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中一中，跟我关系最深的是严侨老师；离一中后，跟我有后缘的老师，则首推教我英文的陈绍鹏老师。他大我二十一岁，浙江吴兴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没出过国，却讲了一口又纯又好的英文，常被老外误以为他在外国住过多年。我在高二戊班时，他教我英文。此公为人高傲严峻，自己英文虽然呱呱，教起别人却欠循循，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在课堂上骂熊廷武、程国强同学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他生了重病，我和张光锦、黄显昌等同学发动全校同学，为他捐款，他出院后，对我心存感激。自此我成了他家常客，两人甚谈得来。我送有关英国诗人的传记，劝他译作后寄给《文星》（那时我和《文星》尚无关系），他接受我的意见，从此转成作家。后来我进《文星》，为他出版《诗的欣赏》，达成教授资格的铨叙。又选出It All Started With Eve 和The Decline a and Fall of Practically Everybody 请他翻译，并代他定名为《都是夏娃惹的祸》和《可以说是人人的盛衰史》付印，由于原作精彩、译笔传神，都很受欢迎。陈绍鹏老师离台中一中后，先后在凤山陆军官校、台北师范大学执教多年，那时他应我之请，写了《穆勒自由论是怎样翻译的？》一文，揪出胡秋原的“学术诈欺”；又写《评徐高阮的翻译错误》一文，揪出徐高阮的“学术诈欺”。随后我把这两篇文字在“万岁评论”上发表，也算为故人殷海光出口鸟气。因为胡秋原、徐高阮纠缠殷海光，说殷海光翻译有错误，是“学术诈欺”，我乃写文反驳，指出“其实胡秋原、徐高阮在翻译上的错误，早就是超越前进的”。我这样说，是有许多证据的，因为我看了胡秋原、徐高阮翻译的一些东西，就粗略发觉错误错得比殷海光超越前进。但英文纠谬非我专长，我只是粗略发觉而已，若想一一细为揪出，还得劳动专家才成。台湾的英文专家虽不乏人，但是跟我渊源甚深并且我甚佩服的，却是陈绍鹏老师，于是我就找到他来拆穿。发表后，徐高阮已身入鬼录，而胡秋原却脸无处藏，至今一个屁都不敢放也。胡秋原的英文程度，连civil的正确用法竟都不知道，他把civil liberty译为“民事的自由”，殊不知这里的civil是“公民的”而非“民事的”，笑话可闹大了。
另一位与我有后缘的台中一中老师是姚渔湘老师，他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美术，但却是现代史专家。他独居在一中后面库房式的宿舍里默默写作。此公为名士派，一袭阴丹士林长衫，奇脏无比，但比起他的茶杯来，长衫总还洗过，而他的茶杯却从来不洗。茶杯边清楚的有一道他的唇印，上面是半圆形的黑垢，看了非常吓人。他收有不少现代史的图书，整天埋头写跟国民党党史有关的著作。常在报上投稿。离一中后，他进了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我在开国文献会时，他在同一层楼编吴稚晖的遗著，时相过从。他死的时候，入棺是由我抬他的头放进去的，师生之情，于斯乃见。姚渔湘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一个人可以那样用功，成绩却那样有限，原因无他，太笨了。他的一生，使我深刻感觉到，人太笨而要用功做学问，最后只证实两点：一、上帝瞎眼，奈何竟对这种人不公；二、学术何辜，奈何竟给这种人来做。
在一中时，我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交，此公即庄严先生。他与爸爸是北京大学同学，毕业后，即“宣统出宫我进宫”，以故宫博物院为终身职业，直到官拜副院长死去。他的夫人申佩芬是爸爸学生，且是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的高班同学。庄严、申佩芬有四个儿子，庄申（庄申庆）、庄因、庄喆、庄灵都与我熟，庄老先生尤其写了一些信和字给我。其中一封是托我代卖陶一珊印《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的，庄严为这书写了序后，陶一珊送他两套，他穷得拿出一套托我去卖，以贴补家用，当时大家生活的艰苦，由此可见。庄严知道我喜爱文物，特别请我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国宝。庄严又托我替他找《元秘史》版本，我在台中“中央书局”为他借到一种，他忘了付钱，害得我许久不好意思去“中央书局”，最后只好提醒他付款。他知道我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了一首词：“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四十年后，董作宾的儿子董玉京变成我的“御医”，董玉京除精于医学外，并泽及甲骨，我乃请他重写前词，“父子书法比赛”。后来这两幅字，在义助慰安妇时被我一起脱手，由台大的陈耀昌医师给买走了。两代同书，集于一身，这种两代缘，也是人间佳话了。
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是没切角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我感于曹昭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
我在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托·马洛（Hector Malot）的名作《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 of Perine，有赵馀勋译本，少年版）、《海国男儿》（Romoin 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1947年在北京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1966年8月31日，我在台北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1988年把它重版。我在序里说：“四十年来，在北京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发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了。”
