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与毛泽东最早相识在1918年。那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0月5日，邵飘萍创办《京报》，《京报》抨击军阀暴行的大胆和文风的犀利，深深吸引了青年毛泽东。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创立，邵飘萍被聘为该会导师并亲临讲课，当时听课的学员中就有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京报》，听了邵飘萍的新闻学知识讲座，敬佩邵先生的人格魅力，多次慕名上门拜访，并得到过慷慨资助。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此时邵飘萍已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还在已被封闭的《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
正是这种患难与共的师生情，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毛泽东回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在他的身上我们依稀还能看到一些邵飘萍的影响。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起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邵飘萍。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张作霖为什么要杀害邵飘萍？我们还得从他作为独立报人的辉煌一生说起。
邵飘萍生平
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字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东阳市。他少小聪慧，1899年13岁时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这时期他喜欢读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并多次接触民主革命家张恭。张恭于1904年在金华创办了政治性文摘报纸《萃新报》，所摘文章多是鼓吹革命的言论。这为邵飘萍后来终生从事报业，打下了思想基础。1906年秋邵飘萍入浙江高等学府师范科（浙江大学前身），在校期间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深深吸引。梁启超欲依靠报纸舆论的力量干预政治，改变祖国贫弱面貌的新闻活动，感染了邵飘萍，他萌发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和“新闻救国”的思想，遂利用课余时间给上海《申报》投稿，被《申报》聘为通讯员。1909年春，杭州各高校举行联合运动会，在此期间，邵飘萍与同学陈布雷、张任天办《一日报》，这是邵飘萍初次尝试办报。1909年毕业后邵飘萍回金华任中学教员。他在教书之余，主要工作是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
1911年，他到杭州，与杭辛斋携手创办了《汉民日报》，1913年《汉民日报》遭到查封，邵飘萍也被捕入狱，后来，夫人汤修慧将他营救获释。出狱后，为探求真理，他东渡扶桑，攻读于日本政法学校。在日本，邵飘萍与潘公弼、马文车3人共同设立了“东京通讯社”，向京、沪、汉着名报纸发通讯。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在沪上笔政《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三报，护国讨袁。
1916年夏，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为该报撰写“北京特别通信”，从此北京就成为他进行新闻活动的舞台。1916年8月，他愤慨于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中国舆论，便在北京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又独立创办了日报《京报》，自任社长。同时，他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揭开了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序幕。他作为新闻学会的导师，向毛泽东、邓中夏等学员讲述新闻业务，又把《京报》作为学员实习的园地；并把讲稿整理成《实际应用新闻学》出版，书中邵飘萍特别强调人格和报格。
《京报》大量刊登了揭发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卖国丑行，引起了段政府的极大仇恨。1919年8月22日《京报》突然遭封禁，飘萍闻讯后逃出，化装成工人逃到日本。
邵飘萍到日本后，除了做大阪《朝日新闻》的特约记者外，用了大部分精力研究各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着重学习和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7月邵飘萍回国，于9月17日使《京报》复刊。复刊《京报》的同时，邵飘萍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他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副刊中最着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可惜为了扞卫新闻自由，抵抗军阀暴政，他在1926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
职业生涯
邵飘萍自称：“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京报》创刊时，邵飘萍亲手书写“铁肩辣手”悬于编辑部办公室正面墙上，勉励同仁齐心协力办好《京报》。“铁肩辣手”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只是将“妙”字改为“辣”字。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邵飘萍确实一生做到了“铁肩辣手”这4个字，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始终坚守独立进步的新闻立场，在新闻实践中思考和探求民族振兴的道路，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我国新闻事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
从1911年到《汉民日报》，邵飘萍就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为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他。为此，邵飘萍曾经3次被捕，坐过9个月监牢。邵飘萍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的无所畏惧精神，在逆流中奋进，他以一个独立报人特有的敏锐，发表了大量短小、深刻、具有预见性的时评。例如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不过，这段他后来自述“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的办报经历并没有抑制邵飘萍的新闻救国热情。1914年邵飘萍出狱后到日本暂避，身在异国，心忧国难，目睹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勾结，心急如焚。他与潘公弼、马文车三人在日本组设“东京新闻社”，为京、沪、杭着名报纸写“东京特别通讯”，重点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在日本开展反袁运动的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一消息2月上旬被外电详细披露后，邵飘萍拍案而起，迅速将条款内容电发国内，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在邵飘萍揭露“二十一条”时，李大钊也在日本。当时李大钊拟写了一份《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人民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邵、李一揭一呼，使国内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怒潮，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反日倒袁爱国运动，也使邵飘萍与李大钊一起享誉中外舆论界。
在日本期间，邵飘萍尤其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10月就开始编着《新闻学》一书，12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一文。积极倡导新闻救国，为后来回国办报做准备。
（二）
