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众多、个性鲜明的中国古村落，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明珠”，是一种典型的景观文化生态型聚落，是中国乡土文化的活的载体，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空间。俞源从建筑、宗族、耕读、民俗、风水等方面表现出其文化的独特性。对此我们从科举文化、教育文化、田园文化、民俗文化和艺术等方面逐一展开分析。
第一节 古村落的科举文化
科举文化是俞源古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发展于唐，它本是因朝廷遴选官吏、开科取士而设，它的推行却间接地提高了各地士子学习文化的积极性，进而普及了文化。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改进了考试方法，雕版活字印刷盛行，再加上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在各科进士榜名的人数，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农家子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从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美梦，而是实实在在的希望，于是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其人，屡见不鲜。因此，俞源历来把教子弟读书、求功名作为宗族共同的大事。
一、开榜见“俞”
为了让本族子弟读书入仕，俞族各宗亲支派纷纷兴学，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兴办书堂；二是资助奖励。俞氏家族以耕读传家，倡导儒学，恪守宗法，注重教化，因而科举人才不断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共出进士、举人、贡生60余名，秀才140余名。“俞族甲于宣，沐浴于中原文献之泽，有观政礼部者，有尹宜黄者，乡贡且绵绵不绝，学使按临鸾哕，茅芗踵相接，宣人有无俞不开榜之谚。”足见俞源科举人才辈出的盛况，并在宣平县有着人人皆知的广泛影响。据说，明清时期朝廷对赴府考试的秀才实行限额，每年永康16名，武义14名，宣平为12名。而宣平县衙门前的秀才榜前，总有俞源考生的惊喜。俞源出现兄弟、父子、主仆同考双中的趣闻，其争读竞考之村风由此可见一斑。清康熙后期，33岁的俞采臣与13岁的儿子俞文焕，同年考秀才。到赶考那天，父子俩天未亮便出门，父亲挑着文房四宝和包袱走在前，儿子跟在后，攀山越岭，天黑时到达处州府（今丽水）。次日，父子俩同进考场，结果双双考中秀才，一时传为美谈。清道光年间，俞源上宅俞廷超赴府考试，挑着两个小包袱，跟在后面的仆人应宝时，在途中央求主人让他一同参加府考。俞廷超知道，应宝时在伴读中自学，文才不亚于自己，便满口答应。大红色的秀才榜一开，主仆两人均名列榜中。在裕后堂、万春堂等古堂楼的中堂板壁上，至今留存着许多“报单”。
在清朝，凡中得秀才、监生、拔贡及以上的功名，在民国，凡高小以上毕业，学校都送喜报上门，得报的家长喜气洋洋，会给送报单的人一碗点心和一个红包。如今看着这些泛黄陈旧但清晰可读的报单，似乎历史并不遥远。俞源俞氏族人几乎年年科考有中，但对求仕似乎并不十分尽心。或许是隐逸祖风的影响，或许是对官宦生活的厌恶，他们的科举入仕率一直很低。明清两代所出的45名贡元以上科举人才中，只有14人进入官场；在清初的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四代47年中，未出一名仕官；在雍正、乾隆两代长达73年中，也仅1人入仕为官；而光绪34年中，虽有14人登科中举，但没有一人进入官场。但俞源人的勤学苦读，却培养出一批批儒雅的乡绅处士，一批批文墨精通的乡间文人。即使在明清两代所出的21名仕宦中，也以担任教育职务者居多。据统计，有教授2名，学谕7名，儒学教谕2名，儒学训导3名，占到仕宦总数的六成多；在民国期间，有校长和教员22名。并且，涌现出“进士之师”、“壮元之师”和修志文人。俞冲，字公翔，是敬一公的曾孙，在明永乐年间由丽水训导升授邵武府教授。他以高超的论著文笔和“义利辨”文章，被尊称为“铁砚先生”。他认为：“利为义用，其利义也；反之，义为利服务，是不义而有罪也。”俞冲注重身体力行。他起早贪黑淳淳教育学生，不在意学生送给他的礼物多少、有无；对生活有困难的学生，送去的礼物，他不但不收受，相反“窘甚者且周之，疾病者药之，死亡者恤之，弥久而盖笃”。
