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提要：
A股市场是政策市，围绕市场制度与政策供应发表呼吁与展开争论是最重要的舆论造势。可以说2008年春季围绕“救市不救市”的话语混战没有意义，因为大盘不破某个点位，利好政策不会出台。也可以说这样的活动对政策制定有影响，因为，通过媒体对双方主要观点大力报道，事实与道理大白天下，令人不易遮掩、无法回避。
股市政策是涉及所有市场参与者直接利益的公共政策。中国却有一批人以非公开的方式就股市政策提出“策论”，游说政策制定者采纳。歧视股市、歧视股民是一种精英时尚。不少言说股市的专家、学者、官员是“不知道分子”，既不懂股市一般规律，也不懂A股市场特色。他们挖空心思用“耳语”影响政策制定，言说的主要内容为“骂涨不骂跌”。
从不炒股、没有直接利益放在股市的重量级人物最可怕。他们知识老化，对投资者心态不了解，却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讲出来的话往往不顾人死活。重量级人物以话语权力干预政策制定甚至会直接影响二级市场趋势。
对于50后精英而言，一种主张中包裹着牺牲某个群体利益的内容是小菜一碟，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他们多数人是相信世界可以规划设计的唯理论者，而非经验论者。一段时间以内，在A股市场的舆论环境中，50后精英仍将占有压倒性权重。他们是当权派，对他们的言说必须提高警惕。
时评家是一些靠贩卖言论跑量赚钱奔小康的人。时评家不是从新闻事实开始分析评论的，他们拿着议论框子和结论，倒过来寻找所谓的新闻由头，装进去成文。时评家简单粗暴，股市复杂性严重超越时评家的头脑容量。时评家胡评股市完全混淆了市场“该怎样”与“是怎样”、“将怎样”，充当空头者居多。
时评多摆出批判姿势，以挑事物的毛病为主，时评家一看见股市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免不了咬定市场上涨无理、大跌应该。一些时评家在股市“打桩”久了，被冠以财经观察人士名头，其实称他们股市时评家更妥帖。如果听信股市时评家，会错过大波段机会，他们的诸多言论属于必须排除的垃圾信息。
为什么反对胡舒立
袁幼鸣：我们接下来讨论如何从林林总总的股市相关信息中获得有价值信息。
你想从什么地方开始？
文玮玮：我是从阅读材料中发现问题的，或许离题有点远。
每当股市暴跌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人出来通过媒体疾呼政府“救市”，也有人反对“救市”，爆发争论。
2008年春天，市场在“两会”期间照跌不误，“救市”呼声再起，《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女士反对“救市”，你写了《“救不救市”难道是胡舒立说了算？》。
当时一些朋友打电话到家里说支持你的观点，央视《新闻周刊》栏目也把你视为“救市”派代表，连线采访，挺热闹的。
我以前不太关心你工作的具体内容。胡舒立女士是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人，她对股市的看法有什么大漏洞？
这样的争论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意义吗？对政府政策制定有影响吗？
袁幼鸣：这个问题不无价值。
围绕股市的舆论可以分为很多种，比如可分为内部舆论与外部舆论，市场参与者一致谴责悍庄爆炒全聚德是内部舆论，海外媒体说A股市场大船将沉没属于外部舆论。
A股市场是政策市，围绕市场制度与政策供应发表呼吁与展开争论自然是最重要的舆论造势。
可以说，没有方方面面强力吁请，股权分置改革政策未必会顺利出台。
总体而言，中国的公共言论质量低下，关于资本市场的言论尤其不堪。
因为，一是资本市场比较复杂、需要分析的要素比较多，一些事情并非做个简单道德判断、摆个立场就算一种言论；二是资本市场涉及个人利益，争论双方质疑对方动机不纯非常方便。
一些人称在媒体平台上公开争论的底线原则是不能质疑对方的动机，这是迂腐的说法。
如果一方的动机已经暴露甚至自己都承认，那么，为什么不能拿来说事呢？
但关于股市的争论情况不是这样。股市之争纠结着老梁子、旧仇怨，往往以质疑动机开始，很快进展到骂大街、泼脏水阶段。
《“救不救市”难道胡舒立说了算？》见报后，京城有媒体人站出来助拳，认定我的文章“凸显利益驱动下的低俗心态”。
其次，我写的是一篇针对胡舒立观点的驳论文章，旨在摆事实、讲道理。
