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坐过的牢房中，第八房于我独亲，原因是我在其中，一个人住了两年半之久，引起我最多的回忆。第八房是在警备总部军法看守所的独居小房，在小房中，整天过四面面壁的生活。佛教里的达摩老祖只面壁一面，我却面壁四面，小房有三叠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和水槽，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墙与地的交接点上，有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三十乘十五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胶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班长不喜欢开门。所以，一切事情，都要趴下来，从小洞办。这个小房，才真是名副其实的“洞房”。在“洞房”里，随着阴晴、日夜、光暗等变化，一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在晴天时候，我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午饭后，到下午开始做运动前，有两个多小时特别安静的一段时间，比夜里还安静，因为经常梦魇的邻居们午睡时倒不叫。我认为午睡是浪费，从来不睡午睡。所以我特别能清醒地独占这两个多小时的特别安静。本来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属于我，但这两小时好像更属于我，尤其是星期天的这两小时。只要天气好，我每天中午都有一个约会，约会的对象不是人，也不是人活在上面的地球，而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的太阳。冬天时候，太阳午后会从高窗下透进几块——真是成块的，于是在这小房间里，除了我外，又增加了动态。阳光总是先照上水泥台，再照上地板，再很快就上了墙，再很快就上了胸前那么高，就断了。为了利益均沾，我把塑料碗、塑料筷、塑料杯等，分放在几处阳光下面，然后自己也挤进去。因为阳光只有几块，所以就像照X光一样，要一部分一部分照，照完了这只胳臂，再照那只，若想同时全照到，那就只有“失之交臂”了。太阳虽好像是个小气鬼，只照进那么少、那么短，但对我已是奢侈品。阳光在冬天虽然热力有限，但至少看起来也暖和——几块暖和。这种光与热，都是在人群中、在地球上得不到的东西，它们从天而降，从九千多万英里的地方直达而来，没有停留、没有转运，前后只不过八分钟，光热从太阳身上已到你身上。这种宇宙的神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同时感受到，有了这种感受，你仿佛觉得，虽然阳光普照，可是却于你独亲，世态炎凉，太阳反倒是朋友了。但在阴天时候，我的经验又翻开了新页：为了使光线好一点，为了干净一点，我买了两刀稿纸，来糊四面斑驳的墙，印格子的一面朝墙，四边抹糨糊，贴上去，立刻弄平。从最下面贴起，墙与地板接缝处露缝宽窄不一，先用桥牌拦腰一折，呈九十度角，一边贴墙上，一边贴地板上，再盖上稿纸，一张稿纸可盖住四张半桥牌。桥牌也是正面朝墙，于是自王（King）到后（Queen），和什么保皇党贾克（Jack）等，都像法国路易十六（Louis XVI）和玛丽·安托内特（Marie Antoinette）等一样，都完了。糨糊干了的时候，稿纸就绷得很平。大功告成以后，一行行稿纸背面，白里透绿，一个个小格子都衬出来，每个格子都是空白的，就好像每天的生活一样。原来糊的时候，只求光线好一点、干净一点，并无其他奢求——稿纸已为自己做了这么伟大的服务，还奢求什么？当然它们不够白，但白纸买不到。白报纸虽可买到，但质料太差，快变成褐报纸了。打字纸又太薄，糊上去什么都盖不住，所以还是稿纸最好。想到当年靠稿纸惹祸，今天把稿纸用来糊墙，颇有焚琴煮鹤的味道。阴天来了的时候，我才意外地发现来了新作用。房间湿气重了，关节上的风湿开始隐隐作怪，稿纸们吸足了湿气，纷纷鼓了起来，好像也在作怪。随着抹糨糊的痕迹，纷纷鼓出了各形各状的“浮雕”。一个个看去，颇为好玩，有美女侧影、有妖怪半身、有戴高乐的鼻子、还有好几条香肠。打蚊子留下的痕迹，有时用湿抹布擦不干净，索性加贴一小块稿纸上去，加贴的部分，因为全部是糨糊，引起四面八方的起伏，活像一只白螃蟹，在那里横行。整个的感觉是，自己不但活在湿气里，还活在一台千奇百怪的湿度计里。