他教学多年，桃李满天下。如丽水同宗俞俊，受俞冲教育熏陶后，一举得中进士，官至尚书。当俞俊得知俞冲谢世时，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了《送铁砚先生司教邵武序》一文，后被收录为《宣平县志》的首篇文选。俞冲的义利观念，在俞源后人中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其曾孙俞世美，在明隆庆年间主持修建大宗祠后，在寝堂正中高悬“礼义贤声”匾额，以传扬礼义传统，使俞源义人、义举名扬宣平、武义两县。据民国十五年编修的《宣平县志》记载，清朝全县30名义举突出人物中，俞源俞姓的就有林檀、林模、君选、君泰、大鹗、大、国器、大鸣、文瑛、步程等10人，占三分之一。前文“父子同考双中秀才”的俞文焕，考秀才得的是第一名，后来考上拔贡。清康熙六十年（1721），博学多才的俞文焕被宣平知县于树范聘为私塾教师，教育儿子于敏中。由于俞文焕精博儒学，教学严谨，为知县之子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基础。后来，于敏中上京赶考，金榜题名，经龙廷面试，一举夺魁。高中状元的于敏中，自然不忘恩师的教诲，特制红底金字匾额“佑启堂”，送给恩师俞文焕，使其厅堂满壁生辉。继任宣平知县的胡必奇，邀俞文焕在孔庙明伦堂讲学，他自己也自始至终在堂恭听。听毕，称赞俞文焕“学有本原，文有经济，言有坛宇，行有圭角。清不离群，浊不混俗，殊可人也”！并于乾隆元年（1736）亲拟七言28句的颂稿，由教授正堂周雯书写并附画作，赠予俞文焕作为纪念。胡必奇所赠的字画，被俞文焕后代视为传家之宝，历来由辈分最高的绅耆存管，只在过年时出展礼拜，以示俞氏太公为“状元之师”的荣耀。
重教励学的古代俞源，成就了许多大用之才，当他们功成身退，落叶归根后，还乐为家乡“泛晚景之余波”。俞昭和俞宗焕两个修志老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俞昭，字德辉，号雪峰，明嘉靖岁贡，出任山西代府审理，进阶奉议大夫。花甲之年告退归里时，正值处州要修纂府志，一回到家即接到处州太守李冕遣吏送来的邀请书，称俞昭为“词林山斗”，请他“伏冀不靳，宠临共图”。千里跋涉回到俞源的俞昭，未及喘息，即应邀赴处州，为修纂府志奉献了毕生余热。俞宗焕是清道光拔贡，擢开化县教谕十余载。道光二十年（1840）告退回乡后，也正值宣平县届临县志编修。品行兼优的俞宗焕，时为宣邑文林娇秀，颇受仕林敬重，知县汤金知人善任，聘请俞宗焕为修志主编，全面负责县志编纂工作。
他主持修纂的宣平县志有18卷。首印本现分藏北京市、上海市和北京大学图书馆。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科举在俞源社会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经过几百年的熔铸，读书做官早已成为俞氏家族传统文化中的基因和灵魂。因此清政府这一迫于时势的举措，对俞氏家族无疑是沉重打击。科举的废除断绝了俞源人受惠数十代而又莫不憧憬进入社会上层的道路。从此，昔日虽贫寒但尚不失希望和尊严的儒生成为了多余的一群，新式教育的冲击，使得俞源已落后于时代的书堂、私塾教育最终走向衰落。俞源不再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也最终失去了传统村落的精英形成机制。
俞源村落也逐渐远离了往日的辉煌。
二、科举精英