我写《“救不救市”难道是胡舒立说了算？》的时候我就知道不过是发发声音而已，类似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嗓门再大，也不会立即呼吁出“救市”政策。
“救市”政策迟早会出的，但当时不会出，那是以后的事情。
有组织资金在2008年“两会”期间一点面子不留，大出货令大盘暴跌，市场谣传证监会范副主席说不会“救市”，范副主席向记者澄清，称从未说过“不救市”。
胡舒立女士发表《何必讳言“不救市”？》把范副主席批了一通，并论证“股市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
胡舒立在文中指称主张“救市”的“相当一部分引领者其实都是浸淫市场多年的老手，对于所谓救市的后果心知肚明”，“无非是企图在行情短期波动中渔一己之私”。
后来，胡舒立文章招致大量批评。有学者打抱不平，一上来先声明自己是不炒股的。在叙述一番媒体人唱多导致投资者亏损的责任后，这位学者反问道：倡导“独立、独家、独到”的《财经》杂志和反对记者炒股的胡女士反而被一些难脱股市干系的媒体人指责，事理是不是有些颠倒？
这位平素挺受人尊重的学者或许没有想清楚，正是因为胡女士不炒股，不懂操作上的事，所以她更要慎言。
拿“渔一己之私”来说，赚钱并非只有做多一途，下跌趋势之下，做空更能获得暴利，正所谓机会是跌出来的。
看准“救市”政策不出或力度不足，空仓等在外面看大盘狂跌照样笑呵呵。股市不会关门，大盘趋势不可能永不扭转，到时候抄底一切OK！
2008年春天上证指数一口气暴跌至3500点以下，原因无非是资金大撤离。
“救市”派用事实说话，主要观点为：
既然股市是一个行政力量控制着大盘趋势的“政策市”，上市发行制度核准为名审批为实，国资控股大企业利用牛市氛围大肆直接融资，保持资金和流通市值均衡就属于监管责任范围。
市场暴跌，管理层出台措施让市场重归平衡不过是履行应尽职责，连“救市”
一说也谈不上，只是姑且使用这个大众熟悉的语汇而已。
胡舒立的文章的大漏洞在于，其立论建立在设定A股市场已经高度自由市场化的基础上。文章把股市的边际条件都界定错了，之后即使妙笔生花、议论生风，均属于混淆视听。
以文章反对严控“再融资”为例，胡舒立说，严控“再融资”，其实是以行政手法限制股票供给，显然有悖市场原则。现实却是，股市正是有悖市场原则地以行政手段供应股票的。
据此，我反驳说：如果今天股市是按市场原则由股份公司竞争发行上市、投资者自由选择投资标的物的，像一个自由讨价还价的农贸市场，而不是如同计划经济时期卖“霸王菜”的“工农兵菜市场”，那么，中国平安拟再融资多少尽可以提到多少，16000亿元也行！
市场单边下跌到一定程度，上海投资圈子的一些人已习惯于遥望北方、探听京城声音。
《何必讳言“不救市”？》是2008年3月最后一个周末在《财经》杂志网站挂出的。
一位朋友第一时间看到了，打电话给我，说胡舒立连看不顺眼的证监会“二把手”范副主席都敢批，来头不小啊，看来是等不到利好政策了。
朋友把胡舒立发表如此文章视为确凿的政策信号，那个周末政策面的确纹丝不动。
三周后，4月24日，内容为下调印花税的2008年第一个利好政策才出台，期间大盘曾跌破3000点。
可以说围绕“救市不救市”的话语混战没有意义，因为大盘不破到某个政府不愿见到的点位，利好政策不会出台。
也可以说这样的活动对政策制定有影响，因为，通过媒体对双方主要观点大力报道，事实与道理大白天下，令人不易遮掩、无法回避。
“耳语者”——作“策论”的专家、学者、官员
文玮玮：你在《“救不救市”难道是胡舒立说了算？》中提出了一个很得罪人的称呼“耳语者”。
你的依据是在2008年1月31日《上海证券报》的专访文章中，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正庆透露：
一些股市“权威专家”缺乏基本数据的科学分析对比，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过程……对中国资本市场乱加点评，不负责任地只挑毛病……盲目与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一二百年的成熟市场进行简单比较，从而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作出错误的评估，误导市场，影响领导层的决策。
何谓“耳语”？“耳语者”主要是些什么人？一般会具体说些什么话？他们对政策制定与市场走势有多大影响？
袁幼鸣：股市政策是涉及所有市场参与者直接利益的公共政策。一些人以非公开的方式就股市政策提出意见与建议，游说政策制定者采纳。
