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是哪位作家，或是哪个商品的广告词这么写着：“接近一座城市的快捷方式就是让自己迷失其中，没有目的地游荡。”对我而言，拍摄台北更像是“清清楚楚的梦游”，在现实与梦境之间走动、观察，试着为城市把脉，看它已经发烧到了多少度。也唯有抱着如此的心境，才有办法框取画面、对准焦距，在现实与梦境重叠的那一刻按下快门。
在这幕景象之中，落地玻璃橱窗后的售货员与模特，谁真、谁假，一目了然。但这两位年轻男子同时注目的繁华市容，又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成人世界的迷障
光复小学的学生每天上下学，必从台北最繁华的商圈路过，小小年纪就开始受着五光十色的消费世界熏染。那天傍晚，一位从放学队伍脱队的孩子四处闲逛，也不急着回家，一看就知道是个钥匙儿！都市生活昂贵，大人忙着工作赚钱，小孩就得习惯自己开门，独自在家等爸妈。这段路应该是他时常经过的，可是每走几步，他就停下来朝橱窗里张望，就连一格格的广告照片也看得津津有味，好像那是百看不厌的连环漫画。
此景令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小学新生报到的当天，妈妈将我领到家门口，对我说：“爸妈没空带你去，你跟在别的学生后面走，自然就会到学校的。”那段路得出市街到郊外，沿途都是被太阳晒得烫人的碎石子，打赤脚的我只有尽量往一撮撮的杂草丛上踩，像蚱蜢般地跳来跳去，盯着大人们用脚踏车载着上学小孩的身影，一一消失在路的尽头。
正因从小就必须独立，我总能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找到排遣寂寞的法子，尽量享受抵达终点前的漫长过程。事实上，从上下课途中观察到的总总，比书本上学的管用多了。
这个学童和幼年时的我颇为相似，喜欢绕道走远路，因为一回到家，漫无边际的幻想天地就会戛然落幕。我跟在后面溜达，发现他在一幅巨大的图像前伫立最久。这是一块正在整修的店面围栏广告牌，一只巨掌从天而降，像救拔，像掳取，又像是权力的宣示。孩子抬头望了半晌，伸出小手触摸。
这一幕让我不禁感叹，在乡下，树就是树，花就是花，事事物物清晰分明。生长在都市的小孩，却是还未懂事就掉入了成人世界的迷障。
城市迷宫的出口
东区有家商店，廊柱用镜面不锈钢板装潢，成了四周景象的折射体。街景被映在柱面上，行人与车辆的出镜和入镜，在真实与镜象之间交错混淆，令人有如深陷迷宫，辨不出方位，找不到出口。没错，这也正是我在城市拍照的心情写照。
都会生活的节奏快速凌乱，环境善变而不易捉摸。人际关系防卫而疏离，所有人都像是活在不同次元的空间，不时擦身而过，却始终没有交集。其实，一切镜像所映出的都是自己的心像。心硬，外在事物都冷；心软，所见所闻才有温度。
童年时，老家隔壁的铁鲁大哥是我心目中不折不扣的偶像。在台北谋生多年的他偶尔返乡，就会被镇民当成衣锦荣归般地钦羡。他的打扮就像当时红遍半边天的日本影星石原裕次郎，大热天里也一身风衣、墨镜。对我们这群孩子来说，铁鲁大哥正是乡下土包子也有出头天、也能在台北发迹的铁证。
初二时，我怀揣铁鲁的地址逃家，茫然走在大都市的街头，被摩托车撞倒在地。一位好心妇人扶起我，雇了一辆三轮车将我载到目的地。我这才发现，他十分落魄地困顿在一间违章建筑的木板屋里，而那件帅极了的风衣，就挂在矮房污黑的墙上。
那一幕无情地戳破了铁鲁的风光假象，也粉碎了我对台北的梦想。然而，许多年之后，每当我迷失在城市的冷寂之中，记忆中的那位善心女士以及给了我车资、劝我返乡的铁鲁，依旧是让我能认清方向、找到出口的温馨助力。
在城市寻找安身之地
公交车是从我十九岁初来台北，直至三十一岁当父亲之前的主要通勤工具。在那个年头，排队等车是要有极大耐性的，上车后更是需要好脾气、好修养，才能度过人挤人的窘况。当然，再好的性子也经不起天天折腾，候车站里看不到欢颜是很正常的。
那天我幸运地捞到窗边座位，往外一望，站牌前的人堆里都是无奈、焦躁、郁闷的脸孔。在他们中间，有很多应该是从外县市来谋生的吧？我想到了当年的自己。
刚到台北落脚时，可真是够苦了！我和家乡的一位朋友挤在他亲戚家多出来的一套卫生间里，马桶拆了，洗脸台还留着，原来放浴缸的位置被改成只有一块榻榻米大小的床铺。两个人只能侧躺，就那么紧挨着睡。才习惯一觉睡到天亮，却遇上朋友接到紧急征召令，匆匆当兵去了。
