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说“彭案”的发生有偶然因素，原来是彭明敏与台大法学院某名教授之妻有染，事发后他怕吃官司，一方面在“1964.9.9”（案发前十一天）写信给我们《文星》说，“被卷入公私交错的一个案件，并有可能进入司法阶段，所以不得不暂时停笔，以便全力去处理这件事”；一方面在“全力去处理”恐怕无效之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干一次。中国有“冲喜”之俗，即在万般无奈之际，以洞房之事冲去家中祸事。彭明敏正好相反，他是“冲祸”以代“冲喜”，用更耸人听闻的军法案件来冲掉司法案件、用叛乱案件来冲掉乱判案件，以俟奇迹产生。这，就是“彭案”发生的偶然因素。“彭案”中三个书呆子没有那么伟大，至少彭明敏没有，彭明敏绝对不比他的两个学生还笨，但他慌了，所以计谋“小头”问题、“大头”解决，就这样，台湾人的历史多出了伟大而又渺小得不为人知的一页，而“唯性史观”论者也就吾道不孤了。彭明敏从事民进党“总统”参选时，以“四P”作为“视觉识别系统”，“四P”辅以一个地球仪，其中“四P”除了象征四大族群外，“四P”还有高声望（Prestige）、彭（Peng）、教授（Professor）及总统（President）。斗大的地球仪则在凸显台湾“小而强、小而美”的“生命力”。不过，我总觉得“四P”似乎还少了一P，就是蒋介石眼中的大鸡鸡（Penis，男性生殖器），有了大鸡鸡的形象，更可凸显台湾的“生命力”，至少是台湾“总统”参选人的“生命力”，这样，比起干逛酒家的没水准货色，自然更绅士、更贵族、更有情调了。
梁实秋有一次跟我聊天，谈到一条腿的潘光旦，梁实秋说：“李敖啊，你注意身体残废却有成就的人，这种人毅力过人，当然也心病过人。”用这标准来看独臂的彭明敏，的确也得其神似。彭明敏的心病表现在双面人性格上面，尤其明显。他在《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中，一边说李敖以台独“怪名被捕，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李敖则长期受难，我心痛如割、急如焚，也曾求助于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但还是救不了他”。这些话，就明显看出他的双面人性格了。因为，在《台湾青年》向国民党提供证据，不仁不义，诬陷李敖是台独的“秘密盟员”、引国民党去抓李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彭明敏啊！这种双面人性格，不止见于1989年4月4日他写的这篇序，据陈平景提供的1971年5月13日彭明敏给他的信，彭明敏为李敖被捕，未尝不为之悲痛，他告诉陈平景，《纽约时报》今天登出李敖照片并专文报道此事，我们竭力救他。（Of course，all of us are distressed to hear about Li Ao‘s arrest and want to do whatever possible for him.In today’s New York Times there is an article about and photo of him.）看来这当然是很动人、很真情的。但谁也想不到，奔走呼号想救“彭明敏之友”出狱的人，也正是把“彭明敏之友”设计入狱的同一人，这真太离奇了！太离谱了！彭明敏毕竟同我是患难之交，因此他虽诱猫抓了耗子，但物伤其类，总是代猫哭耗子，而此哭又非虚情。他对陈平景之言，是可信的、可感念的。只是，对我这患难时期的“彭明敏之友”来说，在彭明敏后来选“总统”时到处速成“彭明敏之友会”，全省有九十一家、台北有二十六家、高雄有三十六家，“彭明敏之友”日以千百计，时髦入会，我看了，真暗中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连我这曾被“心痛如割、急如焚”殊荣过的，做“彭明敏之友”的代价与下场都动魄惊心如此，这些“即溶咖啡式”的日以千百计的“彭明敏之友”，又爽到哪里去？其实这些投机朋友，在彭明敏越王勾践型的寡情下，根本得不到一点儿垂顾与垂怜。