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
【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宗旨是培养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教学宗旨的途径问题讨论不多。如果回到马克思的立场，我们可以发现，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想主义职能是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途径。重要的还在于，对理想追求的怀疑甚至冷漠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否认了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本质规定。理想之于人的生存而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想主义属性既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职能的一种新阐释。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原理课 理想主义 信仰 构建理想的职能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理论界关注较多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自由自在”是人的类特性、类本质的思想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总和”这个著名的命题。但还有一个结论似乎尚未引起理论界足够的重视，而这个结论又恰恰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又一个基本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人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拥有理想并为实现理想而孜孜实践的存在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这个著名的思想：最蹩脚的建筑师也要比蜜蜂高明，因为建筑师在劳动过程开始之前，未来的结果已存在于观念之中了。因此，人要高于动物，因为对于动物来说，是这种动物之所是和做这种动物之所能是直接同一的。譬如对于一只蜜蜂来说，做一只蜜蜂就是做它本能所能做的事，而人则不同。人类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无论从事任何一项事业，对自己活动对象的未来状态都在观念中有一个自觉的意识建构。这样一种对事物未来状态的自觉意识建构，我们可以统称为理想。从这点上讲，人类和动物界的分野和揖别，除了人类活动总有其自觉的理想建构之外，很难再有别的什么标志了。因而，在马克思那里，理想同样构成了人的类本质规定之一。
在确立了人是理想的存在物这样的研究视角之后，我们将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和方法为依据，通过理想生活之于人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的阐述，探讨理想生活之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并由此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的功能进行一种新的阐释，从而试图为当今大学生有效地确立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找出一条现实可能的途径。
一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从最普遍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人类追求理想生活的可能性源于人类的意识具有建构一种指向未来的观念的能力，这也是人的自觉生活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而具有理想性的一个内在标志。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指出过的那样：“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愈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愈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愈加符合。”这“预定的目的”也就是理想，它能被主体建构并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当然，应该明确的是，主体所建构的理想是由客观现实所产生，并以客观现实为前提的，因而决不能把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然而，由于理想总是以主观的愿望、希冀和向往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因此，人们又往往很难直接看出理想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从而常常把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哲学史上，康德曾典型地表现了这一倾向。康德的哲学是以“现象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割裂为特征的，这样一个特征也影响和规定了他对理想和现实这一矛盾关系的解决只能是彼此的割裂。他把社会划分为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这样两个境界，在他看来，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受各种必然性的制约和支配，是不自由的，只有到了理想世界中，人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他称这是一种最高的理想生活，是一种最合理的目的。但他同时又声称这种最高的理想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马克思在谈到康德的社会理想时这样批判过：“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在中国古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也表露了这种把理想与现实对立起来的思想。作者描绘了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生活。但他也同样认为这样一个理想只存在于“迷离恍惚”之处，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复得路”的。
于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便是，在理想生活的追求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注定只能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的吗？对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就必须考察理想的科学性问题。事实上，历史早已证明康德、陶渊明所表述的并非科学的理想。也就是说，真正科学的理想必须植根于现实之中，它是从现实中汲取和提炼出来的。当然，人们在建构理想时必定要反映主体自身的要求和愿望，但这种要求和愿望必须建立在客观现实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得以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的基础之上。无疑，人们所建构的理想也总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但这种美好的想象也不是悬浮于客观现实可能性之上的海市蜃楼。所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理想的科学性是以现实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基础的，一个真正科学合理的理想必须把握着现实发展的未来趋势。因而在科学性的建构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便内在统一了。
