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他们所言的“全民炒股不正常”，我质问：莫非有什么“策论”可以做到分入市人次、分资金规模、分指数波段——“有计划、按比例炒股”？
回头看，当时我不过是发泄了一通情绪，得逞口舌之快，这对无论是增进自身对A股市场本质特征的认知，还是帮助读者参与股市博弈，均于事无补。
政府干预市场有“精英基础”。政府本能地要深入掌管经济社会的内容，越细越好，加上有学术精英的摇旗呐喊、鼎力支持，行政力量深度介入资本市场在所难免。
以我今天的认知，鉴于A股市场制度特点，我同样主张行政力量无免责地介入，当然这是“好的介入”，比如“救市”。
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作讨论。
文玮玮：“5·30”前，你写文章似乎不大直接分析市场趋势，“5·30”后，涉及趋势分析的文章好像多了些。
袁幼鸣：“5·30”对我的工作有重大影响。
价值观决定立场，可以大大方方承认，我的价值观决定我希望你和我的朋友们在股市博弈中赚钱而非吃亏。
他们中专业人士不少，70后、80后不少，学士、硕士、博士为主，和我所服务报纸的读者群有很大重合。
“5·30”后我更为关注市场趋势分析，以帮助我们的朋友与报纸的读者参与市场博弈。
以前，我的写作自觉不自觉更多关注市场“该怎样”，谈论“该怎样”自然是批评制度缺陷与不良市场现象为主。每有尖锐批评言论发表，自己挺得意，也时常听到同事、朋友表扬，连常去的超市的售货员也说我“敢讲话，敢为散户讲话”。
其实，仅仅谈论市场“该怎样”，挺像搞精神胜利法的阿Q。
“5·30”后，我主要关注市场“是怎样”和“将怎样”。
这一视角转变帮助我提高了预测市场趋势的准确率，同时，由于立足先搞清市场“是怎样”，再谈论市场“该怎样”时也能做到有的放矢。
参与股市博弈，无疑需要立足市场“是怎样”和“将怎样”。
作为我们接下去交谈的一种方法论，我们将把市场“是怎样”、“将怎样”与“该怎样”严格区分，而不是混为一谈，并且更多关注市场“是怎样”、“将怎样”的相关问题。
文玮玮：假设“5·30”一模一样再来一次，我们应当如何操作？
袁幼鸣：“5·30”期间最佳操作方式是，“5·30”当日不惜代价“逃命”，之后在6月5日个股跌停板上抢反弹，在大盘几乎收复失地开始平走后出货。这样做的收益率起码将达到50%。
次优的操作方式是，当日不惜代价“逃命”，6月4日随着三家证券专业报纸吹暖风抢反弹，收益率可能超过30%。
次坏的操作方式是，一直持股不动。
最坏的操作方式是，6月5日在低位割肉，待到大盘重新站上4000点后被逼空重新入场买入，承受二次暴跌。
你那些低位割肉、高位买入的朋友吃了“双面耳光”。
这样的例子从极端残酷的角度提醒，认清股票市场的政策市本质至关重要。
“有形之手”二次打压造成“6·20”暴跌
文玮玮：对于区分市场“该怎样”和“是怎样”、“将怎样”的重要性，我已有些体悟。
对于2007年“5·30”与“6·20”两次暴跌，分析师更多提及前者。对于后者，似乎认为它是前者的延续，一种市场内在规律的反映。
比如，“5·30”暴跌的主要是绩差股、题材股，一部分机构重仓的蓝筹股跌得不多，需要来个“6·20”补跌。
你一直对“6·20”暴跌耿耿于怀，一提到就火气挺大。你刚才说“6·20”暴跌是政府二次干预市场造成的，以前没听你说过，依据是什么？
袁幼鸣：我没有预测出“5·30”暴跌，但吸取教训，准确预测出了“6·20”
暴跌。
按照大盘的自身运行节奏，6月5日共振引发的反弹不会那么猛烈，且反弹到一定点位后会有一个震荡过程。
由于市场主力几乎一致认定政府“救市”之举是被迫的，挤泡沫的决心没有改变，结果这次反弹演变成了一个主力资金拉高出货的过程。
得出市场某一个阶段走势性质的结论是困难的，但类似情况下，散户可以做到的是不立危墙之下，先减仓甚至空仓出局观望。
自6月5日开始主力资金制造了大盘V型反转假象，而监管部门则流露出再次打压股市的意思。
我对“6·20”耿耿于怀，主要原因是这一次监管部门为避免招致强烈的诟病，把“打压”的意思表达得更为委婉。
有迹可查的是，“6·20”暴跌前一天，2007年6月19日《上海证券报》刊发头版头条报道《25亿信贷资金违规入市 8家银行受罚》。
报道称，央企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海运（集团）公司挪用贷款资金违规进入股市，为此处罚负有“贷时发放拨付审查和贷后跟踪检查责任”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等8家银行的分支机构。
老股民知道，查违规资金且拿央企开刀查违规资金，并公开点名大型央企、处罚背景深厚的副部级国资控股大银行，传达的是高层对大盘上涨的不满。
但是，2007年春节后才入市的大批新股民如何懂得其中的含义呢？
