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于1892年2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一个穷苦人家，一共有4个兄弟姐妹，艾格尼丝是老二。
史沫特莱家境贫寒，一大家子人都住在用木头筑成的小屋里，这个简陋的小房子勉强能容纳这一家人，但却毫无隐私可言，幼小的她经常看见父亲虐待毒打母亲，但却无能为力，只能偷偷为母亲落泪。艾格尼丝的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妇女，每天为了这个家庭不停地工作，而父亲却是个不顾家的酒鬼，只要有一点钱就被他在酒馆挥霍一空。所以家里别说有什么积蓄了，连勉强度日都很困难，在史沫特莱12岁的时候，她父亲有一天从外面回来告诉大家：好日子来了。
他带着全家搬到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矿业区的特立尼达，开始搞给人装运河砂和砖块的包工组，每天可以赚到3美元，史沫特莱和家人们盼望着日子能过得好起来，更高兴的是，父亲已不再以酒度日了。然而一切梦想却被一场天灾所破灭，有一年春天，突如其来的一场洪水卷走了史沫特莱家所有的财产，父亲只好开始做运煤工作，可没想到苦干了半年，矿工老板欺负他不识字，拿出合同，说他一个子也没有了。父亲接下来的经营都以失败而告终，精神颓废的他又开始喝酒买醉。史沫特莱一家在那段时间经历了无数磨难，1910年2月艾格尼丝的母亲终于撑不住撒手人寰。而在母亲去世前两周，艾格尼丝亲爱的大姐因难产而死，此时18岁的艾格尼丝成了一家之主，承担起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家境使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不能像其他同龄女孩子一样享受洋娃娃和父母的关爱，尤其是母亲和大姐去世后，她必须担负起几乎整个家庭。所以在童年时代，史沫特莱就把自己装扮成男孩子的样子，学会了射击和骑马，她希望自己能像男孩子一样坚强。史沫特莱读小学时成绩优异，每次都在班里得第一，此外她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打工，她13岁时就到别人家里去干活来补贴家用，她曾经到烟厂做工，当过侍女、推销员、卖过报纸。在史沫特莱考取教师资格证后，她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她决定不能重蹈父母的覆辙，要走自己的路，要实现人格独立，就必须多接受教育，因此她毅然离开了家，问朋友借钱去读大学。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坦佩师范学校读书，并成为校刊总编辑，她自信将来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和记者，她将用自己的笔杆和心灵帮助那些曾经和她一样生活在黑暗和社会底层的人们。
1916年史沫特莱来到纽约，白天当秘书，晚上在纽约大学上夜校，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有时候忙碌得喘不过气来，但她意志坚定，始终认为自己能成为出色的新闻记者。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美国公民担心自己国家会被卷入战争，而威尔逊当选后参战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史沫特莱投身政治斗争，并积极参与了反战游行，她为自己的勇敢和主动而感到自豪。她也接触了印度民族主义者，并把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为此史沫特莱曾被囚禁起来受审。《纽约时报》在史沫特莱被捕的第二天报道了这个消息：“昨天当局逮捕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姐，政府掌握了有关一起煽动印度叛乱以反对英国统治阴谋的重要证据。”这次入狱使她成为纽约自由主义的左翼社团的知名人物，也使她有了成为新闻记者的机会，她被聘请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用自己的笔向强权和黑暗势力做斗争，后来她又陆续为《节育评论》和《召唤》写稿。从1916年到1919年是史沫特莱在政治上从幼稚到成熟的3年，她在新闻写作上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1920年史沫特莱来到柏林支持印度民族主义活动，在这里史沫特莱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爱情。她爱上了柏林委员会的领导人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人们都叫他恰托）。恰托曾经离过婚，而史沫特莱也是个离过婚的人，这使史沫特莱认为他们两人的境遇非常相似。在最初相处阶段，爱情使史沫特莱精力充沛，但恰托的家族社会地位显赫，与史沫特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恰托家族包括他自己都无法接受她这样一个离过婚的、主张节育的普通的美国女人，这段感情令她神经崩溃，史沫特莱最后选择离开自己的爱人。
这段失败的爱情让史沫特莱坚信自己是不适合结婚的，这时的她已经36岁了，她决定用自己的余生去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在1925年到1928年这3年，史沫特莱在贫困、疾病与精神崩溃的压力之下，坚持完成了自传《大地的女儿》，并且仍然关注共产主义和民族运动，她预感一个使命在召唤她，召唤她到中国去。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如愿以偿地成为《法兰克福日报》驻华记者，在1928年12月底越过苏联满洲边境，踏入了中国的土地。