这些与我们利益相关但我们不知道内容的意见与建议是名词意义上的“耳语”，他们言说的方式是动词意义上的“耳语”。
“耳语者”一直大有人在，连境外华人同胞认为内地市场不健康，也会上书建言政府及时制止。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一次政策打压便是这样引起的。
概而言之，“耳语者”是有身份、有渠道“耳语”并采取行动的人。他们的主要身份是专家、学者、官员，一些人是亦官亦学的人物。
言说的前提是知晓事实、明白事理，但国内为数不少言说股市的专家、学者、官员是“不知道分子”。
不知道又要言说就是胡说，不知道还要挖空心思用“耳语”影响政策制定，尤为可恶。
不少言说股市的专家、学者、官员既不懂股市一般规律，也不懂A股市场特色。
有“海归”经济学博士在股改大牛市2000点时说市场要崩溃了，理由无非是与美国股市比，A股市盈率高了。
这类“海归”觉得，A股市场市盈率不仅不能高过发达经济体，而且，由于公司治理水准低下，应该打个制度性折扣。
更搞笑的是，“海归”经济学博士认定央行一加息，股市必然应声倒地，称这是规律，对市场提前盘整，等待利空出尽后的上扬走势很生气，说市场已经失灵，有政府干预的必要。
类似的笑话还有很多。
今天有话语权的“海归”们绝大多数是大龄留学的，他们在外国大学里学了一些书本知识，其实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而且，他们直接读研究生，没有接受国外大学对本科生进行的至关重要的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涉及一个人根据个人天生偏好，选择确定自己价值观，并养成尊重他人不同价值观的重大事宜。
他们喜好拿外国的事说中国的事，由于对不同边际条件不加细致分析，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并不奇怪。
例如，有人在美国研究“工会垄断”，于是不顾中国劳动者根本没有集体谈判能力的事实，大呼小叫提醒中国必须防范“工会垄断”。
有人以美国“虚假消费”造成的危害反对中国向低收入人群发补贴，同样全然不顾消费在中国GDP中占比低得可怜的事实。
作为一种智力游戏，以后你一旦发现专家、学者的观点有悖常识，不要急于研究推理过程，首先应审视它们的边际条件，一般能快速发现他们为什么会胡说一气。
在国内接受经济学、金融学教育的人同样不靠谱。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连引进的洋教材都没有接触过。
中国没有金融学只有“银行学”。国内执掌财经大权的一些学者型官员出身银行系统所办研究生班。
有资深市场人士曾分析认为，中国所用货币投放量计算模型中甚至没有维持股票市场市值所需这个项目。
A股市场特色有复杂的制度成因与文化成因。一些专家、学者、官员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价值观与资本市场有冲突，接受的思维训练也不充分，应对资本市场的复杂性确实吃力。加之当红专家、学者、官员一大特点是忙碌、浮躁，戴个塑料胸花当会议嘉宾都忙不过来，做不到静下心来研究问题，时有雷人之语在所难免。
一度，特别是在股改启动后的一个阶段，股市成为社会热点，专家、学者、官员跟着热点跑，公开言说市场十分自信。但这些人很快发现，指点股市不容易，言论迅速会被市场走势检验，搞得灰头土脸是家常便饭。
曝光率虽高，舆论反弹力度也大得惊人，一不留神说出市场主体深恶痛绝的话，挖苦、讽刺络绎不绝，网络上更是一片骂声。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颇有娱乐性。
“5·30”暴跌发生后，北京一位官学两栖的活跃人物正在上海出席一个会议，当时大批个股已经连续两个跌停，面对电视镜头，他说这样的下跌在政府的预计之中。
既然具有政府背景的人说跌幅在政府预计之中，那么市场还应该继续跌。于是，该人士被指责要为市场进一步暴跌负责，阴谋论者顺理成章说他故意放风打压市场，帮助利益集团低位吸筹。
报道此番言论、引起全国网络媒体转发的平面媒体是《东方早报》。巨大压力之下，此人申明《东方早报》报道失实。
以后，在一些场合，只要一遇《东方早报》记者递名片，该人士立即出现类似未庄的妇女见了向吴妈求爱后的阿Q的反应，哪怕面对的是年轻、漂亮的女记者。
可见，这件事情对其刺激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