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李敖快意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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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宣淫纪——男女不防,颠倒阴阳,宣淫有理,我为卿狂。(3)

在我这种变动不居的爱情方式里,我珍惜每一次相遇,并观察她们的大同小异,而有以思维。1981年我跟李明瑾烛光晚餐后同去紫藤庐,认识了邻桌的“静美”,一个又安静又美丽的小女生,她一声不响,跟我有几夜风流,做爱时候,在卧室,她裸露全身,任我看遍;但在浴室,她却永远不让我看她出浴,对这种小异,我至今引为雅趣。事实上,我一生女朋友并不多,一来我很挑剔、二来机会也少。我虽然是肉体上的“野兽派”,但仍以精神上相恋为前提,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我基本上是不来的。我虽然一生中有五次和妓女上床记录,但以实际考察她们生活素材为主轴,并非纯肉体发泄。康宁祥“立委”落选那天晚上,外面群情不安,开票前,“国家安全局”公共关系室主任林家祺找到我家,硬拉我下楼跟他走走,似乎隐含监视之意。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时,林家祺演白脸,出狱后奉上级和吴俊才之命继续演白脸,帮我卖掉被我弟弟搞砸的房子,解决了我的财务危机,我一直感谢他,还刻了一方图章送他。我觉得此人练达能干,也和蔼可亲,不像一般007那样。这次他拉我下楼走走,我同意了。不料他一拉拉我到一家著名的酒店,开了房间,叫来两个朋友,喝起酒来了。我酒已早戒掉,但不便扫兴,乃喝果汁代之。这时有“美女如云”场面,林家祺发现我跟其中一美女还聊得来,最后曲终人散,我以为可回家了,林家祺说还没完呢,随即大家上车到一旅馆,四个客人每人分房一间,我走进去,眼前一亮,赫然一美女在焉,不是别人,就是酒店中跟我聊得来的那一位!门关上后,我告诉她,我说我不花钱买人肉体,这是不道德的,不过这次林先生请客,他付钱,你可照收。然后小聊几句,我就走了。几年以后我碰到林家祺,他对我笑着说:“李先生你真是的!那位小姐后来告诉我实际情形了,你真坐怀不乱!”我笑着答道:“我不要扫你们的兴,也不要挡美人的财路,一切心领了。”还有一次,好多年前小苏(苏荣泉)跟我说:“老大,有空吗?明天下午3点我带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到你书房去,随你要跟她做什么,全部我请客了。你不是要考察妓女生活吗?你太落伍了,不知道新人类怎么想,认识一下新人类吧。”第二天下午,他带来了,是个快乐型的还蛮可爱的女孩子,她跟我一起淋浴,她看我一直勃起,赞美了我,我问了一些她生活问题,淋浴完了,我穿衣服了,她奇怪地望着我,我对她说:“小朋友,回家去吧。”她说:“你不……”我说:“我不……”她说:“苏先生特别介绍了你,我很愿意跟你做。”我说:“我也愿意跟你做,可是我可以不做。”过了几天,小苏说:“老大啊,原来你坐怀不乱!可是钱都付了,又不能要回来。”我说:“你请客就好了,客人吃得太少,也是请客呀!”——我反对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因为我信仰的灵肉一致论,灵肉本应合一的。但不幸的是:灵肉先在女人身上分家,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月满西楼的修道院;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宝斗里江山楼的“卡紧卡紧”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形而上者有灵无肉、形而下者有肉无灵,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太多,两相辉映,终于变成了现代的不灵不肉之人。目前我们眼之所见的现代人,十之八九都是不灵不肉的,而不是灵肉合一的,这是现代人的一大失败。我这里说现代人失败,并非说老祖宗们灵肉合一的成功,而是觉得:以现代人的进步和头脑清楚,理应比老祖宗们处理得高明、处理得漂亮、处理得达生近情、处理得和谐有致,可是细看之下,显然并不如此。现代人仍在灵上肉下里兜圈子,又不能不肉,结果只好在“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迷宫里打转,在忏情与罪恶感之中周而复始。现代人一方面追寻琼瑶《窗外》的纯情派十七岁,一方面浪迹巷内的人肉市场,这是他们最大的羞耻。真正的灵肉一致者,绝不如此。他的境界,是《列子》书中的“心凝形释”的境界,他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形式上是逛窑子,实质上该是因妓谈情、因灵生肉。他若是花钱打炮的粗汉,也不会“赢得青楼薄幸名”了。