史沫特莱对中国人民怀着无比真挚而深沉的热爱。她在中国进行长时间的采访，足迹遍及全国。她惊讶于亲眼所见的亚洲的贫困，尤其是工厂和矿区人民的不幸遭遇让她联想起自己的童年，她对旧军阀和剥削人民的矿主充满阶级仇恨。她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作为非党记者发挥新闻记者的作用，1934年，史沫特莱创作了《中国红军在前进》，后来又写出了《中国的战歌》、《中国在反击》等近800万字的着作。同时她义无返顾地支持革命斗争，不仅成为出色的战地记者，还成为勇敢的战地救护员。抗日战争期间，史沫特莱奔走呼号，为中国伤员在外国募捐，并促成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1938年史沫特莱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参与动员并组织了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医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史沫特莱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和合作关系，成为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1941年年近半百的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带病的她不仅向美国介绍中国情况，组织募捐，还完成了关于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反响强烈。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伦敦病逝，终年58岁。1951年5月6日，在北京为她举行了追悼大会和隆重的葬礼。按照她的遗愿，她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的中国烈士陵园，一块大理石墓碑上用金字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职业生涯
史沫特莱是着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她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她生命的最后20年也是她职业生涯中最重要最辉煌的20年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
一、在上海结识了鲁迅
20世纪初，当史沫特莱踏上中国东北的第一步，立刻强烈感受到百姓笼罩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痛苦，她甘愿投身到中国妇女反抗运动中去，投身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去。她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关于中国妇女的苦难写成系列报道，寄往《法兰克福日报》和印度的各个刊物，这些报道让西方报刊了解中国的情况。
1929年5月史沫特莱来到上海，迅速建立起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并和地下革命运动建立的联系，当时写了很多优秀作品，如《徐美玲》、《剿丝女工》等。在上海史沫特莱结识了中国伟大作家鲁迅，她立刻被鲁迅的才华以及爱国情怀所感染，并和他一起和新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者们工作。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联盟的五位成员被国民党处决，鲁迅怀着悲愤之情写下了《黑暗中国的文学艺术现状》，请史沫特莱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欣然接受，经过翻译之后这篇文章引起世界各国强烈反响，各国作家、艺术家的抗议函电涌入了国民党总部。国民党当局终于认识到史沫特莱是个棘手的人物，他们把史沫特莱视为眼中钉，对她在华的行动进行监视，并对她进行恐吓，百般刁难，还在报纸上对她人身攻击，称她是“特别善于勾引军人从中套取各种秘密情报”的间谍。1933年6月到1934年4月，《法兰克福日报》被纳粹控制，史沫特莱毅然放弃这份工作，前往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讨论预付稿酬，并出售自己在中国拍的1000多幅照片。她在这段充裕的时间里，把发表的作品整理成《中国人的命运》（1933），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这两部描写中国的作品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1934年10月史沫特莱重返上海，不无伤心地发现她的很多亲密的朋友都已离开。这时她接到一份诱人的工作：为张学良做每晚40分钟的英语广播。
史沫特莱带着她不变的使命来到了西安。
二、成为西安的“白色女皇”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反对蒋介石的“剿匪”行动，请求蒋介石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建议，共同合作商讨抗日大计，没想到蒋介石勃然大怒：“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绝不轻言抗日！”张、杨两位将军试图以真诚打动蒋介石，从当今局势分析，但都没效果，逼于无奈实行兵谏，把蒋介石囚禁起来，强迫他与共产党联合抗日，停止内战。这就是着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爆发时史沫特莱已经来到西安，她亲眼目睹张、杨部队和蒋介石部队发生武装冲突给西安人民带来的痛苦，流血事件仍在不断发生。史沫特莱立刻投入到急救工作，她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这么回忆所经历的一个星期的艰苦而危险的生活：“有许多事情要干，教会医院给我绷带和裹伤用的软麻布，遇到难题时，医院教给我相应的急救知识，还带我到病房教我如何护理伤员……当400名政治犯被释放时（他们全是红军和红军家属），我成了他们唯一的医护人员……我为他们服务的这段时期，我总感觉到自己正走在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可怕的走廊里。”而在这段时间，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张学良做每晚40分钟的英语广播。
