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是1984年2月5日清早写的。写好后，我拿给黄怡看。深知余纪忠的黄怡说：“要这么麻烦吗？以余先生那么聪明，我去跟他说就好了。”果然黄怡越过“柯、简二位”，开辟第二管道，见了余纪忠，余纪忠照我开的条件，道歉赔款了事。为了给余纪忠面子，我请黄怡带去三幅不错的画，半开玩笑请黄怡转告：“余先生别以为自己吃了亏，如不喜欢这三幅画，可卖给蔡辰男的国泰美术馆，包余先生还可赚一票。”就这样的，黄怡捧了书面道歉和四百万元现金过来，我抽出十分之一，送给黄怡，黄怡不肯收，我说：“算余老板请客，你没有车，你去买辆汽车吧。”她笑起来，勉强收了，真买了新车，变成汽车阶级了。后来胡虚一看了这封信，对我说：“李敖兄啊，这才是好文章啊，你可以写不骂人、不粗野的文章，而能把意见表达得深为得体，那么动人，为什么还要写其他那些骂人的、粗野的文章呢？”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不少我快意恩仇的背景，但究其原始，这笔财路是我好心帮助胡虚一而来，义助朋友于先，才有“财富逼人来”于后，这也算是好心好报的因果关系。这一事件后，或许有人说，你这样对余纪忠，那《联合报》的王惕吾还不一样是报阀，你对他是不是反倒优待了？其实没有，我揭发过王惕吾为美军开妓院的事，扬他丑扬到这种地步，这是优待吗？凡是报阀，我都不放过，连小报阀——林荣三，我都“小的也要”呢！梁子最早结在林荣三的《自由时报》乱登消息，说：“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娶媳妇时，李焕夫妇破例到场祝贺。席间，李敖突然出现，并和李焕亲切拥抱，引起现场一阵骚动。”看到《自由时报》，我很困惑，因为我不但早已多年不参加婚丧喜庆，并且与我们东北籍的什么“立委”、“监委”、“国代”之流根本没有来往，不但没来往，我还写文章一再骂他们呢！不但不认识的我要骂，认识的也照骂不误，梁肃戎被我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显例。“立委”石九龄且是我三姐夫石锦博士的爸爸，于我是亲戚、长辈，我也照骂不误。如果真理所在，我因为对方是同乡、是亲长，我就放水，那李敖还叫李敖吗？我根本不认识“东北籍国代路国华”及其血亲姻亲，又何从“突然出现”什么婚礼之上？何况，我一生美女都拥抱不完呢，谁要去拥抱李焕？也许有人以拥抱国民党大员为荣，我却深以这种不实报道为辱。《自由时报》实在太乱来了，因此我请来郭鑫生律师，把他告到法院，可是没告成。但我没完没了，又逮到它诬指我开车闯红灯，就凭这么一句话，我又请郭律师告到法院，地方法院法官谢碧莉判林荣三赔我十万元，我嫌少，上诉以后，高等法院法官吴欲君、王立杰、陈博享在我的依法纠缠下，判他再加四十万元，今年7月6日支票开过来，连同利息一共赔我五十四万九千七百九十五元，可见我如何快意恩仇！原因简单极了，就是“林荣三，大土蛋。讨厌你，跟你干。逮到你，法院见”。如此而已。
美国绰号“褐色轰炸机”（Brown Bomber）的重量级拳王乔·路易斯（Joe Louis），从1937年到1949年，独霸拳坛十二年。他临退出江湖前，到台湾做过一次表演赛，美中不足的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没有可堪一击的对手能配他一战，他在台上，表情只是一片索寞。一个不自量力的美国军官颇有拳名，上台跟乔·路易斯比画，可是拳未伸出，人已被撂倒，乔·路易斯表情继续索寞——他索寞，因为在这个岛上，没有真正可堪一击的“敌人”。乔·路易斯来时，我正念中学，看到报上对他的描写，我茫然一直难忘；可是多年以后，当我在文坛上独霸之余，我想到乔·路易斯，却又恍然若有所悟。乔·路易斯在美国，有一次与朋友们外出，途遇有眼不识泰山的小子们寻衅，小子们打过来，朋友们打过去，但是大家交手，乔·路易斯本人，只是闪躲而已。朋友们大叫老乔你怎么不打，乔·路易斯说：“我这一拳多值钱啊！怎么可以用来打这些小子们。”乔·路易斯说这话的时候，也可想到他的索寞——上台的“敌人”固然不堪一击；台下的小子们，他也不屑一揍啊！我在台湾文海称雄，有一点对乔·路易斯自愧不如的是，我有时要在对方太不入流的时候，为了开道过路，也会挥拳施教，“打这些小子们”。并且，总是擒贼擒王，是狗就找主人，是和尚就找庙。做主人的、做庙的，别想藏在身后，我一定把他们揪出来打。有人问，你李敖不是也说过“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吗？为什么你还一再做这样的事？我的答复是狗咬着你不放，你怎么办？