在这种空间的感觉以外，还有时间的感觉：因为太久太久没有钟也没有表，甚至没有计时烛（marked candle），没有滴漏（clepsydra），也没有沙漏（hourglass），看时间的习惯已经退化。你无法准确地知道时间有多短或有多长，你开始没有一分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没有一小时、两小时。任何完整的时间感已经没有了。代替准确时间的，只是一些模糊的大段落：邻居早起者的声音，大概是5点多；早饭推进来，大概是6点半；午饭推进来，大概是11点；又是塑料小壶来，大概是2点半；晚饭推进来，大概也推近了5点（17点）；6点起身和9点（21点）入睡的两次音乐通知是一天中最准确的两次。9点过后，擦地、洗脸、铺被、看书等，总拖到大概10点才睡。自己好像一个大沙漏，从起身到入睡，十六七个小时正好漏完。第二天，一开始，就好像把沙漏倒过来，一切从头开始——从和昨天一样的地方开始。从和前天一样的地方开始……小时早已不是时间的单位，甚至天也不是。前天和昨天一样、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自然也和明天一样。甚至星期也不是时间的单位，每个星期跟上个星期、下个星期也一样。比较近似的时间单位，反倒是月，一两月或两三个月，也许会冒出一点变化——别人的变化。每月生活都是大同、大同、大同……小异都很少。大同而小不异。因为时间的单位变长，相对的，衡量时间也跟着大手大脚。过一个月，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根本是稀松平常的事，你不会指望一天要怎样有趣、一星期要怎样灵通，自然也不指望一个月会有什么奇迹。再过一个月，多过一个月，这就是你对时间的信仰。无趣味、无消息、无奇迹，也无所谓。你是时间的批发商，你已学会不再计较小段的岁月。空间是短的、时间是长的，空间跟时间已在你身上做了奇妙的交会，真可惜爱因斯坦的理论，竟没在这方面寻找证明。——上面这种空间与时间的感觉，都是我在第八房里感受到的。这些感受，只有在长久的孤独中，才能如此深邃、如此细腻。在第八房的孤独岁月里，我觉得我真能对人生有特殊的感受，因此它对于我，就永远有着一股莫可名状的幽情，在我离开多年以后，还会清楚地想到它。
我被“国民党总统”关入黑牢之时，年方三十五岁。所遭遇的不但有政治问题，也有性欲问题。前者解决，要靠“总统”；后者解决，要靠自己。牢里放封时有受难人问我这方面问题，我一本正经而言曰：“’总统‘日理万机，我日理一鸡——鸡巴的鸡。”闻者无不开怀而笑。其实，国家被他们搞坏，毛病就出在做“总统”的，不知为君之道，反倒专门管小事，察察为明、政由己出，以日理万机为得计。殊不知只有抛弃万机，百密之中，独探一鸡，才是正本清源无为而治之道。可惜这些傻不叽叽的东西不懂也！后来我出狱后，有人问我感想，并说国民党愿意跟我化解夙怨，不要再恨国民党了。我的答复总是：“原谅国民党吗？可以，可是我的老大、大头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老二、小头却不肯原谅。用日本话来说，我的阿它骂（日语脑袋）可以原谅国民党，我的钦它骂（日语睾丸）却不肯原谅。一想到那么多年青春，断送在黑牢里，害得鸡巴月出无孔可入、日出揭竿而起，这怎么能不记仇？我若原谅了国民党，我就对不起我鸡巴！”——正因为祸伏于胯下，所以，两次政治犯下来，我干国民党，可干得九浅一深呢！干到今天，还只九牛一毛呢！
既然日理一鸡，凭空手淫是没趣味的，我的方式是要靠裸女图片意淫，才能运作，我平时收集裸女图片很多，可是被捕时无法随身带。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时，我带了一本1970年10月号的PLAYBOY 杂志在手，它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帮助。原来这本杂志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中间大跨页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裸照，两人前后跪倚铜床，在花被面上衬出裸体，那时的PLAYBOY 还比较保守，所以不能露出阴毛，但遮在枕头后面的姐姐阴部和遮在铜柱后面的妹妹阴部却留下想象空间，两人的小奶都向上翘，脸蛋也都甜蜜动人，是我相当喜欢的一幅画面。这本杂志，一直陪着我过了将近一年的岁月。在苦闷、不自由的监狱生涯里，她们带给我许多刹那的快乐时光。对着她们手淫是我最大的纾解与乐趣。另外家里送进一本PLAYBOY 日历中有她们两人另一裸照，也是我的最爱，日历这张姐妹都跪在床上，别有情味。这对双胞胎名叫Mary and Madeleine Collinson，PLAYBOY 登出她们裸照后十六年（1986年），又出版《姊妹们》（PLAYBOY’SISTERS）一册，把双胞胎同类的裸照集成一册，其中也有六张这对姐妹的，可是都不如我带进牢中的这两张。可见照片与其本人其实落差颇大，传神入化，妙手偶得，其他照片也好、本人也罢，都不一定恰合尊意也！
1972年2月28日，我从台北博爱路警总保安处移送景美军法看守所，牢门一人，由监狱官郭同奇检查，此人脸上的表情除冷酷外，看不到别的。在他的冷酷检查下，我从保安处带来的书刊都被“保管”了，Mary and Madeleine Collinson姐妹等裸照也一起离开了我，使我大起“恐慌”。因为未来漫长的坐牢生涯，再也不见意淫、手淫的道具了，这可真难挨也。
