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快意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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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小寒纪——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2)

在台中一中,跟我关系最深的是严侨老师;离一中后,跟我有后缘的老师,则首推教我英文的陈绍鹏老师。他大我二十一岁,浙江吴兴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没出过国,却讲了一口又纯又好的英文,常被老外误以为他在外国住过多年。我在高二戊班时,他教我英文。此公为人高傲严峻,自己英文虽然呱呱,教起别人却欠循循,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在课堂上骂熊廷武、程国强同学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他生了重病,我和张光锦、黄显昌等同学发动全校同学,为他捐款,他出院后,对我心存感激。自此我成了他家常客,两人甚谈得来。我送有关英国诗人的传记,劝他译作后寄给《文星》(那时我和《文星》尚无关系),他接受我的意见,从此转成作家。后来我进《文星》,为他出版《诗的欣赏》,达成教授资格的铨叙。又选出It All Started With Eve 和The Decline a and Fall of Practically Everybody 请他翻译,并代他定名为《都是夏娃惹的祸》和《可以说是人人的盛衰史》付印,由于原作精彩、译笔传神,都很受欢迎。陈绍鹏老师离台中一中后,先后在凤山陆军官校、台北师范大学执教多年,那时他应我之请,写了《穆勒自由论是怎样翻译的?》一文,揪出胡秋原的“学术诈欺”;又写《评徐高阮的翻译错误》一文,揪出徐高阮的“学术诈欺”。随后我把这两篇文字在“万岁评论”上发表,也算为故人殷海光出口鸟气。因为胡秋原、徐高阮纠缠殷海光,说殷海光翻译有错误,是“学术诈欺”,我乃写文反驳,指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我这样说,是有许多证据的,因为我看了胡秋原、徐高阮翻译的一些东西,就粗略发觉错误错得比殷海光超越前进。但英文纠谬非我专长,我只是粗略发觉而已,若想一一细为揪出,还得劳动专家才成。台湾的英文专家虽不乏人,但是跟我渊源甚深并且我甚佩服的,却是陈绍鹏老师,于是我就找到他来拆穿。发表后,徐高阮已身入鬼录,而胡秋原却脸无处藏,至今一个屁都不敢放也。胡秋原的英文程度,连civil的正确用法竟都不知道,他把civil liberty译为“民事的自由”,殊不知这里的civil是“公民的”而非“民事的”,笑话可闹大了。

另一位与我有后缘的台中一中老师是姚渔湘老师,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美术,但却是现代史专家。他独居在一中后面库房式的宿舍里默默写作。此公为名士派,一袭阴丹士林长衫,奇脏无比,但比起他的茶杯来,长衫总还洗过,而他的茶杯却从来不洗。茶杯边清楚的有一道他的唇印,上面是半圆形的黑垢,看了非常吓人。他收有不少现代史的图书,整天埋头写跟国民党党史有关的著作。常在报上投稿。离一中后,他进了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我在开国文献会时,他在同一层楼编吴稚晖的遗著,时相过从。他死的时候,入棺是由我抬他的头放进去的,师生之情,于斯乃见。姚渔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人可以那样用功,成绩却那样有限,原因无他,太笨了。他的一生,使我深刻感觉到,人太笨而要用功做学问,最后只证实两点:一、上帝瞎眼,奈何竟对这种人不公;二、学术何辜,奈何竟给这种人来做。

在一中时,我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交,此公即庄严先生。他与爸爸是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即“宣统出宫我进宫”,以故宫博物院为终身职业,直到官拜副院长死去。他的夫人申佩芬是爸爸学生,且是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高班同学。庄严、申佩芬有四个儿子,庄申(庄申庆)、庄因、庄喆、庄灵都与我熟,庄老先生尤其写了一些信和字给我。其中一封是托我代卖陶一珊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的,庄严为这书写了序后,陶一珊送他两套,他穷得拿出一套托我去卖,以贴补家用,当时大家生活的艰苦,由此可见。庄严知道我喜爱文物,特别请我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庄严又托我替他找《元秘史》版本,我在台中“中央书局”为他借到一种,他忘了付钱,害得我许久不好意思去“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了一首词:“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外,并泽及甲骨,我乃请他重写前词,“父子书法比赛”。后来这两幅字,在义助慰安妇时被我一起脱手,由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给买走了。两代同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话了。

