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北京学生坚持不断地同反动政府斗争，全国各地的爱国群众也纷纷站起来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最先支援学生运动的是上海的工人大罢工。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云集了各种各样的工厂，有外国人创建的，也有中国的民族企业家开设的。一战期间，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壮大了。为了维持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还成立了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的数量也就逐渐增多了。所以工人运动最先从这里开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随着工人罢工的实现，商人们也逐渐开始罢市，支持工人的罢工和学生的罢课。随着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股斗争的浪潮。五四运动进入了以工人运动为主的第二阶段。
（一）上海的学生运动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教育水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经济条件在全国居首位。因此，它也是一个文化相对发达的大城市。仅中等学历以上的学生就有两万人。上海学生和北京学生的爱国积极性都比较高，所以在爱国救亡的运动中都是最先开始觉悟的。
由于上海的交通发达，信息比较灵通，所以对北京学生运动的状况也了解得比较及时。一位当年复旦公学中学部三年级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5月5日夜里十二点钟，上海复旦公学的大钟突然敲起来了，不是很有规律地慢慢地敲，而是一直在敲个不停。全校的学生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了，同学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学校起火了，可是学校里除了钟声外也没有救火的呼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钟为何突然被敲响了呢？这时候，刚刚跑出去看情况的学生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大声地告诉大家：‘同学们，是中文老师邵力子在那里敲钟，他让我们立刻去饭厅集合，他有重要消息报告。’邵力子是上海复旦公学的国文老师，平时比较受学生的爱戴。因此，学生们立即前往饭厅。这时候，邵老师正在饭厅里和高年级的同学谈话。大约过了几分钟，全校的学生都到了饭厅后，邵老师就站在一张凳子上，开始了他的重要报告。原来，邵力子不仅是复旦公学的国文老师，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他在5月5日夜里看到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的新闻电讯，于是，没有等到天亮，就赶紧来学校向学生传达这一消息了。邵老师的报告很长，他首先讲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然后又介绍了北京学生示威游行的过程，然后又说到反动军警竟然逮捕了32名学生。大家听完邵老师的介绍后，心情都异常气愤。大家主张马上积极响应。这时候，何葆仁同学站在凳子上，大声主张：‘同学们，我们赶快推选出代表，然后天亮后去和别的大学和中学联系，大家集聚在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力量就会大些。’他的主张立刻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接着，学生们推选出了28个同学作为学校的代表去和别的学校联系、商议如何开展斗争的事情。”
在学生的努力下，5月7日上海学生等各界人民举行了两万多人参加的国民大会，随后又开展了示威游行运动。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日子，所以大家在这一天开展运动主要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国民勿忘国耻。5月9日，是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所以上海的许多学校、工商业团体也都纷纷停课、停业一天，以此来表示对于这一国耻纪念日的重视。5月11日，上海学联成立，12日，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成立。随后，北京的学生代表团来到上海，与上海学生代表交流了北京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和规律，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学生运动的发展。5月26日，上海大概两万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并且举行了隆重的宣誓典礼。6月4日，当北京学生因为在街上演讲而被大批逮捕的消息传来后，北京的信息渠道也被封锁了，于是天津学联向上海学联发来这样一则电报：“望电各省县学生，各界火速营救。”上海学联接到后，立即向其他地区发出了呼吁的电文。4日上午，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市，向行人散发传单，动员商人加入到学生中，5日一起罢市。但是在学生们刚开始动员商人罢市的时候，大部分的商人并没有采纳学生的意见。