三年以后，监狱官换人了，我跟这看守所也熟了，那时看守所辅导官是政工干校出身的冯音汝少校，他为了使“囚情稳定”，在书刊进口方面，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不少优遇；在寄出信件的字数和检查方面，也给了我这特级囚犯一些方便，虽然是责任使然，但在出入之间，既不像其他辅导官那样政工干，想来还是该感谢他的。更感谢他的是，一天晚上，他同意我到库房里，把被“保管”的美少女照片带回押房来，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后来为了蔡添树越狱事件，看守所所长徐元麟和冯音汝都遭撤换，而我的案子也确定了，随时有移监到“仁爱教育实验所”的可能，因此我把两张双胞胎姐妹的裸照，藏在“蓝灯字典”的硬纸封面中，果然在1975年12月22日，我被突然移监到土城，照例又“保管”起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许多书物，但字典等工具书除外，于是夹带中的双胞胎姐妹便幸存下来，一直陪我到1976年11月19日出狱，方才完成“阶段性使命”。
PLAYBOY 杂志与我还有后缘，后来它的中文版不但一再访问我，并在英文1990年年刊（PLAYBOY Enterprises，Inc.1990Annual Report）里刊出我的照片。那次刊出，是从十五种外语版中每年一百八十位名人中选出三位，李敖即在三位之中，在我照片下美女大腿如林，亦趣事也。
我在十一房坐牢时，对面是第三房，是小房间，有一位囚犯独居。囚犯大陆籍，平头，黑黑的，面目瘦弱。他的最大特色就是不说话、也不看书、写字、也不出来放风、也不提出任何抗议和要求。对外界的一切，一概不理。他每天没有一点声音地活着，像个鬼似的，令我们十分好奇。我们对他的任何关切，如送食物、用品等给他，他也一概不理。有一次寒流来了，狱方加发毯子，监狱官孙红全（这个人不错）沿房开门，问寒问暖，问到这位第三房的怪人，也全无反应。我比照“息夫人”的故事，把这怪人取名为“息先生”。他这种一句话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的囚犯，为我生平仅见。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人生最大的刺激，因而看破红尘，宁愿自闭的。这样子与“鬼”为邻好一阵后，我们往往忘了第三房还有一个人在。听说他早就服刑期满，只因为只身在台，找不到保人，因而不能出狱。他后来被送到绿岛“候保队”了，这样子的囚犯，某年某月某一天要魂断孤岛，也是自在意中的。“息先生”的例子，使我特别留意到囚犯的交保问题。留意之下，发现政治犯胡虚一他们所说“从没见过一位难友是无保放人的”之言，确是实情。不过，在我入狱之前，我却听说有过无保放人的例子，那是魏廷朝对我的一段自述。魏廷朝第一次坐牢出狱时，是没有交保的。这一自述，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记得清清楚楚。魏廷朝这次跟我坐牢时，他因为早我二十四天被抓，所以早我二十四天出狱。他出狱后“仁爱教育实验所”负责人告诉我：现在你李敖要出去了，依法要有人做保才能出狱，你随便找两个朋友保你吧！我一听，就立刻拒绝了。后来他们纠缠不止，我这时记起魏廷朝无保放人的自述，我说，保什么啊？魏廷朝就无保释放过，为什么老找我麻烦？不料他们说，谁说魏廷朝没交保了？我们拿证据给你看！随后他们果然拿出证据给我看，原来魏廷朝是交了保的！看了证据后，我心里一阵沮丧，在我眼中的台湾英雄，原来如此！不过，既然事已穿帮，我还是“执迷不悟”，我说，不必管魏廷朝如何了，反正我自己是英雄就是，我就是不肯交保。所方看我态度强硬，就暗示我没保就不会放人，我说我就是没保，你们不放我也可。最后他们屈服，破例无保释放。后来得知，我是国民党所抓成千上万的政治犯之中，唯一一个无保释放的个例。
最有趣又最恶心的是：我的开释证明书上有例行印好的“行状及悛悔情事”专栏中有例行的思想已改正字样，看了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政治犯无过可悔，却硬要说他悔了过，这种强制悔过症，在我以前，就施之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元勋——陈独秀身上过。1937年8月25日陈独秀出狱后，立即给《申报》编辑部写信，表示：“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陈独秀这一书面声明，《申报》不敢把它登出来。四十年后，国民党“进步”了，至少不再发消息说李敖“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了——他妈的国都被你们丢光了，还爱个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