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台中一台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1952年8月9日到27日十八天中，我还根据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八天中，我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做我的“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刚念完高一年级，十七岁，已写了《李敖札记》四卷。这个大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三卷里。三十年后，我发表这些早年的成绩，证明给大家看：李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在三十年前十七岁时候，就已达到什么水准了。我当年的功力和用功，和我三十年后的功力和成绩，显然有着因果的连贯。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的一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女孩子，清秀可人，是台中女中的高中生。我生平最喜欢清秀的女人，这女生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三十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丁（Dante）在九岁时见过小他一岁的贝特阿丽切（Beatrice）一面，十八岁时又见到一面，此后未再见面。贝特阿丽切二十四岁死后，他为她写出不朽名著，因为他一直单方面的精神恋爱，把贝特阿丽切当成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我当然没有但丁那样神经，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相逢永不相识的高中女生，竟使我唯灵了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我在1953年间，写了一大堆诗，其中一首是《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
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这可说是我思想上“惨绿少年”时代的爱情观。那种爱情观基本上是自抑的，所以不无多愁善感的一面，我有《遐想》四首：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怅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三）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当时我对高中女生“罗”暗恋，故有罗裙芳草之喻，这种自抑，我终于打破了。我开始写信给“罗”，当她第一封回信寄来的时候，我也不“不再动冰心”了。
虽然在爱情上“惨绿”，在人生大方向上却“殷红”得很，阳刚之气，已开我日后的先河，有诗为证：
我既不浮海，我也不藏山，
我走我的路，只在世俗间。（《浮海与藏山》）
人皆谓我狂，我岂狂乎哉？
是非不苟同，随声不应该，
我手写我口，我心作主宰，
莫笑我立异，骂你是奴才。（《写贻党混子》）
眼亮心要黑，朝夕窥国贼，
千里寻知己，一求大铁锥。（《论侠六首》之二）
少年慕虬髯，扬眉捋虎须，
大志虽未展，牛刀不割鸡。（《论侠六首》之三）
不拐弯抹角，不装模作样，
有话就真说，有屁即直放。（《诗的原则》）
志在挽狂澜，北望气如山，
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立志》）
海底有卧龙，窟中有狡兔，
一朝风云起，我非池中物。（《风云》）
老子没好气，见你就倒霉，
（天主教，基督教）
（佛教）
（伊斯兰教）
怒从心上起，杀尽直娘贼。（《杂诗八首》之二）
没有穷酸相，不会假斯文，
高兴就作诗，生气就骂人。（《杂诗八首》之四）
蛟龙亢虎黯然销，莽莽神州魑魅号，
甘以赤胆蒙身祸，耻于苟安作文豪。（《蒙祸与苟安》）
在这些类乎“薛蟠体”的口号里，依稀看到我未来的发展，其实是循线前进的。我的“少有大志”、我的不逃世思想，我的反“党混子”（党棍子）思想、我的反“国贼”思想、我的“有话就真说”思想、我的反“穷酸”思想、我的“耻于苟安作文豪”思想、我的“十年如未死，一飞可冲天”思想……十年后，一一都像预言般地出现了。不但这些，我的“反宗教”思想，也早就伏机在兹。有“反宗教诗”如下：
基督中国已捶碎，
中国基督无所依，
基督上天诉上帝，
上帝叫他返夷狄。
原来中国要革新，
不要神仙只要人，
超以象外空无补，
打倒释迦观世音。
把戏不过骗老生，
老兄何必自多情？
宗教对你没有用，
徒然白首《可兰经》。
民权时代神权微，
除了自救还靠谁？
任何宗教都别信，
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种诗带大括号的体裁，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些“歪诗”，都是我十八岁时中学生时代的“残基”，可以看出我困学中的努力向上、困学中的自命不凡、困学中的孤独与孤愤。在这种情境中，我结束了中学时代。基本上，这一段生命是痛苦的，毕竟我那时太年轻，没有多少力量突破环境，但我一直要突破，所以非常辛苦。如今回首前尘，我真庆幸我永远不再是中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