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机关及直属部 队，从江西瑞金的田心、梅坑等地出发，向于都县挺进。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从此开始。大会结束后，瑞金改名“瑞京”，瑞金县划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当时有人将它称为中国的“莫斯科”。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因为在上海无法立足，也迁到了中央苏区，驻在瑞金。瑞金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那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什么要从瑞金转移到于都呢？这事还得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说起。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蒋介石吸取了前四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失败的教训，对第五次军事“围剿”作了充分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蒋介石还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以训练参加“剿共”的骨干力量，受训者达7500多人。“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有50万兵力，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任北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担任主攻任务。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中央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
尽管国民党军来势汹汹，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发展到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有较大发展，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以己之长克敌之短，针对国民党军采取的新战法，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是可能的。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打响不久，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来到瑞金。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军事指挥非常迷信，李德一到中央苏区，博古就把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他。
李德掌握的军事知识完全是苏联红军正规战那一套，他对中国的国情不了解，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作战的规律，他把过去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弃之不用，采取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国民党军实行堡垒主义，李德主张红军用堡垒来对付敌人的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作战，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但自身的损失也很严重。对李德的瞎指挥，彭德怀曾气愤地骂他：“崽卖爷田心不痛。”
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如果继续在根据地内坚持作战，红军就会被国民党军消灭，因此，中央红军主力只能被迫撤离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10月13日，由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编成的两个野战纵队抵达于都，分别驻在于都县城东北的古田村至岭背、禾溪埠一带。
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按照中革军委颁布的《野战军渡河计划》，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龙石嘴）、赖公庙、大坪心（龙山门）、峡山圩（孟口）等十个渡口南渡于都河。
中央红军准备渡河期间，苏区人民倾其所有，全力支援红军突围转移。苏区人民带着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鸡蛋、猪肉来慰劳红军。他们知道红军要走远路，为红军打了一双又一双的草鞋。妇女们组织起洗衣队，帮助红军战士洗衣服。渡河需要架浮桥，于都县城的居民几乎把家中所有的木料、门板，甚至老人的棺材板都捐献了出来。
出发的军号响了，号音震颤着每一个红军干部、战士的心弦。军号本是军营中的平常事，可今天却带有特别的意义。这号音中含着浓厚的说不出的一种离别感觉。根据地是红军的家啊，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乡亲出远门了，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心中能不充满眷恋吗？
队伍出发了，一队队红军战士由各个村庄涌出来，向于都河畔挺进。马嘶声，前进的步伐声，身上背的武器和水壶、瓷缸的撞击声，歌声汇合成红军将士出征的交响曲。
于都河各个渡口站满了红军战士，船老大不断地摇着船橹，将一船又一船的红军渡到对岸。
红军战士们衣服都是新做的，背包一律都是灰色的。每人胸前都挂有两到四颗手榴弹，并带着两到三双草鞋。为了防备敌人的飞机侦察和扫射，战士们还用树枝编成防空帽，戴在头上。文件担子、炊事担子、粮食担子，有次序地跟在队伍后面，一个个大步流星前进。
苏区的群众也都到于都河畔送行，各个渡口都是人山人海。群众们手里拿着鸡蛋、糯米团往战士们手里塞。战士们不要，他们就硬塞到战士的口袋里。有的拿着草鞋，插到战士们的背包上。
红军家属们拿着临别的礼物等待着他们的儿子、丈夫、哥哥、弟弟经过。他们含泪叮嘱着自己的亲人：“到外面要谨慎，要听首长的指挥。
回来的时候，别忘了有适用的东西带回来点。”“哥哥多捉几个白狗子啊！”“你们要早点回来呀！”有的送行群众在河边满怀深情地唱道：送红军到江边，江上穿呀穿梭忙。千军万马渡江去，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红军啊，红军！革命成功早回乡。
踏上征途的红军战士们向着乡亲们挥着手，高声喊着“：再见乡亲们！你们都回去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你们要多保重啊！……”
10月18日傍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带着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等穿过于都大街，出于都城的东门，来到于都河。滔滔的河水带着黄色的泡沫剧烈地翻腾着，大声地发出呼啸。太阳落山了，冷风一阵阵地扑来，河岸上的榕树、倒垂柳，对面山上杉树、油茶树，被风吹得直响，寒意很浓。毛泽东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八角红军帽。他迈着大步，带领警卫员通过木船搭起的浮桥前进。登上于都河对岸门山坡，毛泽东回头眺望于都城的时候，那里已是星火点点。这位中央苏区的创建者，在即将离开这片热土时，眼睛湿润了。他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心底里充满了愤怒，“左”倾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一块好端端的根据地，给他们断送了！
渡过于都河随中央红军长征的还有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人称中央“四老”。徐特立年龄最大，已近60岁，其他三人也年过50。另外，有30名妇女干部，她们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谢小梅、钟月林、吴富莲、杨厚珍、萧月华、李建华、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
从10月17日到19日，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全部渡过于都河，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