蒋介石被扣留的第5天，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来到西安，向张学良讲述了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立场，并提出了三点要求。在这期间，史沫特莱每天晚上从张学良的司令部对外进行40分钟的广播，阐述“西安事变”当天的变化和发展、双方谈判的进展，报道既客观、准确，又翔实、生动。史沫特莱的广播在国内外引起很大轰动，也使她成为国际性人物，她向全世界显示出一名共产党人辩护者的角色。然而有人称她为女英雄，也有人称她为贱货。美国报纸不断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说她是“美国姑娘，赤色祸害”、“美国女人帮助中国人暴乱”，美联社称她“一度是美国农家姑娘，有可能成为高居于亿万黄皮肤人之上的实际上的‘白色女皇’”。史沫特莱和美国共产党的隔膜也越来越深了。然而她并没有被这种诽谤吓倒，反而动员周围的朋友开始为自己辩护，她的心也逐步偏向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
三、把延安当作自己的家
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做的英语广播使中国共产党对这个外国姑娘有了好感。1937年初，史沫特莱收到一份来自延安的邀请信，她终于可以进入梦寐以求的共产党总部。她在红军护送人员保护下轻而易举闯过封锁线，在最初几个星期里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人物，还在潼里会晤了贺龙、彭德怀，在后来的《中国的战歌》里对这两人有精彩的描绘。史沫特莱在延安兴奋地进行采访，不仅考察当地农村状况，还访问红军部队，每天晚上都能听见她的房间里传出清脆的打字声。在延安的这段日子里，史沫特莱决定对农民出身的、传奇式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进行传记式采访，她对朱德说：“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朱德同意了，并多次与史沫特莱进行长谈，史沫特莱后来根据朱德提供的材料，写下了《伟大的道路》。
除了采访和写作，史沫特莱尽自己所能帮助红军。她向国际社会请求物资和医务援助，加拿大外科大夫白求恩来中国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她还努力呼吁外国记者到延安进行实地采访。史沫特莱还发动了节制生育活动和灭鼠运动，并给延安带来了娱乐活动：推广交谊舞，她会边唱《红河谷》边教大家跳方阵舞，虽然44岁，头发已经发灰，但仍有孩子般的精力。史沫特莱给延安带来了欢乐。
史沫特莱太热爱中国共产党了，因此1937年她提出了入党申请，没想到遭到了拒绝，她伤心得号啕大哭：自己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没想到却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当时宣传部长陆定一安慰她说，她作为一名国际记者留在党外会起更大的作用，但史沫特莱对自己不能入党还是久久不能释怀，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这是她的梦想啊。尽管如此，她把延安当作自己的家的想法还是从来没有动摇过。
四、和八路军在一起的幸福日子
1937年史沫特莱前往西安，她在准备随部队上前线时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背部受伤，但她忍痛坚持到最前线采访，并如愿以偿地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的外国记者，她的这种坚强品格让八路军战士都十分敬佩。
和八路军在一起，史沫特莱觉得自己的内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净化，精神境界升华到了新的高度。她和八路军战士同吃同住，关心普通士兵的生活，增进与他们的感情。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的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她觉得和八路军在一起让她充分了解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真正意义，她要用自己的笔来描绘这一场伟大而崇高的斗争。因此无论行军途中如何艰苦，史沫特莱不会放过任何机会采访和写作。她的背部伤痛还没痊愈，就蹲在地上详细地记录下每天发生的事情，一到晚上就坐在打字机前面将白天整理的材料打印成文，1938年，她的以八路军见闻和自己体验为主题的《中国在反击》问世，在文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她的勇气、使命感以及对八路军的深情：“今天夜晚，在这些饥饿的士兵唱着歌，在他们列队到铺在泥土地面的稻草上睡觉去的时候，他们的歌声在我听来有了比以往更丰富的涵义……我眼看着他们和街头昏暗的暮色融合在一起；他们还在唱歌。我渴望着突然获得一种洞察力，使我能够看清他们的头脑和内心，描绘出他们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信念，为了这场斗争，他们献出的不止是生命。”
1937年10月，史沫特莱来到大别山鄂豫新四军驻地，在那里她和新四军一起，度过了两年难忘的军旅生活，她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在了《中国的战歌》里。
这本书后来被公认为“二战”时期报告文学的佳作，深受读者欢迎。