现代的越王勾践绝对是寡情的，试看当年那么多人帮助他偷渡，直到如今，他没点出任何近在眼前的人的名字来感谢一下，他托言不愿连累朋友而不肯泄露，试问四分之一世纪都过去了，还有什么连累等原因作为借口？说穿了，此公忘恩负义性格作祟、心胸狭小、不肯分人以功而已。结果呢，帮他偷渡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只有一个人名字曝光，还是国民党官方给代曝的，此人为谁？李敖是也。李敖帮彭明敏偷渡，罪证确凿，见于军法判决书，有官方证件证明呢，谁也赖不掉了。由此一事，可见当年为他冒险犯难的朋友提不提了，今天“即溶咖啡式”的“彭明敏之友”又何足道哉？放眼看去，现代的越王勾践，他一生点名肯定的患难之交，只李登辉与李敖两人而已。其他的“彭明敏之友”啊，在彭明敏眼中，只是攀龙附凤西瓜偎大边的助选之徒而已，何足挂齿哟！
所谓只有李登辉和李敖是彭明敏点名肯定的说法，我有证据。彭明敏出版《彭明敏看台湾》，不但偷偷删掉了李敖的名字，还删掉了他返台前一篇重要的提到李敖的文章——《中国时报》杨宪村专访：《回首前尘话蓬莱——与彭明敏在奥瑞冈的一场对话》，其中有耐人寻味的问答：
问：你在海外发生的几次不愉快事件，是否与你那种既细致又易得罪人的个性有关？
答：我不同意自己“容易得罪人”的说法，也不相信自己容易得罪人，我这个人重感情，对朋友忠诚，与人也好相处。我的个性不适合政治，搞权术花样我弄不来，违心之言也说不出口，像李登辉或作家李敖，很多人批评他们，但我都视他们为我的朋友，虽然我们彼此见解已有很多不同，但他们都是患难时期的挚友。
彭明敏出书时删除了这篇文章，显然目的有二：一、暗中动手脚，消去他那源远流长的“李登辉情结”；二、暗中动手脚，“患难时期的挚友”李敖当然要一并清洁溜溜掉。他删除的用心是隐秘的、删除的手法是细腻的，但是，不幸的是，在明察秋毫的历史家眼里，他所有暗中的手脚都无所遁形。
在彭明敏没返台以前，我看到电视画面，看到他特别点出李敖的冤狱事件，认为国民党政府应向李敖道歉。——这是彭明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证据、诬陷李敖后十九年，第一次公开在电视机前宣示李敖非台独分子，我除了以迟来的感激来回应彭明敏迟来的平反外，内心深处，却想起《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彼拉多的动作。彼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彭明敏只手遮天成功了，他把黑手脏手全抹在国民党手上，王八蛋国民党固然活该，但我实在忍不住偷笑。从彭明敏纽约记者会看，仿佛他宣示“四十年来，为台湾民主努力付出代价的许多人士如李敖”等未曾“平反、复权”，他就不回来，事实上，他迟迟其行是在等对他有利的机会，他深知不回来就绝无机会。1991年4月29日，他写信给我，说“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谈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真正内幕。他写道：
在美国搅（搞）“台湾政治”者（在美国或其他外国，怎能搅“台湾政治”，荒唐之至），煞有介事，其实都是拼命从事你所说的“意淫”而已（而且都是不能达到orgasms）。有的在美搅得声名狼藉，混不下去，便逃回台湾，自称“侨领”或“教授”（在台者不知所谓教授实是在美学界无人看得起的市立野鸡专科学校厮混误人子弟者），在台自立山头，自任“民主运动健将”，继续以似是而非的浅薄言论敛财骗人。在美国搅“中国”或“台湾”政治者，基本上都是con men，利用或abuse侨民“爱乡心”之切，自我膨胀，诈财骗人而已。令人感慨者，古今东西，地球上似乎充满着无数suckers（包括所谓知识分子），那些con men骗之不尽，吃了一批以后，马上又有一批自投罗网。海外这些con men之奇形怪状丑相变态很想为文分析之。