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是没切角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我感于曹昭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

我在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托·马洛(Hector Malot)的名作《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 of Perine,有赵馀勋译本,少年版)、《海国男儿》(Romoin 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1947年在北京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1966年8月31日,我在台北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1988年把它重版。我在序里说:“四十年来,在北京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发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了。”

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台中一台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1952年8月9日到27日十八天中,我还根据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八天中,我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做我的“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刚念完高一年级,十七岁,已写了《李敖札记》四卷。这个大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三卷里。三十年后,我发表这些早年的成绩,证明给大家看:李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在三十年前十七岁时候,就已达到什么水准了。我当年的功力和用功,和我三十年后的功力和成绩,显然有着因果的连贯。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的一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女孩子,清秀可人,是台中女中的高中生。我生平最喜欢清秀的女人,这女生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三十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丁(Dante)在九岁时见过小他一岁的贝特阿丽切(Beatrice)一面,十八岁时又见到一面,此后未再见面。贝特阿丽切二十四岁死后,他为她写出不朽名著,因为他一直单方面的精神恋爱,把贝特阿丽切当成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我当然没有但丁那样神经,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相逢永不相识的高中女生,竟使我唯灵了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我在1953年间,写了一大堆诗,其中一首是《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

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这可说是我思想上“惨绿少年”时代的爱情观。那种爱情观基本上是自抑的,所以不无多愁善感的一面,我有《遐想》四首: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怅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三)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当时我对高中女生“罗”暗恋,故有罗裙芳草之喻,这种自抑,我终于打破了。我开始写信给“罗”,当她第一封回信寄来的时候,我也不“不再动冰心”了。

虽然在爱情上“惨绿”,在人生大方向上却“殷红”得很,阳刚之气,已开我日后的先河,有诗为证: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世俗间。(《浮海与藏山》)

人皆谓我狂,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随声不应该,

我手写我口,我心作主宰,

莫笑我立异,骂你是奴才。(《写贻党混子》)

眼亮心要黑,朝夕窥国贼,

千里寻知己,一求大铁锥。(《论侠六首》之二)

少年慕虬髯,扬眉捋虎须,

大志虽未展,牛刀不割鸡。(《论侠六首》之三)

不拐弯抹角,不装模作样,

有话就真说,有屁即直放。(《诗的原则》)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立志》)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风云》)

老子没好气,见你就倒霉,

(天主教,基督教)

(佛教)

(伊斯兰教)

怒从心上起,杀尽直娘贼。(《杂诗八首》之二)

没有穷酸相,不会假斯文,

高兴就作诗,生气就骂人。(《杂诗八首》之四)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蒙祸与苟安》)

在这些类乎“薛蟠体”的口号里,依稀看到我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循线前进的。我的“少有大志”、我的不逃世思想,我的反“党混子”(党棍子)思想、我的反“国贼”思想、我的“有话就真说”思想、我的反“穷酸”思想、我的“耻于苟安作文豪”思想、我的“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思想……十年后,一一都像预言般地出现了。不但这些,我的“反宗教”思想,也早就伏机在兹。有“反宗教诗”如下:

基督中国已捶碎,

中国基督无所依,

基督上天诉上帝,

上帝叫他返夷狄。

原来中国要革新,

不要神仙只要人,

超以象外空无补,

打倒释迦观世音。

把戏不过骗老生,

老兄何必自多情?

宗教对你没有用,

徒然白首《可兰经》。

民权时代神权微,

除了自救还靠谁?

任何宗教都别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种诗带大括号的体裁,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些“歪诗”,都是我十八岁时中学生时代的“残基”,可以看出我困学中的努力向上、困学中的自命不凡、困学中的孤独与孤愤。在这种情境中,我结束了中学时代。基本上,这一段生命是痛苦的,毕竟我那时太年轻,没有多少力量突破环境,但我一直要突破,所以非常辛苦。如今回首前尘,我真庆幸我永远不再是中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