在这段时间，史沫特莱和朱德总司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继续进行对他的采访，她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中国恶劣的医疗条件让史沫特莱惊讶，她给《曼彻斯特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写系列文章，反映新四军对医药的需求，并写信给她的老朋友请求国际援助，她号召高官自发援助，甚至从共产党的死对头宋子文、孔祥熙手上拉过巨额捐赠。史沫特莱曾和护士们一起住在医院照顾伤员，以火一样的热情如同母亲一样关怀着伤员，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弄来名贵药品，无私地给周围的同志服用。同志们为她的无私的爱所深深地感动，史沫特莱也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伤员们亲切地称她为史沫特莱同志，这无疑是最让她开心的；“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这里，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的一员，我仿佛已经生根在这块土地上了。”史沫特莱对当时侍侯她的一个叫盛国华的男孩产生了深情，她一生都没有孩子，所以很想把盛国华当作自己的儿子。她请求允许领养他，但小男孩拒绝离开前线，坚持要参加革命斗争，和史沫特莱说：等革命结束了，再来领养我吧。
史沫特莱没想到自己的母爱遭到了拒绝，她是多么喜欢这个小男孩啊。感情的创伤让她身心俱疲，此时她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她患了疟疾和营养不良症，因病情恶化，在朋友的说服下，她不得不告别她热爱的新四军，到香港治疗。
五、心系中国，客死英伦
1941年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她从没停止过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来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离开祖国20多年的史沫特莱觉得自己成了异乡人，不再习惯美国的生活，看到超市摆满的药品会让她联想到水生火热中的中国人民。让她觉得特别可笑的是，某电台邀请她去谈战争情况，节目间居然穿插一些“肥皂、去头皮屑膏和治便秘一贴灵”之类的商业广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了中国的盟国，1943年9月史沫特莱完成《中国的战歌》，受到媒体好评，华纳兄弟公司的一名导演还表示有兴趣把它拍成电影。史沫特莱满怀信心地继续《伟大的道路》的撰写，并要求朱德提供新材料。
然而“二战”后冷战即将爆发，史沫特莱又陷入政治迫害之中，美国反动势力阻扰她演讲和发表文章，她的生活也逐渐陷入窘境。在逆境中史沫特莱更加怀念中国，怀念共产党，每当听到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她能忘记一切烦恼，也忘记了自己其实不是中国人，她太爱中国，太想回中国了。1949年7月史沫特莱开始申请护照，由于种种原因，几次申请都遭到了拒绝，史沫特莱不得不采取折中的办法，在1949年秋天离开美国前往伦敦。史沫特莱原打算取道英国，从英国去中国。当她在英国听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兴奋地和朋友举行了宴会，为中国人民祝福，可以看出，史沫特莱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人了。
然而在等待进入中国签证的这段日子里，由于多年积劳成疾，史沫特莱的健康出了问题，她患胃溃疡出血而恶化，仅靠牛奶维持生命，可她仍不肯放下《伟大的道路》书稿的修订工作。手术于1950年5月5日进行，史沫特莱心里有强烈的不祥预感，她担心自己永远不能和中国人民在一起了，所以在手术前立了遗嘱，并在给好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只有一种忠诚，一个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首歌，我就要感激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虽然手术成功了，但在手术后不久，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与世长辞。
新闻思想
一、坚持新闻真实性，抵制媚俗，要求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
无论身处什么境地史沫特莱都不愿意说假话，她要用自己的笔来向全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以此为中国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即便是在晚年身无分文的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只能向贷款公司借钱勉强维持生计的时候，她也坚持这个原则。
当时有一份《读者文摘》要她写一篇有关日本人如何对待中国人的文章，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编辑们对日本对待中国的非人侵略不感兴趣，对中国如何自强不息地自救不感兴趣，所以史沫特莱的文章一直不能让《读者文摘》满意，最后编辑们告诉史沫特莱：“请对我们谈谈日本人的强奸。我们喜欢听有关强奸的情况。”虽然史沫特莱在文章里附带谈了这个，但是并没有把强奸写得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么吸引人，因为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如果以一种戏谑的手法去写，无疑会给读者误导。“我告诉人们，日本士兵是怎么样十五六个一群强奸一个女人，直到她发疯或者死去，常常是在事后厌恶地把她杀死。”
尽管债务繁重，史沫特莱仍然坚定地拒绝编辑加工：不愿意避免批评蒋介石，不愿把中国的战争写得适合中产阶级读者的口味。她坚信：只有公众面对残酷的事实，才能懂得在中国处于危险境地的究竟是什么。史沫特莱对那些媚俗的媒体非常憎恨，她认为，只有把真相，并且是把事实中最关键的那一面反映出来，才是最真实的，报道绝对不能纵容读者的低俗要求。