虽然灵肉本该一致,但却有误信灵肉二分的人,他们在生理构造上,好像多了一层“道德的横膈膜”。膈膜以上,是仁义道德,是上帝;膈膜以下,是男盗女娼,是魔鬼。他们认为:灵是清洁的、肉是肮脏的,因而崇灵贬肉。这种崇灵贬肉一蔓延,即使教棍以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大受感染,而绝对的灵上肉下起来。最早坦白承认灵不比肉高肉不比灵低的开路人,该是19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勃朗宁曾用美丽的诗句,巧妙指出:“……灵之对肉,并不多于肉之对灵。”(…nor soul helps flesh more,now,than flesh helps soul!)这是何等灵肉平等的伟大提示!勃朗宁又指出:肉乃是“愉快”(pleasant)的象征,是可以给灵来做漂亮的“玫瑰网眼”(rose-mesh)的,这种卓见,实在值得满脑袋“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卫道者的反省。崇灵贬肉的论调,早已是落了伍的论调。只肯定灵的快乐而否认肉的快乐,乃是对寻乐本身的一种残缺、一种怪症,并不值得神气活现。为了矫正这种错误与虚伪,我有意地在我的言论里加强“性”的比例,我写《中国性研究》等专书做学术基础(这书有大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也被日本鬼子翻成日文,以《中国文化とェスロ》为名,由土屋英明翻译、株式会社东方书店出版),先使一般人和新闻局在我的学术基础下瞠目结舌,然后又把大量的裸女图片散布在我办的报刊里,并且大都印在封面上。在国民党政府雷厉查禁的当时,我的书流入黑市,常与夜市地摊上的黄色书刊送做堆,一起去卖。许多人搞不清楚,买错了,阴错阳差、歪打正着,竟变成我的读者,这也是一趣闻。一般人,包括道学或假道学人士,看了我文字中大量的性描写,满纸鸡巴长鸡巴短,自然以黄色谴责,甚至目为下流,其实这种人只是所见者小而已。他们不知道,性是一种最原始最有趣最伟大的动力,从佛经中最能看出来,《大圣欢喜供养法》等佛经中说大圣自在天和乌摩女为夫妇,生了三千子女,其中一千五百个是做恶事的、一千五百个是做善事的。做善事的是“观音之化身”,跟那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配成兄弟夫妇,以性交方法,来软化恶行。在这种设计之下,观音宁愿挨肏。《维摩诘所说经》中说:“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宗镜录》中说:“先以欲钩牵,后令人佛智,斯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将声止声。”这一佛门理论,最为有趣。这种理论主张“以欲止欲”,主张用风情万种的美女,吸引好色之徒,以引你性欲为手段,以导你信佛为目的。——为了使你进入我的信仰,不惜以“美人计”对付你,从“小头”入手,达到“大头”皈依。这一“大头”问题,“小头”解决的妙举,不是最有趣的吗?我在文章中喜欢把性问题性字眼性观念带进场,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从“性自由”入手;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的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令人佛智”。——孔夫子感叹他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他真笨!把德色合一,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中庸》说“天命谓之性”,古人今人乱把“性”解释一通,其实性最该有的解释还是男女那一面。“性”的古字本来没有,最早本是“生”字,在殷商及周初,都是如此。《论语》记孔夫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可见孔夫子羞答答力有未逮的,我李敖都代行之矣!所以20世纪的中国人,既可得而闻李敖的文章、又可得而闻李敖大谈其性,这未尝不是一种福音。为了传布这种福音,我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突破禁忌的。例如我以裸女做书刊封面,宣示理由有三:一、提高大家的审美标准,使天下人“知美之为美”。二、证明那么多国民党的人头跟党外的人头,都赶不上女人的屁股。三、推翻新闻局“三点不露”的标准。图片以外,我喜用“性文字”,更是古今独步,但在突破禁忌中,有过有趣的过程。我为党外杂志《前进》写稿子,原稿明明骂国民党是“一个靠生殖器串联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总编辑耿荣水却硬割掉我的硬邦邦的“生殖器”,而改成软趴趴的“裙带关系”四个字,这种偷天换日,是违背当初约稿的协议的,立刻被我写文教训,我说:

《前进》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 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仪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地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地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在发霉的情况下,竟使我们对真正因生殖器而来的现象,都不敢一语道破,这就未免太失真了。

在《史记》里,有公然记录“大阴人”(大生殖器的家伙)的故事,而不加删改;在《战国策》里,有公然记录“以其髀加妾之身”(非全身压住的性交姿势)的故事,也不加删改……可见我们的老祖宗并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假道学。今天,以前进号召的我们,实在该努力返璞归真、实在该冲破网罗,建立我们的新词汇!

后来,我不但陆续建立新词汇,并且写了谈鸡巴的《且且且且且》及谈屄的《也也也也也》等怪文,当时台北市议员陈水扁且拿在手上,向市长杨金欉质询,问这种新观念的好文章,你市长看过没有?杨金欉顿时大窘,怪陈水扁不可把李敖这种文章登上大雅之堂,杨市长那副假惺惺的鬼样子,惹得哄堂大笑。多年以后,我又贾其余屌,居然在《李敖回忆录》中登出正面全裸写真照来了。中国人有史以来这样干的,李敖确属第一。人或有问,我笑道:“就是做给他妈的国民党新闻局看,你敢办老子吗?就是做给他妈的新人类、新新人类看,你们自以为又新又有勇气,但你们敢吗?”因为照那张裸照时,正值冬天,且在冷风中露天洗冷水浴,依热胀冷缩原理,相片照出,未免不够大。出书后周玉蔻在《飞碟电台》访问我后,打趣说:“你的回忆录我看过了,很小。”我警告周玉蔻:“你给我说清楚,是什么很小,是照片本身小呢?还是照片上那一部分小?”周玉蔻大笑,赶忙说:“是照片小!是照片小!”我曾对人声言:你可以诽谤李敖“大头”,这可算言论自由;但不可诽谤李敖“小头”,这乃是有眼无珠。我对“小头”的保卫战,是不遗余力的。对“小头”,我的一些习惯与人有异,比如说我对它备极礼遇,原因是它在我常年坐牢时受了不少罪,所以要对它好一点。我每次小便前,都先洗手,而不是小便后。香港《九十年代》登的李敖访问记,有我一段话,我说:“坐牢的时候难免性欲冲动,我就对自己说:我的’大头‘可以原谅他们(国民党),’小头‘却不可以。将来再坐牢一定要犯风化罪,’小头‘害’大头‘一次,不要每次都是’大头‘害’小头‘,要反过来一次。”这段妙人妙语原因无他,只是鸡巴同我共过患难,并且一再共过患难的,所以对它要特别好一点。

由于常年坐牢与常年树敌的关系,有些人对我的生殖器有特殊的好奇,并且加以诽谤,我遂在五十岁生日前夜,留下这样的对话:

一个“荷花骗子”和一本骂李敖的专书上,都说你因常年坐牢而阳痿。

只有肏这种人的屁股,他们才知道我鸡巴多硬、多赵元任太太——“杨步伟”(阳不痿)!这些无聊分子,他们造谣造得可真两头(“大头”、“小头”)忙呢!

你肏过屁股吧?

我最厌恶玻璃圈,恶心死了。但对非常漂亮的几个小男生,我很喜欢,只喜欢看或搂一下,毫不想肏。要肏肏女人,男人有什么好食?……有一次在景美军法处,一天我房里的水管坏了,要大修,临时到过墙大空房暂住。一个姓林的小男生,和他同党四人,也暂时住进来,只住了一两天,这小男生也令我心动。我生平从没看过那样漂亮的男人眼睛,我很想搂他,但一点也没有要肏的意思。我出狱后,和胡茵梦在电影图书馆看了场《威尼斯之死》,哈,那电影中的小男生可真“我为卿狂”呢!总之,我看了美女,浑身除了鸡巴,全软了;可是看了俊男,连鸡巴也白硬。我想不肏屁股的同性恋才是最令人升华的,但异性恋就不行。漂亮女人总是使你油然而起肏念,但是一肏她,升华度就打了折扣。

你有无阳痿过?