可见私底下，在“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的情况下，真的彭明敏是深知台独分子的卑鄙的。我的一贯立场是主张真正第一流知识分子影响政治而不涉足政治，我期望的彭明敏和我一样洁身自爱却战斗不衰。彭明敏自然知道。他在1991年5月18日写信给我，说：“你言中了，在目前情况下，我实在无法考虑回去（而且回去也想不出要做什么，你想我应该回去做什么？难道开餐馆、咖啡厅？）。台湾情势似在恶化，怪事丑闻频频，令人深忧，有时忍不住想为文评论之。”1991年8月12日写信给我，说：“通缉撤销，反而各种压力接踵而来，不堪困扰。你已经看出，不少人在打我的主意；又如你所说，报上看到台湾政客、政治那个样子，实在恶心。有时很想脱俗入山，不问世事了。”……从这些知心话里，可以看到彭明敏的另一面——努力去作为独来独往的伟大知识分子的一面。而这一面，举世除了向李敖“输诚”，也别无其人够资格。彭明敏此时不但一再写信来说知心话，还特请Irene Lee从美国带来照片给我。Irene Lee留言给我说：“彭先生（明敏）嘱我带给您一帧我所拍摄的黑白近照，他说：‘平生君子之交得李敖，足矣。’”可见彭明敏和他眼中李敖的交情。不过，正如我预料的，彭明敏“脱俗入山，不问世事”是说说而已，他毕竟忍不住要回来了。1992年9月18日，我有长信给他。10月21日，他写出在美也可能是此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说：
刚由日本回来，接到你的快信。很感谢你的关切。你所说的话，会铭记在心。确有人为了我的“晚节”而担心。但那是杞忧。多年在外流亡、折磨、锻炼，难道到此时还会出卖灵魂，“失身、失节”吗？简直无法想象的。
这是彭明敏回应我婉转表达的规劝与疑虑的最后白纸黑字，接着就是回航了。完全不出我所料，他一回航台湾，立刻被俗人俗事包围，他不但不能“脱俗”，反倒陶醉其中了。看到电视上他站在车上，左右转头向群众挥手的画面，我想到蒋介石的“风扇头”，不禁失笑。
彭明敏回航后，立刻有了高速转变，最高速的，莫过于他对李敖这种患难之交的高速离心而去，他日夜忙着去交新朋友、去为政治交换而助选、站台。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忙过了再见我面，我漫应之。到了选举开票之日，他透过谢聪敏想见我的时候，我却推托拒绝了。谢聪敏私下问我：“老彭奇怪为什么你不见他？”我说：“他是最懂礼貌的人，让他自己去找答案吧！”我又说：“彭先生晚来见我或不来见我，对彭先生不好；我不见彭先生，对彭先生好。”我想直到今天，彭明敏还不懂我那“听其自悟”的“以不教教之”之道。
正如魏廷朝所说，李敖不是放暗箭的人。我光明磊落，一切明着来。我曾在《时报周刊》等媒体上，公开表示了我对彭明敏回来以后的失望，不过讲话归讲话，我对他一直很客气。这样，直到他回来一年后，我抵不住陆啸钊的坚邀，才答应三人一起吃一次饭。那天主人陆啸钊和彭明敏先到陶陶园等我，我与彭明敏，在他回来后一年才见面，就是二十四年后才首次见面。我很礼貌地带了一件小礼物送他，那是一个小镜框，中有马萨里克（Masaryk）的一张照片。彭明敏很谦虚，他说：“你李先生太博学了，你考倒我了，这位是谁啊？”我说：“他是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他是名教授，当年带着学生领导独立运动，流亡海外，1918年他成功了，并且当了总统，1937年八十七岁时死去。他为捷克打下独立的基础，可是他无法解决与强邻的关系，最后捷克被强邻所灭。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搞独立是一回事，可是，纵使成功了，与强邻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空忙一场。……”彭明敏若有所思地收下我的小礼物。饭后，他用他的胜利牌轿车送我回家。车中也没谈什么，好像二十四年前的知己之情都生疏了。后来他在凯悦大饭店席开一桌，请我全家，也请了陆啸钊，以及陈彦增、郭文华等人。事后我没有回请他们，我想起二十四年前我和彭明敏两人日夜相处的往事，对今天这种“恭而有礼”式的宴饮，实在觉得不自在。
两次饭局后，我和彭明敏又恢复了不相往来的状态。谢聪敏偶尔与我联络，我多次请他侧面影响影响彭明敏。谢聪敏说：“李敖啊，老彭已经被海外那些新贵们包围啦，连我都讲不进去，也不敢讲话啦！”我笑说：“就是皇帝，也是打到天下后，才清除功臣、不纳忠言呀！怎么还没打到天下，只回台湾得意几天就忘形起来了，连老朋友都冷淡了？这样笨，还搞什么政治？”谢聪敏说：“老彭就是那样，我又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