二、从实地采访中获取第一手资料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采访涉及面非常广，她在来中国初以煤矿女工和儿童作为采访对象，以血淋淋的事实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惨无人道；在后来无论是上海和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工作，还是在西安为张学良做广播，还是在与八路军、新四军接触的时候，她都坚持亲自为自己的新闻报道寻找新闻线索和材料。然而她经常发现要获取第一手资料并非易事。有很多时候她在采访时，因为她是外国记者，所以采访对象都对她彬彬有理，但一问到一些很现实很实在的问题的时候，对方就会顾左右而言它，故意回避很多敏感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史沫特莱终于明白，中国是充满政治秘密和欺诈的地方，很多人都很警惕，不会很直率地回答问题。此外前线的战斗情况也并非是靠战士形容就能了解真相的，因此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上前线，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地记者，也是中国第一个随军的外国记者，在战场上她看到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了中国人的英勇，也看到了战争对人民的伤害，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在自己的新闻之中，传给世界各地的媒体，让全世界各国都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丑陋嘴脸，并请求国际援助。史沫特莱是一名伟大的战地记者，通过平时的收集资料以及善于观察的眼睛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新闻，因此她的报道受到国际新闻界的肯定，她的新闻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都是建立在她的辛勤劳动之下的，她的第一手资料则为她的新闻提供了保障。
三、对新闻、对真理坚持不懈地追求
史沫特莱是个性格坚韧、敢作敢为的美国姑娘，一旦她发现真理，不管别人是否反对，不管是否会有危险，她都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它，并用自己的一生来支持它。她就是这样把中国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目标，来奉献自己的生命的。而从小史沫特莱就立志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她一生的新闻活动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世界着名的女记者。她对新闻的热爱、对新闻的追求也超乎普通人。
她在中国的20年中，除了给世界媒体发表文章，进行新闻报道外，还完成了很多报道中国的着作，她写的《中国人的命运》是第一部从侧面报道中国革命的着作，《中国红军在前进》第一次正面介绍了中华苏维埃和中国工农红军，她完成了八路军抗战现场观察日记《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被公认为“二战”时期报告文学的佳作，《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不仅写的是朱德的一生，更从中体现了中国农民的集体风貌，被认为是第一部经典性中国革命人物传记，获得了全世界读者的好评，史沫特莱在写这本书前，在中国曾多次和朱德促膝长谈，通过多次、多时期、多阶段的不断采访，并收集大量的资料，来充实朱德的人物形象，在回国后史沫特莱拖着羸弱的身体坚持写作，有时会把这部传记写成小说式，她就会毅然重写，当她感觉自己掌握的资料不足以了解朱德的全部性格和精神思想时，她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写信给朱德，要求能获得更丰富的材料和信息。朱德同志果然给她寄回了很多有用的材料。史沫特莱面对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这部着作。
在中国人民看来，史沫特莱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朋友，史沫特莱自己也把自己当作了中国人，她经常爱说这样的话：“我一直忘记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要是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中国籍的公民，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她不仅是一名国际新闻记者，也是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所以在采访之余，她无私地帮助中国人民、中国士兵、中国八路军和新四军，体现出了国际主义精神，她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真理的追求，对自己所选择的事业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她的正直、善良、正义的性格魅力将永存于我们心中。
参考文献
1.吕一民：《世界着名记者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朱华丽编着：《史沫特莱》，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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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乔伊斯·米尔顿着，张一凡、李宁译：《中国之友——史沫特莱：1893-1950》，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5.［美］艾·史沫特莱着，江枫译：《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女人和八路军在一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