凌晨，两人毫无困意。由于第二天毛泽东还要去参观红军大学，所以不得不终止谈话。斯诺微笑着和毛泽东道别后，回房间整理自己的笔记，并且期待下一次的谈话。在接下来的几天，毛泽东一有空，斯诺就去他家谈话，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谈话的内容也从共产党、战争、革命转向了家常。有一天斯诺忽然想到，其实自己也好，其他媒体也好，对毛泽东个人的情况知道得都很少，而这恰恰是大家都很好奇的，于是他又修改了自己的采访提纲，列出了一大串“隐私”问题，如“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你结过几次婚？”“你在哪里读书？”“你是怎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等等。毛泽东看到这么多问题，觉得很意外，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起过这些问题，他开玩笑说这都成了个人自传了。斯诺趁机解释说：毛主席，现在外面有一些谣言，猜测你已经死了。你要是告诉别人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那么这些谣言就不攻自破了，而且以后就再也不会出现类似的猜测了。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那好吧，你有什么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听完这句，斯诺喜出望外，开始记录下来，从那天起，每天晚上9点，斯诺就准时到毛泽东家里报道，一直到凌晨，毛泽东用柔和的湖南方言，向斯诺讲述着他的故事。后来斯诺发表了《毛泽东自传》，引起了轰动，毛泽东的名字也被全世界所熟知，而斯诺是“国际上最早发现这颗红星的人”，也被人们称为“毛的哥伦布”，因为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了《毛的哥伦布》一文，认为斯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斯诺的妻子海伦回忆说：“现在他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中国人发现了毛泽东。这是真正的前人未发现的新大陆，这里有一位百分之八十中国人的真正领袖。”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为期近4个月的探访“红色中国”的历史性旅程，不仅采访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采访了普通红军士兵和百姓，感受了红军部队前线的生活，斯诺笑称自己是“赤匪”，他越来越热爱这片红色土地了。
斯诺在采访空余时间，飞速写作，向报社发去反映红色中国情况的新闻报道。《伦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斯诺的连续报道，美国《纽约日报》、纽约《太阳报》、《生活》杂志、《星期六晚邮报》等其他报刊杂志也纷纷刊登斯诺的“西行”报道和新闻图片，甚至为抢夺一张照片而险些大动干戈。1937年10月，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出版，这本书首次向全世界报道中国长征，刻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一经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籍，印量达10万册。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改名为《西行漫记》，在中国出版中文版。1938年9月，海伦根据她在延安的采访笔记，完成了《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续西行漫记》）的写作，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做了更详细和全面的报道，该书1939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再次引起轰动。斯诺夫妇的这两本书相互补充，成为外国记者早期介绍红军长征真相的最权威的着作。
新闻思想
一、求真求实，探寻真相
斯诺一直遵守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报道事实，揭露真相，他痛恨违背良知歪曲事实趋炎附势的无耻行为，他不愿意让表象蒙蔽自己的眼睛。他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是超越了阶级、民族、种族、政党等社会因素局限的真实，是人类的真实，人道主义的真实。具体说来则是平民的真实，弱者群体的真实，大多数人的真实。尤其是在到过萨拉齐之后，他愈加渴望获得事实的真相，哪怕受到再大的阻力也在所不惜。1941年，斯诺因为向世界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被国民党政府取消在中国采访的权利，但他没有因此气馁，到了美国继续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真相，他希望通过这种传播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能用客观、公正的目光去评判中国。
为实现新闻的真实性，斯诺会对文字反复推敲，不断修改，以达到真实准确。因为他是用英文记录和写作，在采访时需要有翻译，语言问题会引起表达歧义，他会先把采访笔记整理好后，翻译成中文让被采访者修改和调整后再翻译成英文，这么反复修改几次才肯罢休。为追求真实准确，他花费了比一般的外国记者更多的精力。
二、不偏不倚，客观公正
虽然斯诺把中国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把这份感情“与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责任联系起来了”，但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他的新闻报道不带任何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他时刻提醒自己：“我没有支持或反对共产党人的义务，作为记者，我的任务就是了解情况写报道。”爱泼斯坦曾盛赞斯诺报道的不偏不倚：“斯诺是冷静的、客观的，他的态度是不参与，但同情一面，显示出了一定的阶级性。从传播效果看，斯诺是一个智者，他可以说服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使新闻报道达到平衡，他既采访青年学生和共产党，也采访日本军官，他认为，只有这样，写出来的报道才是公正而全面的，才值得人们信赖。
在斯诺之前，有很多国外记者对中国有成见，尤其是在看待中国共产党时总是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在这种固定的成见影响下，要么就不报道中国，要么就带有强烈的阶级意识或者偏见来报道，这有违新闻的客观性原则，而斯诺要做的，就是尊重他所看到的一切，并不带任何倾向性地反映出来。
三、作亲历式采访，重第一手资料
斯诺习惯通过亲身采访来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过于复杂，除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外，其他方式进行报道都不可靠。他相信眼见为实，不相信道听途说。“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过很多很多问题。热心的党人是能够向你提供一套现成答案的，可是这些答案始终很难令人满意。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他们可从来没有到过红色中国呀。”这就是他要进入“红色中国”的原因。
斯诺到苏区的短短4个月左右，提包里装满了采访记录、日记、笔记和胶卷，扎实的材料是他成功的有力保证。而他的《西行漫记》就是他在经过仔细的实地调查，将所见所闻所想真实记录和客观描述的成果。他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对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进行了采访，通过这些来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来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这些都是他不畏艰险、排除万难进行的亲历式采访所获得的独家报道，拥有无尽的新闻价值和历史价值。
四、具有人文主义精神
斯诺在新闻报道活动中，时时体现出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肯定人的价值，推崇人的文化素质教养和要求人的自由平等上。他常常说：“凡是有助于中国人民自救的措施我都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而在当战地记者的同时，他会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他支持学生的进步爱国行动，在采访同时时刻注意保护学生安全。有一次他看到一个浑身着火却无人救助的中国人，他连忙脱下自己衣服给那个人灭火，后来路人问他要烧坏的衣服，担水的苦力问他要水钱，同伴也嘲笑他，但他认为这种对弱者和苦难的恻隐之心是“毫不隐晦的答案”。可见，斯诺把人的生命看得非常重要，他摒弃戕害思想、压制自由的行为，他渴望实现个体的最大程度的自主，这是他的人文思想的核心，而他的新闻活动都是以此为基础践行的。斯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对人的关怀精神，使他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敬。
五、为跨文化传播作出贡献
斯诺在中国的新闻活动推动了中美跨文化传播的步伐。裘克安在《斯诺在中国》曾对斯诺的跨文化传播做出评价：“作为记者他对帮助西方认识和了解中国国内所发生的巨变做出了（而且不断做出）不可比拟的贡献。……许多西方人被誉为中国的朋友和解释者。但是，埃德加·斯诺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既被现代中国又被西方一致确认不疑地列入这一范畴的人。”斯诺虽然来自美国，但他并没有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相反地，他克服了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党派、国籍和价值观的障碍，摒弃“种族优越论”及偏见，对异文化和异民怀有中国情结的美国记者族抱有平等、友好的态度，将自己彻底融入中国文化之中，因此他能看见和别人不一样的中国，他的作品也能看出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痕迹，他的11部着作中有9部与中国有关，足见他对中美的跨文化传播作出的贡献。
斯诺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以自己的行动，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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