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促成西北大联合
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暴露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的野心、不断加快对中国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这一年，国民党政府继1933年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之后，又达成“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3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毛泽东在25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20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60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但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再打内战，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本人，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2月17日到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10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
东北军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围剿”陕甘根据地的主力。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广大将士深受家乡沦陷的痛苦，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其他高级将领也产生了影响。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痛苦地接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短短时间内失去东北四省，受到举国上下的唾骂。东北军流落关内，在“剿共”战争中屡受重创，又遭受蒋介石的冷遇。这些都促使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部署东征时，决定政治局随军行动，留周恩来、博古、邓发3人组成中央局，负责后方工作，以周恩来为书记。在后方工作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对东北军的工作。这样，东征的红军才能消除后顾之忧。
这个工作从哪里着手？这时一个机会来了。1935年10月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多月后，思想起了变化。一天，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立刻同意了他的要求。
高福源于1936年1月初离开瓦窑堡，到洛川见到张学良。张学良早想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一时尚无头绪，现在高福源回来了，而且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使命，张学良当然乐于尽快见到他。但是又不想让他看出自己这种焦急的心情，并觉得对他的诚意还要看一看，甚至认为自己应当先试试他的胆识……
张学良这种微妙的心理，高福源当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见到张学良，就立即敬了一个军礼，并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
张学良态度严肃，冷冷地问：“怎么回来的？”“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我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什么？红军派你回来的，你好大胆！”张学良见他大言不惭，好像他不是打了败仗的俘虏，倒像是得胜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声喝道“：你当了俘虏，还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原以为张学良会热诚与他交谈，没想到他会这样对待自己，所以十分失望，痛心地说：“请副司令息怒。我这次冒死回来，确实有话要对您说，我是为了您和东北军好，决不是为我自己。至于您怎样对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您想杀我，还不跟踩死个蚂蚁一样。但是，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记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了，不能忘记3000万东北同胞已经沦为亡国奴，也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怎样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现在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团结抗日，并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又有什么理由骂人家为‘匪’？难道非要把我们东北军这点力量全都消耗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才心甘吗？”高福源说到这里，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只打算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要杀要剐，就随人家的便，只是觉得这也太冤屈了，所以既激忿，又悔恨，因而哭得很伤心。张学良原本就没有处罚他的意思，现在听他这样慷慨陈辞，也不禁流泪了。他怀着激动而又沉重的心情走过来，亲切地安慰高福源说：“福源，别难过了，你说得好，说得对，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样做呢？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转告红军，请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可以作一些商谈。”张学良、王以哲与高福源谈了一个整夜。最后，张学良痛快地对高福源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1月16日，高福源回到甘泉红军驻地，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中共中央随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20日，李克农同张学良进行3小时商谈。张学良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李克农临行前，周恩来找他布置去洛川的任务，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红军的东征，按原计划在2月20日由毛泽东率领军队进入山西。
25日李克农到洛川，先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谈判，达成5项局部性的口头协定。3月4日，张学良到洛川。5日凌晨，在同李克农会谈时，张学良坦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最后，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面谈。会谈结束后，李克农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并请示行动。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同张学良谈判。周恩来同张学良会晤的时间，经联系后确定在4月间进行。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山西东征前线举行。会议的议题是：（1）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2）目前战略方针；（3）同张杨的谈判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充分肯定瓦窑堡会议决议是正确的。他说：现在政治上的基本任务是发动并准备组织抗日战争。这和在江西时的情形根本不同：那时要冲破“围剿”才谈得上抗日；现在一方面军已处在华北这个焦点上，要实际地进行抗日战争。具体任务有3个：第一，扩大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红军的发展方向基本向东。这不是一下子就同日本决战，而是要有阵地、有后方地作战。第二，组织全国抗日运动和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第三，正确运用统一战线，应该把上层和下层配合起来进行，并注意到国际的联合。关于党内问题，他强调应求得一致，首先要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束缚在过去的范围中。
4月初，周恩来、博古等回到瓦窑堡。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向延安进发。4月9日晚，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中同张学良会谈。周恩来同张学良一见面，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是同师。会谈便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张学良首先把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坦率地说了出来。他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法西斯蒂的道路。他说他两年前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而主张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是这条路究竟能否走得通，他现在开始有了怀疑，要求周恩来表示意见。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也就以诚恳明朗的态度对他所提的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周恩来指出，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他把资产阶级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接着，周恩来又说，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在力量，这种群众力量是伟大无比的，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中国抗日才有胜利的可能；如果看不到这种群众力量，就不会有真正抗日的信心，也决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周恩来还说，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都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讲法西斯只能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张学良对周恩来的分析表示赞成。
周恩来在第二天致洛甫、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再不进兵无以回答蒋（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说他隔岸观火）。”“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出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提出意见。”“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现有分化，蒋现在歧路上。他认为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他当离开他。”“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办，并可送弹药。”“彼此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太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
会谈中，张学良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
表示不愿打红军，但现在不能离蒋，财政上也要靠蒋，故处在苦闷中。他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希望蒋抗日。同时，也承认蒋的左右有很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而且极矛盾。如果蒋真降日，他就辞职而另干。他认为，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表示愿把这些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这是促成中共中央在4个多月后作出“逼蒋抗日”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4月13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刚到张学良那里工作的地下党员刘鼎也随同回来。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刻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同意谈判的结果，并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14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张杨两部关系由你统一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从此，周恩来就统一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延安谈判后，中国共产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