从日本回国后，邵飘萍发表了着名时评《预吊登极》：“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全文只86字，却用了6个“极”，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在上海期间，他署名“飘萍”在《申报》、《时报》发表文章。
同时署名“阿平”（“阿平者，平不平也！”）在《时事新报》发表了一系列犀利、精辟声讨袁世凯的文章。从1916年1月4日发表《顺逆辩》到同年6月7日发表《呜呼袁世凯》，仅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有署名为“阿平”的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身处全国的舆论中心，高举反袁大旗，不遗余力地为扫除帝制、重建共和鼓与呼，誉满全国舆论界。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把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划分为若干等级，北京为一等，其地位相当于报馆主笔。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他每天都向《申报》发去新闻专电和内容较为详细的《北京特别通信》，对北洋政府的内政外交及国会的动态作出翔实可靠的报道。在短短两年间，他就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邵飘萍成为有口皆碑的着名记者。
请看他为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1916年8月在北平创办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到1924年，北京的通讯社达到20多家，政府要闻无一遗漏，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在京的垄断地位。这一变化与进步，不能不归功于邵飘萍的引领。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邵飘萍献身报业已近10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他是多么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啊！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着名的《京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邵飘萍参照日本、京沪各大报的设计来设置版面：一、四版为广告；二版分评论、特别记载、国内外要闻诸栏；三版为各省新闻、北京琐闻、政府命令，以及“显微镜”栏目等。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邵飘萍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这样的宗旨和言论很快赢得了广大读者，报纸的最高发行量达到六千份，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邵飘萍后来在《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中说：“《京报》每顺世界进步之潮流，为和平中正之指导。崇拜真理，反对武力，乃《京报》持论之精神。出版不数月，颇蒙内外各界赞许，在言论上已占相当之地位。”到1919年5月29日，全国许多地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其言论影响之大从章士钊攻击他的“良家子女，累累伺振青之声音颜色以行”可见一斑。
由于经营管理得当，《京报》创刊仅两个月就自建了两层楼的宿舍，是当时新闻界唯一的自建宿舍。《京报》附设的昭明印刷所，除了承印《京报》外，还接受其他出版印刷业务，经济效益也很好。只有十几个编辑工作人员的《京报》，除了日出两大张外，先后出版《京报副刊》（民国四大副刊之一）、《莽原》等副刊，孙伏园、鲁迅都先后应邀成为副刊的主编。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上的力量，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京报》的成功经验，曾经引起当时国内新闻界的普遍重视。
1919年5月3日晚上，“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京大学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导师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向学生们详细介绍了巴黎和会的经过和决议，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会上群情激昂，决议5月4日游行示威。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邵飘萍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邵飘萍不但在《京报》上大块、专版地安排报道，而且还针对时局，每日发评论。“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两个月中，邵飘萍发表署名文章40余篇，声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抨击反动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丑恶行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配合一致，造成强大的革命舆论声势，有力地支持了伟大的爱国反帝运动。“五四运动”燃起的爱国火炬在全国形成了燎原之势，终于迫使反动政府拒绝在帝国主义分赃的“和约”上签字，扞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三）
1920年曹锟、吴佩孚上台后，邵飘萍才回到北京，一回国，他就四处奔走恢复《京报》。复刊那天，他写下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来昭示他绝不与任何反动势力妥协的决心。同时在《京报》头版显要位置，为他在日本时赶撰的专着《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作了广告。这两本专着，前者对马克思的唯物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作了详细介绍；后者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这两本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风行全国。1923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105周年，邵飘萍公开发行了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编辑的《马克思纪念特刊》，上面刊登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头像，以及马克思的传记、专着等。特刊免费赠送读者，为引起读者注意，还在当天的报纸上刊登广告予以推荐。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它大量报道列宁的后事，并出版《列宁特刊》一张，大量刊登有关列宁的新闻、通讯及图片，以便通过评价列宁的丰功伟绩，向中国人民宣传十月革命的成就和马列主义。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京报》从2月6日到22日进行了隆重而热烈的报道。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京报》作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连续宣传，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泛，形式之多样、旗帜之鲜明，在当时国内各报刊中是首屈一指的。据不完全统计，以“飘萍”署名的评论文章从6月1日起至7月中旬，就达28篇之多。这一年，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亲自写的评语，如：“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迫于《京报》和邵飘萍的舆论影响力，连向来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邵飘萍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入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邵飘萍被白色恐怖包围着，京报馆和邵家的电话受到监听，住所被监视。