他的那位亲戚立刻下逐客令，且只给我几天时间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另觅安身之地。我只有抄下路旁电线杆上“雅房出租”的招贴，按地址一一上门探询。第二个落脚处是房东将晒衣阳台改成的单身房，水龙头依然突兀地留着。难看归难看，却给了我另一些方便。
刚开始工作的我毫无能力预付租屋的三个月押金，还得连夜赶回老家向父亲求助，再搭早班火车回来上班。搬家时雇不起货车，又没亲戚朋友帮忙，只好一个人扛着书架，在市中心的大马路上由南到北横行。书则是打成一捆捆，用拖把棍挑了好多担，每走过一个路口就放下来喘几口大气，再挑起来走。
相信每位到大城市闯荡的乡下人都有着不同的辛酸经历，但愿镜头里的每张愁容苦相，如今都已苦尽甘来，展露欢颜。
新公园的恐龙
1996年，“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并立碑、设纪念馆。近百年历史的宽畅的市民休憩地，就此沾上了浓浓的政治味。渐渐地，连昵称这儿为“公司”、每天入夜便来报到的“同志”们，也从这个长久以来的大本营转移了阵地。
我一直叫它新公园，那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名字。幼时就常听家乡的人说，那是在台北打拼的外地人必到之处，求职应聘，累了就可以去待着，不必花钱。
服完兵役后，我失业了八个月。为了消磨时间，新公园每个角落的座椅及石凳都被我霸占过，坐在那儿把找得到的中国古典小说几乎都看了一遍，除了《红楼梦》。前途茫茫，哪受得了一群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成天打情骂俏。
后来办出版社，办公室就在附近，我便经常利用午休时间来拍照，还打算哪天在园内的台湾博物馆举行一个以“新公园”为主题的摄影展。1996年公园改名之后，我竟再也提不起劲拍它了，展览计划也就胎死腹中。
这张照片是在该博物馆的大门台阶下拍的。当时这个单位归省政府管辖，布告栏的文宣图片一向吸引不了人，这对情侣却在寒风中相拥伫立，看得津津有味。一旁的恐龙塑像回望他俩，凶猛的模样这会儿看起来倒显得有点滑稽了！
恐龙后来不见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被移走的。1998年，原本处处可见的“省政图片展览橱窗”也绝迹了。
万物被光洗
那阵子，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摄影主题，“台北的清晨”，从入夜拍到天亮，藉以表现一个城市正在苏醒的面貌。我经常睡眼惺忪地在果菜市场、清洁队、豆腐店、派报站以及夜店门前走动、守候，因为有些人的作息，日夜恰恰是颠倒的。当时还真是死脑筋，规定自己只能拍到七点整，绝对不能逾越，仿佛清晨是从那个时刻倒回去算的。
有一天，我在西门町溜达，运气真好，遇到了快要绝迹的行动酱菜车。一位年过花甲的货郎双手拉着做工精细的带轮橱柜沿街叫卖，声音悦耳有韵，步履轻快优雅，令人不由得猜测，他年轻时是不是北京梨园的名角，或是富贵人家的票友？
看看他的打扮吧，头戴绅士帽，身穿烫得笔挺的衬衫、长裤，布鞋一尘不染。外表如此庄重，使得橱内的一盘盘小菜仿佛也成了高贵贡品。在台北的各个角落猎影，时常会发现许多来自大陆不同省份的人，尽管出身有异，命运却把他们都带来了这个弹丸之地。有时，整条街、全栋大厦的住户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货郎的背影远去后，我看了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便将相机收进背包，踏上路桥。这是台北最繁华的地带，此刻却一片冷清，教人心生苍凉。
突然传来钟声巨响，西门町的大钟正在哐当哐当地报时。七点整，太阳从新公园后方缓缓升起，晨曦洒在衡阳路上，使原本阴暗的街道金光乍放，映出行人三三两两的倒影。我赶紧掏出相机、抢换望远镜头，在钟声敲完之前猛按快门，将这慑人之至的景象捕捉下来。
周遭恢复了寂静，我放下相机，深吸一口气。万物被光洗净，一切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