从清道光开始，祠产中有专项的儒田蒙租，童生入学无须自己交学费，童生举考县学、府学，贡监生参加省试、京试，均有盘缠补助，以资鼓励，所以历代读书成风。明、清二朝出过进士1人，举人3人，贡生54人，秀才140人。明清两代走上仕途的有21人，有京官3人，府官5人，县官4人，教谕9人。
第二节 古村落的教育文化
一、劝学励读
聚族而居的村落，就像一个大家庭。它以血缘为存在基础，以儒家礼制为精神内核，以完备的家族规范为约束，以教育培养显耀门庭的人才。其科甲人士、入仕官僚多寡，决定着能否成为誉甲五方的名门望族。俞源，就是以教育出人才，以人才享誉一方。
古时俞源虽隶属宣平县，但离武义县城更近便，历来受着明招文化的辐射。清同治年间，武义八旗官教习何德润，在为俞氏宗谱所写的序中谈道：“俞川介我邑西，宋季朱考亭、吕东莱，讲学于邑，流风余韵，旁溢邻壤。而洪武初，宋学士景濂，苏学士伯衡，来游来歌，遗墨犹存。”可见，明招文化精神对俞源村的文化教育有着积极影响。不问家世的取仕制度，让偏远山乡的社会底层百姓，也同样拥有闻达显才的机会。受祖宗隐逸遗风的熏染，俞源人并不十分在意仕途，但他们十分重视敬教劝学，强调读书知礼，承继耕读传家的族风。村中学而不仕或致仕在家的知识分子，发挥着诗书礼乐教化的作用。这种乡绅文人一般不从事躬耕劳作，但有富足的土地和收入，在宗族制度的作用下成为兴办教育的主要力量。为鼓励读书进阶，俞氏宗族实施多种形式的奖励，建立有效的劝学励读机制。宗祠设有赆仪田15.4亩，取其收入用于考生盘缠。凡举考文武童生佾生赴试，每人给卷钱一千文；文武生员贡监南北乡试，每人给赆仪钱二千文；京都贡举赴试，每人给赆仪钱三千文。各房派均设“蒙租”，五至七岁上启蒙学堂的学生，每年可得蒙租谷二百斤。同时，富裕房派设有儒租，资助秀才进取，有的户一年可得八百斤之多。因此，一般家庭中有一两人就读，所得租谷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甚至基本解决了全家人的口粮。
20世纪初取消科举制度后，俞氏宗族仍延续儒租制，资助高小以上学子。现仍健在的俞樟松、俞荣达等老人，都是这些待遇的亲享者。村中秀才或高小毕业生称绅衿，祠堂四季祭祖时，他们每人每次可分得胙肉2斤，与50岁以上的老人同样享受；而其他16岁以上的男丁，只能吃餐半腴饭，即每桌六碗粗菜、一碗肉。
这种区别对待，有效地助长了读书之风。民国八年（1919），俞鸿猷、李清等人发起创办集贤区第一小学，仍实施蒙儒租制度，并且发动“竹木捐”、“屠户捐”等活动，经常筹集教学经费。直至解放以后，国家实行统一的教育制度，俞源村的劝学奖读机制才成为历史。
二、兴办书馆
许多大家族为求文运通顺，往往要在村边合适位置造文峰塔、文昌阁之类的建筑物。风水著作《相宅经纂》说：“凡都、省、州、县、乡村，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尖峰，只要高过别山，即或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例如建德新叶村的抟云塔，就是为振文运而建的文峰塔。俞源俞氏族人似乎历来不太相信这种“道理”，并没有去建造文峰塔、文昌阁，而是十分注重学堂书馆的建造。
据宗谱记载，明清两代曾办读书场所19处之多，琅琅书声伴着潺潺溪水流淌了数百年。明中期以后，传统的轻视商贾的观念开始动摇，崇尚儒学的俞源人，有的开始离农经商并获得成功。
当他们发财归里时，并没有忘记教书育人，于是便出现了六峰书馆、桂林轩藏书楼等有一定知名度的教育设施。
载入宣平县志的六峰书馆，由清道光拔贡俞凤鸣开办，坐落在声远堂后，为三间两搭厢堂楼。楼上也设教室，廊前有栏杆和靠背长条椅，视野可见村南六峰山。书馆紧连左侧小花园，园中有两口泉水塘，四季草绿花香。书馆教室里传出的童稚读书声，带着花香回荡在村落弄巷，使宁静的山村显得分外安宁而富有生机。清朝拔贡、宣平训导李仁灼，为六峰书馆题写了对联：“六出奇峰通帝座，九环曲涧绕龙门”，对书馆学子寄予了厚望。曾在宣平“鳌峰书院”讲学的馆主俞凤鸣，写了一首题为《六峰馆消夏睡起》的自我消遣诗，读来别有情趣：“何用纱厨避赫曦，藤床竹席恰相宜。窗前莫问初庚伏，枕畔还吟未了诗。鸟被树鸣当户唤，云如人懒出山迟。陶然自领羲皇意，蝴蝶庄周两不知。”可见，即使酷热的夏天，书馆仍有着幽静清凉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