更为恶劣的是，担任传达管理层意图的三家证券专业媒体在内页发表内容基本相同的评论文章，为“5·30”上调印花税率评功叫好。
在当时社会舆论一致谴责“半夜鸡叫”，网络论坛骂声一片，传统媒体一边倒抨击的背景下，三家媒体逆舆论而上，发内容相同的评功摆好文章，来头昭然若揭。
“6·20”当日见报的《上海证券报》评论版头条文章《健全市场运行机制 促进股市健康发展》是这样说的：
5月29日财政部宣布提高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这些政策措施以市场化原则为导向，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依托，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股市，对抑制市场过分投机炒作，防止股市泡沫过度积累，防范化解风险，维护股市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客观地讲，从近期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来看，无论是政策组合、实施时机，还是政策力度，应该说都是正当其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取得了应有的效果。
不是有不少媒体发表文章呼吁把印花税率调回原水平或者改为单边征收吗？
该文对此耿耿于怀：
股市的健康发展，同样离不开良好的舆论环境。新闻媒体客观、理性的分析评论，对稳定投资者情绪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果任由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任意杜撰，肆意造谣，传播不实消息，只会加深投资者的误解甚至情绪的对立。因此，作为新闻媒体，不但要加强自律，而且要强化责任意识，引导投资者正确理解政策意图，共同培育理性健康、和谐文明的股市文化。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管，对违反规定，制造谣言，扰乱市场的媒体及当事人严肃处理，以维护市场正常的舆论氛围。
《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一般都刊发作者署名文章，《健全市场运行机制 促进股市健康发展》罕见地没有作者署名，是无名文章。
曾在《上海证券报》工作三年的经验告诉我，这篇文章并非该报人员写作。
6月20日一大早，当我读完这篇所谓的评论时，极度郁闷。
之前我已判断大盘再次暴跌无可避免，且那些机构抱团取暖的所谓有投资价值、抗跌的品种将领跌。
令我愤怒的是，绝大多数新股民是不可能通过阅读证券专业媒体的内页文章获得政策意图的，它等于是通知各路合法与非法的有组织资金而不通知升斗散户、通知资深投资者而不通知新一代股民。
我刚刚吁请相关部门顺应市场化，包括人的市场化潮流。“6·20”前的政策意图表达方式给了我一记耳光！
相信2007年春节后入市的多数新股民至今懵然不知“6·20”暴跌的政策原因！
反思“6·20”，需要认识到，中国内地股市充斥着一套独特的话语修辞与信息传达系统。
所有新进入股市的人都必须了解它们，获知并听懂“弦外之音”，态度越主动、行为越积极，交的学费越少。
说一句题外话，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研究清朝乾隆年间皇权、官吏与民间社会的信息传递系统，写出了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如果有人围绕中国资本市场，研究决策层、直接监管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的信息作用关系，完全可以写出颇有价值、发人深省的学术着作。
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用系统思维看待股市
文玮玮：听你对“5·30”与“6·20”暴跌原因的分析，我更生动地理解“炒股要听政府的话”的意义所在。
但我也发现，政府直接干预股市二级市场定价并采取措施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多，“5·30”与“6·20”毕竟是极端案例。设想如果行政力量随时可干预股票市场定价，那么游戏也就没有空间了。
浏览股市的历史材料，我还发现，不少时候政府的意志并不能改变市场趋势，有的时候政府显得对市场有心无力，如何具体看待这些现象呢？