邵飘萍处境极端危险，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嬉笑怒骂，正气凛然（同一版面上就登着《张学良等定今晨抵京》的消息）。奉系军阀抓不到邵飘萍不罢休，就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2万大洋为诱饵，收买与邵飘萍有过旧交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他在4月24日被诱骗回报馆时，事先已经埋伏在那里的30名侦缉抓捕了邵飘萍。同时，《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各界（特别是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4月26日凌晨，就将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在未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就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他处以死刑。临刑前，他还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仰天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综观邵飘萍一生，他首先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做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用一支笔搅动政界、军界的情绪，使那些故作雍容大度的政客、军阀暴跳如雷，而又束手无策。他不畏任何强暴，终于以身殉职，后人誉之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更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高度评价。
（四）
邵飘萍还是我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开拓者，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经验，奠定了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和业务基础，培养了大批新闻人才。“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学生中许多人在各报兼职或自办刊物，迫切需要有关理论和业务方面的指导。1918年春，学生罗章龙、谭平山两人向《京报》社长邵飘萍表达了这一意见。邵飘萍当即写信给蔡元培，倡议北京大学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并很快得到蔡校长的回复。1918年10月14日，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既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又是新闻学研究的开始。研究会的成立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积淀不厚，中国新闻教育的学术根底不深。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根底不深的情况下，邵飘萍等人开始了拓荒，作出了贡献，则就更显得可贵。
邵飘萍讲新闻采访，当时《京报》刚刚创办，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两小时的课。他结合多年来从事采访活动的经验和体会，深入浅出传授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新闻采集方法和记者的修养等知识。为提高会员的政治素养，他还邀请李大钊、高一涵等知名人士到会演讲；同时，他鼓励学生贴近社会、了解民情，并组织学生外出参观，介绍学生到报馆实习，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邵飘萍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学方法，加上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当然给学员以深刻影响。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十分着名的人物，如编辑党报《向导》的高君宇，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的谭平山、中国共产党最早党员之一的罗章龙等。当然，其中还有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
1919年1月1日，《国民》月刊创刊，其内容紧密配合当时正在酝酿中的爱国反帝运动。邵飘萍不仅指导《国民》月刊的编辑出版，而且指导国民杂志社的学术活动，他们宣传爱国，宣传反帝反封建，经常进行时事评述。邵飘萍在北京以及在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国民杂志社的积极活动加强了与爱国学生和革命力量的联系，客观上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发动，并在延揽人才、汇集力量方面作了组织准备。
1923年平民大学添设新闻学，聘邵飘萍为主任教员，他的学生中有《新民报》的“三张一赵”的张友鸾，《世界日报》的名篇写手左笑鸿等。一年后，国立政法大学也聘请他任教该校政治科开设的新闻科。邵飘萍想方设法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为学生们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新闻的采集方法以及记者的修养。
新闻思想
邵飘萍是一个立志“新闻救国”的中国报人，他认为新闻事业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他强调报纸要在思想、经济和组织上保持独立。邵飘萍主张“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只有这样才能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
邵飘萍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认为“报纸应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第一信条。”只有“以事实和真理”教育读者，才能取信于读者，影响国民的精神面貌。他强调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反对刊登黄色新闻。邵飘萍无论是在做记者期间还是在主持报纸期间，始终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他的文章是以议论见长的，但是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也正是在“事实”面前，才终于惹得统治者恼羞成怒，竟置舆论于不顾，最终对他痛下杀手。
他提出记者的第一要素为品性。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他强调记者要到第一线去“探究事实”，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去判断新闻的价值。他反对当时新闻界流行的“有闻必录”的做法。他说“有闻必录”究其根源，是无责任心的表示。他主张记者要时刻生活在自己的角色中，保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邵飘萍提倡记者要有必需的修养，如丰富的知识、坚韧的意志、细密的作风以及必要的技巧。正因如此，他自己常常能采写到一些使报界为之咋舌的内幕新闻和独家新闻。他的报道时间性总是很强的，他的很多时评短评既让我们惊讶它们的速度，更让我们对这位前辈的勤奋产生深深的敬意。张季鸾曾称赞他说：“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
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邵飘萍是我国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邵飘萍不仅是“以新闻记者终其生”的，他的一生还是一个新闻教育家的一生，是一个新闻理论家的一生。他既办通讯社又办报刊，既精通采写业务又善于经营管理，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也十分重视新闻学教育，在几所大学讲授过新闻学课程。他所着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徐宝璜的《新闻学》并称为中国新闻学的开山之作。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邵飘萍选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京报馆1923年版。
3.孙晓阳：《邵飘萍》，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4.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郭汾阳：《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散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8.邹韬奋：《韬奋书话》，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9.邹韬奋：《经历患难余生记》，岳麓书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