（二）工人大罢工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上海是一个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工人数量也很多，所以当学生们要求商人罢市的时候，许多工厂的工人就自觉地开始罢工了。就这样，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后，商人不得已也开始了罢市。从6月5日开始，上海的三罢斗争实现了。5日下午，上海成立了上海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大会讨论了目前的形势与任务，认为目标应集中在惩办卖国贼上。于是，大家提议，如果北洋政府不答应这个要求，三罢斗争就一直持续下去。北京的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和决心。他们还决定把写有“不办卖国贼不开门”八个字的宣传单印数千份，发给各个商店，然后贴在商店门口，以此来扩大此次运动的影响。相比较之下，商界代表表现得比较软弱、被动，他们担心罢市会影响他们的经济收入。不过，因为学界、工界已经坚持罢工了，整个上海市的人民都在关注着他们的行动，于是，在大势所趋之下，他们也同意了不惩办卖国贼不开市的主张。
从6月6日起，工人罢工不断扩大，机器厂、造船厂、织布厂等工人纷纷罢工。上海求新机器厂的工人集资在厂门口建造了一座铁木牌楼，上面写“勿忘国耻”四个大字。警察在这一天包围了南洋中学和大同中学，阻止学生出校参加爱国活动。但是，他们不知道工人阶级们已经有了新的觉悟，即使没有学生在前面“冲锋陷阵”，工人阶级也会勇敢地走在运动的最前端。6月10日，上海工人的罢工进入最高潮。上海的铁路工人、水手们以及车行的工人们也正式开始罢工。这就是说，上海与外界的所有交通方式都切断了，甚至在市内也找不到任何的交通工具了。大大小小的工厂，都已经停工了，因为工人们的坚决罢工，昔日热闹繁华的上海像沉睡一般寂静，市内垃圾成堆，水电全停。与此同时，学界、商界继续罢课、罢市。
6月11日，是“三罢”的第七天，这一天，海员的罢工继续扩大着，美丽的黄浦江的两岸码头停泊了许多船只，凡是进口停泊的轮船，都和已经罢工的轮船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因此，一些买办资本家们一直劝导海员复工，然而卖国贼一日不除，工人们坚决不答应复工。一直持续到6月12日，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被罢免的消息证实后，上海各界才胜利开市。
从上海三罢斗争的全过程来看，可以清楚地说明：上海学生出现在爱国运动的先头，而商人的罢市则是由上海学生和京、津各地的学生代表联合发动起来的。从5日罢市的第一天开始，各校学生即在街头进行宣传讲演和维持罢市秩序。当日虽然被反动军警逮捕了132人，但学生们神色不变，继续讲演，爱国热忱令人起敬。不仅大中学生坚持斗争，全市的小学生在罢课后，也在教员的率领下举行示威游行，而且同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6月9日，上海当局竟然调来大批警力，企图强迫商界开市。当学生们得知这个消息时，担心本来罢市决心就不坚定的商人们会向反动军警屈服，这样的话就会使运动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6月9日这一天，学生又被捕一百多人。其余没有被捕的学生主动去警厅，要求与被捕的学生一起进监狱。学生的这份爱国热忱与真诚打动了许多商人，又加上学生不断地进行动员和督促，使商界罢市能够坚持下来了。有的商店在军警胁迫下已经开门了，而在学生的动员和督促下，又再次关门。
（三）商人齐罢市
6月7日下午，上海各界联合会开会，商、学两界旁听者近两千人。当与会的群众得知上海反动的军、政、警等官僚拟勾结买办散发传单“劝告”商家开市时，情绪十分愤激，许多在场的商家大呼：“我们罢市三日，而学生已罢课多时，政府对于国民所要求的惩办卖国贼，置若罔闻。开市、上课只须目的达到，今日政府下令将卖国贼曹、章、陆等人先交法庭惩办，吾等明日即开市、上课矣。”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在三罢斗争中表现出的一定的积极性。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在评价这种积极性时，还必须估计到以下几种情况：1.他们是在一定的压力下实现罢市的。学生是他们的外部压力，店员是他们的内部压力。店员是商界爱国运动的骨干。就在三罢斗争开始以前，店员即积极投入运动。三罢开始后，店员坚持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虽被拘捕，但是并不畏惧。店员们还向软弱、动摇的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某店员曾咬破手指血书“学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开”十二个大字，贴于门前，表示坚持罢市的决心。没有这些坚决而积极的广大店员，商界罢市的坚持是不可想象的。
2.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是很不彻底的。他们强调运动只是“对内”而非“对外”。他们中有的人有依靠英美各国来反对日本的幻想，所以他们怕运动涉及了英美“各友邦”，担心失去“友邦”的力量。所以他们反反复复地进行解释，想尽一切办法限制运动的范围。其实，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是有所畏惧的。对于军阀政府，他们不敢彻底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