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我们可以把理想定义为：人对客观现实可能性的一种超前反映。理想之所以是理想，理想生活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理想包含现实发展规律提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因为是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提供的，因而又是一种必然性的东西，它以潜在的尚未实现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之中，但却预示着现实发展前途的客观必然趋势。关于这一点，黑格尔曾这样深刻地分析过：“一个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取决于内容。也就是说，取决于现实性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而现实性在它的展开中表明它自己是必然性。”因而，理想作为主体对未来的一种向往和超前反映，无疑是必须包含这种由客观必然性提供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其之中。丧失了这种必然性的根据，理想就只能是一种空想。柏拉图曾是思想史上较早探讨了理想生活的古代哲学家。他在其著作《理想国》里曾以诗意的语言系统全面地描绘了他对理想社会和理想生活的诸种设想。但他的“理想国”却被历史证明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的“理想国”实质上是以一种旧氏族制为基础的社会模式。而这种氏族制的社会形态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早已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和必然性的根据。显然，这样一个没能把握住社会发展必然性的理想，注定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马克思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连对柏拉图极为推崇的黑格尔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我们所看见的只是些神话”。
其实，为了真正解决理想生活的可能性问题，我们还必须探讨信仰问题。许多哲学家怀疑甚至否定理想生活的可能性，还源于这样一个认知上的理由：这就是在他们看来，理想的科学性（或称可靠性）问题是无法确认的，因而理想生活的可能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美国学者宾克莱在其著作《理想的冲突》中就曾这样断言：“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一种理想是对的，而其他各种都是错误的。确实，既然各种理想所谈的都是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谈实际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科学知识和逻辑二者还不能用来自行产生一个根本的价值委身。”所以，宾克莱的结论是，追求理想生活无所谓可能与否。后现代主义对理想问题的所谓“解构”，其根据之一也是认为，理想既然是指向未来的东西自然永远是不确定的它只有相对的意义。所以，他们反对马克思执著的理想主义情怀。其实，这种对理想生活可能性的怀疑和否认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的确，我们承认，对理想之科学性的检验问题有其逻辑上的难题。我们显然无法用实践过程中的主、客观相符合作为评判的标准。因为一方面理想之所以称为理想就在于它是一种对现实的超前反映。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未来状态的设想和构造，理想在当前的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但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了的从而也被证明了的理想就已不再是理想而是现实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对理想的检验问题倘若以实践标准来看的确有其逻辑上的困难。正是为了摆脱这个困难，我们认为有必要探讨信仰问题。
其实，理想作为一种蓝图尚未被付诸实践以前，在主体中必然涉及一个信仰问题。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人们尚未能在最终意义上解决理想的科学性问题以前，却能自觉自愿地为一种理想而努力地工作、学习和生活，这背后显然是信仰的坚定性在起作用。信仰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超越给定范围承认并相信一种实际上尚未出现东西的主体精神活动。因而信仰经常被视为理性的对立面。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信仰诚然有非理性的因素，但我们却完全可以对它进行理性的分析。当然，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信仰：宗教信仰和科学信仰。宗教信仰是一种盲目的、非科学的信仰。这就正如欧洲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的一位宗教神学家所说的那样：“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种信仰当然是和科学、理性相对立的，但科学的信仰则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的信念。这个信仰不仅不和科学理性相矛盾，而且是以它为根据的。对理想的信仰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信仰：因为这种信仰是对由必然性提供的现实可能性确信不疑的基础上确立和产生的。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信仰本身就是作为理想生活的一个要素而贯穿于理想向现实运动过程的始终的。理想本身就必须转化为一种坚定的信仰，任何一个理想如果不转化为坚定的信仰，那这个理想就永远无法得到实现。著名苏联哲学家柯普宁曾以苏联宇航员完成宇宙探险飞行为例阐述过这个问题。的确，探索宇宙，使人类跨进宇宙的深处，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憧憬的一种理想生活。
而且这个理想由于宇宙航行技术的发展而开始具备了实现的可能。但要使这个理想变为现实，宇航员显然还必须对这个理想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抱有坚定的信仰。他必须让自己确信这一理想的真理性及其实验装置的可靠性。显然，这样一个科学的理想决不是那种宗教狂热分子进天堂的幻想。自然科学中的信仰是这样，社会科学方面的信仰也同样如此。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有多少革命的志士仁人为了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而表现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勇气概。对这样一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又有谁会说这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信仰呢？
当然，即便是科学的信仰也具有非理性的一面，而这其中非理性的因素就有可能导致科学信仰丧失理性的认识论的根据。因此，必须在实践中坚持信仰的可变动性。这意思就是说，随着科学理想本身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为现实修正和补充时，信仰也必须作相应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欧洲1848年革命形势时，曾满怀信心地期待这个革命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并且是抱着这样一个信念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但尔后的现实表明他们的期待和预言落空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便及时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坦率地承认自己“当时所持的观点是一个幻想”。因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指出信仰的变动性是必要的。否则，一种即使是科学的信仰如果凝固和僵化了，也会滑入盲从和迷信的泥潭之中。
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出如下一个基本结论：理想生活的可能性源于人的类本性，这种本性使人类必然要建构指向未来的理想以实现自己的类价值。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理想的科学性的确信不疑便形成了科学信仰。这种科学的信仰又必定形成人的意志、决心等坚定性的情感品质，从而在主体那里生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和物质的手段相结合，才使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得以顺利地进行。而理想生活的可能性也由此变成了一种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