我从没阳痿过,但我的床上功夫有时没有某些小电影中的那么好——当然他们为了表演,可能做了假。……

我虽没有肏过男人屁股,也认为很恶心,但为了趣味与花样,跟几个女朋友倒玩过,不过每人以一次为限,理由简单,感觉怪怪的,不舒服。至于从无阳痿情形,应说有一次“例外”:《民生报》的一位漂亮记者“CCY”,和我关系一直友善,写信叮咛我,到中心诊所来看我,我蛮喜欢她。她结婚后,我约她到我家,她带来婚纱照给我看(这就是女人,女人重视婚纱照甚于丈夫),我很想和她上床,可是在床上,她不肯脱衣服,这时我犯了一个技术错误,我先脱了,可是因为她拒绝,我也未能挺起,她为我摸了它,可是气氛不对,她不脱,它就罢工,到了最后,她把手放开了,戏谑说:“你看,它不行了。”我大受打击,觉得被人作弄了,为之不悦。我穿衣起来,送她到街上,从此再也没见她了。这是我一生最不愉快的床上糗事。但撇开此事而论,“CCY”一直给我很好的印象。……(编者略)在我一生中,我跟“安”那“安妮一千日”式的交往,最使我有尽兴的感觉,那是我四十七岁那年开始的,“安”长得高瘦白净,并且非常有女人味,我们做爱前先同浴,浴缸中,我为她洗遍全身,她再为我洗全身,但她至少要三次为我特别加洗它,第一次我坐在浴缸边,她仰卧用她的脚,她有非常秀气的脚;第二次我仰卧,她坐姿,用双手;第三次我跪着,上半身俯在浴缸边,背对着她,她从后自我大腿中间伸手过来,从睾丸洗起,一直洗到坚挺的全部。这时我特别低头欣赏,看她的手在颤抖中胆怯中慢慢动作,这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幕。我幻想一个可爱的小处女在为我做这件事,对她说来,这是她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男人这种东西,并且,等一下过后,我就会“强奸”她——我兴奋死了。总之,从两人裸裎相对开始,整个局面仿佛就是“吾屌一以贯之”的操控,尤其在最后,我分别从天花板上、衣橱上和床头上的三面大镜子中“极视听之娱”,看每一个她的动作和我的动作,巨细不遗(我枕边还有一个小号镜子,可以反照天花板上的镜中的一切,所以,当我俯在她身上时,我也可把背后的画面饱览无余)。

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我是男人,我有“卵叫”(我笑说许多新女性新了半天,其实都梦想长一根“卵叫”);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如跟我同年龄的猫王普雷斯利,我搞的女人数目,比他差得太远了;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可以公然歌颂性开放性语言,并以高标准、高格调,震聋醒聩、开导苍生。当然,在开导过程中,我也会言近旨远,扯到别处去,例如我写过一篇《鸡巴考》,是学术论文,我也对我的好友罗小如写过一个鸡巴的故事,我说:兄弟二人,入京赶考,兄中状元,弟弟落第。弟弟先返乡,弟媳不乐。入夜,弟弟语其妻曰:“别以为考上状元有什么好的!考上后,那话儿就没有了!”弟媳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反倒庆幸自己丈夫落第。第二天,偷偷告诉嫂嫂,说哥哥中了状元,可是那话儿却没了,嫂嫂闻讯大惊,惨然不乐。过几天哥哥衣锦荣归,人人笑脸相迎,唯独嫂嫂愁容满面。入夜,哥哥怪而问之,嫂嫂据实以告,哥哥听了,说:“胡说八道!那话儿好好的在此,谁说没了!”于是解开裤子,大势所趋一番,嫂嫂消受之下,破涕为笑。哥哥乃感慨道:“我做了这么大的官,竟赶不上一根鸡巴!”这个故事,用意在讽刺人当了官,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热衷此道的人,却总以为了不起,因此抢破了头,也想做个官,成为官迷。我后来写过一篇《台湾人与鸡巴》,讽刺台湾人的官迷,我说:台湾人中不是没有高人,郭国基就是其中之一。郭国基说:“国民党把鸡吃了,剩下鸡骨头给我们来抢、来竞选。”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虽然郭国基仍不免于抢骨头,但他真的能警觉到这一点,不是扬扬自得,而是满怀悲愤。在国民党体制下抢骨头,抢到了该是悲哀,不该是庆祝,肉都给人吃了,他妈的啃着骨头庆祝什么。可是,看到台湾人抢鸡骨头,抢到的兴高采烈、抢不到的如丧考妣,真是笑话极矣!我的结论是:什么时候台湾人觉悟到鸡巴比官大,什么时候台湾人才会得救。否则的话,台湾人只是“见笑”的“’国‘仔鸡”、“’国‘仔酒矸”而已(台湾人称服侍日本人的女佣为“番仔鸡”、妓女为“番仔酒矸”,我改“番”为’国‘字,指国民党也)。——我用鸡巴勉励台湾人,貌似不敬,其实“出恭”,看了我重视鸡巴、生殖器崇拜的全部高论,就知道我多爱台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