只有先把狗弄开再说。就像孙悟空对上二郎神，孙悟空跟二郎神打好了，可是二郎神带了一条狗，先放狗来咬他，怎么办？总得先解决狗的问题才行啊！可是解决狗的问题又不够，最后只好打成一团了。1991年，潘君密（大风）写《美丑与得失》，就有这样两段：“昨（4月17日）晚看了美国国家电视台（ABC）采访新近自大陆逃出的暴乱分子柴玲女士的节目后，使我立即想到……李敖先生的名言：’我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台湾的微不足道而小化了！‘同样道理，柴玲之所以受到美国传播媒体的重视与利用，正说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分量；套李敖说的话，那就是：’柴玲的一切，都因为中国的强大而大化了！‘李敖反国民党，著作等身，英勇盖世，积三十年之努力，竟不如柴玲小姐拿着小扩音器面对洋记者一夜之间的哭哭叫叫。其间道理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李先生选错了对象，好比唐·吉诃德去斗风车；而柴女士风云际会，正好当了中、美两强政争中的一个码子，所以一夜成名。台湾太渺小，小得死活都没人理；中国太伟大，大得掉一根毫毛都被人拾起来当活宝，这一点对搞反对的人而言，是非常之重要！尤其对柴玲而言，更应该对她所反对的强大的祖国，深怀感激。”柴玲到外国后，写信给我、打电话给我，我也以在大陆、台湾的努力与收获悬殊为言。……（编者略）台湾太小了！国民党太小了！
虽然如此，我仍旧自勉一段话：“当它变得什么也不是，你跟它同在一起，你也变得什么也不是。你不必对陨石做什么，如果你不与陨石同碎，你还是做你自己的世界性普遍性、永恒性、生命性的工作吧。”这就是我一生的计划，也是我余生的方向。我一生的计划是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做出结论。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种类太多了、太复杂了，我想一个个归纳出细目，然后把一个个细目理清、研究、解释、结论，找出来龙去脉。这不像是一个人做得了做得好的大工作，可是我却一个人完成它。这是我一生留给人类留给中国人的最大礼物，因为自有人类有中国人以来，还没有过一个人，能够穷一生之力，专心整理所有的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的每一问题。人类的观念与行为经过这样的一番大清算，会变得清楚、清醒，对前途有大帮助，也许有人说：“你做的，好像是最后审判？”其实不一样，最后审判是人类的愚昧已经大功告成、已经无可挽回，只是最后由上帝判决而已。我做的，却是一种期中结账。结账以后，人类变得清楚、清醒，可以调整未来的做法和方向。所以我做的，跟上帝做的不一样，我们只是分工合作。上帝从最初造人类开场、到最后审判落幕，他只管首尾两头；而我却管中间，要清清场，检讨一下上半场的一切。所以，上帝最后可以审判我，但在最后没到以前，我要检讨一切，包括上帝先生在内。
十二年前，当刘会云去了美国，我想起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句子，感而有诗，写了一首《残棋》：
不必有惊天号角，
不必有动地鼓鼙。
无声中，我们作战，
在泥里，一片春泥。
哪怕是好花堕水，
哪怕是落红成泥。
只相信此心一念，
一念里多少凄迷。
明知你——你将远走，
明知我——我志不移，
明知他——灰飞烟灭，
也要下这盘残棋。
如今，残棋已毕，我这国手也虽胜犹辱，势将以垂老之年，做台风转向。我决定把我自己期中结账，写《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双双以告苍生。当年司马光曾自豪：“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我写《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也庶几近之。有些看似私事细事，且事涉他人或第三者，但我以“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的坦白，都给写出来了。此司马“光”之心，路人皆知也，甚至我觉得，我比司马光还司马光。因为司马光还恤人言，为了有人说他迟迟不把《资治通鉴》完稿是为了图利，他乃匆匆写完，以致五代部分写得草率。我呢，绝不怕人说闲话，要怎么写就怎么写，这才真正是“君子坦荡荡”的作风。正因为我相信司马光的自豪标准，因此我写出了任何中国人都不敢坦荡为之的一面，若有人大惊小怪，我倒建议不妨看看英国文学家哈里斯（Frank Harris）的自传——《我的生活与爱情》（My Life and Loves）。比起他那“西洋金瓶梅”式的记录，我写出的，不但只是大巫面前的小巫，并且简直不够看了。