袁幼鸣：你提出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
能提出这些问题说明你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理解A股市场运作规律的潜质。
公募基金是市场的合法主力之一。2007年大牛市终结的直接原因之一是政府对证券投资基金“窗口指导”，停止新基金设立的审批，继续要求既有基金降低仓位，只能“卖出不能买入”。
有关部门认为资产泡沫已经大到威胁宏观经济运行的程度，这样做是为全局性利益着想。
在管理层对基金“了窗口指导”期间，我曾指称A股市场是“行政市”，行政权力直接对投资品定价。
冷静下来后，我觉得还是以“政策市”指称A股市场更符合市场发展的历史与现实，更实事求是。
你说得对，如果股市是彻头彻尾的“行政市”，它就是“坚硬的稀粥”，游戏也就没有任何空间了。
我曾这样定义“政策市”：
所谓“政策市”，指政府一直关注着股市的走势，对股市运行是否健康一直有判断和想法，会以政策供应影响股市趋势，直至必要时直接干预市场并且非达到目的不可。政策不仅影响大盘趋势，政策还直接影响板块与个股行情。由于政府权力可以改变游戏规则，且以国家所有制形式掌控着主要经济资源，当政策形成合力、非要达到目的时，它最终将决定股票市场的牛熊转换。
但是，政策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表现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与金融形势突变、大的经济金融政策需要股票市场作出牺牲、国内既得利益格局尾大不掉等情况。
参与股市游戏，我们需要看到，政策力不从心导致的市场起伏本身就是博弈空间。
如果机械地理解“炒股要听政府的话”，生搬硬套，在政府出台重大利好政策后立即入市，很可能损失惨重。
同样拿调整印花税率释放政策意图说事，可以发现“政策失灵”的典型案例。
例如，在股市2008年踏上熊途后，2008年4月24日，财政部宣布将印花税率从0.3%回调至0.1%。
当日上证指数上涨4.15%。其实这一消息在前一个交易日已经泄露，前一个交易日指数已经大涨。
如果投资者在4月24日开盘3539点时即入市，此次重大利好刺激反弹的最高点为3786点。在赚了250点行情后，等待入市者的将是1900点的巨幅下跌。
文玮玮：2007年10月上证指数上摸6124点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但股票市场在经历2008年春季的暴跌后，以2008年4月24日回调印花税率为标志，之后直接针对股市的利好政策不断。
2008年9月19日，政府甚至出台“印花税只向出让方单向征收，国资委支持央企增持和回购上市公司股份，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大行股票”三大利好，但仍未扭转下跌趋势。
这期间货币政策一直是紧缩的，很久之后才转向宽松，同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紧缩政策与全球金融危机应该是“救市”意图不能实现的主要因素。
袁幼鸣：很好，你已经开始使用系统思维看待股市了！
准确地说，时至今日，货币供应量直接决定国内市场包括股市在内的投资品定价，国际经济与金融形势则对A股市场趋势构成重大影响。
但需要追问，国内货币供应量松紧的原因，国际经济与金融形势是如何影响A股市场趋势的？
回顾A股市场历史，可以看到它经常呈现“政策做多与市场坍塌”的倒悬与乖离态势。各个时期的原因不同。
我在2008年年终总结与展望A股市场时曾写道，上证指数在2008年10月28日跌至1664点是内忧外患的结果。
就像一艘行驶在海上的帆船，当遭遇台风、天文大潮、风暴潮的“三碰头”时，光扔掉一些杂物，加固一下桅杆，是无济于事的。
造成2008年上证指数大跌的直接“杀手”是前三季度一路紧缩的银根。
货币当局和银行业监管部门以加息、上调银行准备金率、发行央行票据和直接控制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等多种手段紧缩货币投放量。
到夏天，全国范围内中小民营企业普遍无处贷款、大批制造业工厂被迫依赖高利贷饮鸩止渴。
整个经济体银根紧到如此程度，股票市场的点位自然无法支撑。
2008年7月我曾撰文驳斥一位着名经济学家。因为，直到此时，这位先生仍“满嘴放炮”，“毛估估”地以“宏大叙事”高喊紧缩有理、绝不放松。
不顾虚拟经济死活也就罢了，为什么货币当局到了连实体经济死活也不管不顾的地步呢？这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需要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