我从1949年5月12日登陆台湾，一天也没离开，转眼已满五十年。一个外省人，五十年在孤岛上，一天也没离开过，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外省人，“残山剩水我独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下，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人当权派斗争，五花八门、六亲不认、七步成章、八面威风。在所有斗争中，总是以人不可及的大人格、大节操、大头脑、大才华、大手笔、大刀斧、大有为和大不敬，去斩将搴旗，外加踹走狗、小卒一脚——李敖的敌人是不分大小的，从外省人民族救星到台湾人民间乩童，只要看不惯，都可成为我嫉恶如仇的敌人，然后动用大量的资料与黑资料，笔力万钧，把死人鞭尸、把活人打倒。在这种得理不饶人的作业中，我是独行侠，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又“时髦不能动”。画饼楼主在《台北日记》中说：“对整个知识界、思想界来讲，李敖才当得起真正的孤星，因为他耐得住寂寥，忍得住高处不胜寒。”正因为有这种气魄，所以我不为“时髦”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在往矣以后，回头以先知姿态，作弄别人。别人永远跟不上我。别人是羊的时候，我是老虎；别人变成了老虎，我又是武松。这样的外省人，在这样的孤岛上，岂不是怪事吗？
亚历山大大帝见到思想家狄阿杰尼斯，自负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我是狄阿杰尼斯。”而我的自负是：“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我是李敖第二。”五十年在台湾，我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虽然如此，作为一个来自白山黑水的人、作为一个午夜神驰于人类忧患的人、作为一个思想才情独迈千古的人，我实在生不逢时、又生不逢地。严格地说，我根本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地方，就好像耶稣不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一样。我本该是五十年后才降世于大陆的人，因为我的境界，在这个岛上，至少超前五十年。我同许多敌友，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今天的窘局，只是他们妈妈小产和我妈妈早生的误差。这一误差，凑合了许多根本不该碰面的人碰在一起。也许，只有从这个谑画的角度来看我难以见容于这个岛，大家才舒服一点、开展一点，才少一点怒容、多一点苦笑。
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陆是李敖的乡土，但我不在其内；台湾是李敖的乡土，但我被见于外，不过，对我说来，在内与见外，皆属过眼烟云，总归中国是我的乡土，在这乡土上，大陆也好、台湾也罢，对我都是一样，我的终极是在无何有之乡、在广漠之野、在中国与人类的历史上定位。在那定位深处，我英灵不泯，也会蓦然回首、回首“向来萧瑟处”的台湾、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台湾，而有以浑然一笑。——我会自语：“那个孤岛吗？我曾经住过五十年，从青春到老去，我都在那儿。那是一个奇怪的岛，不论我住多久、不论我多么快意恩仇，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虽然如此枯寂，我还是忘不了它！”
1998年8月7日清早，在中国台湾写
（最后附告：我已跟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韩毅雄医师、法医学科主任陈耀昌医师初步谈好，我死以后，将捐出遗体，做“人体解剖”，然后做成完整骨骼标本，永远悬挂于台大骨科，除嘉惠医学教学及研究外，恨我入骨者亦可髑髅相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