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惨案后，军阀吴佩孚撕去了“保护劳工”的伪装，采取种种残酷手段，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这样，京汉铁路工人的活动极端困难，处于停滞和秘密进行一些零散活动的状况。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过去了，工人运动被迫转入低潮。
当时的北京政府控制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手中，大总统黎元洪秉承他们的意志，在2月22日向各地下达了禁止工潮的命令：“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策而罢工，又不服长官劝告，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殊深痛惜。集会自由，为约法所特许，而罢工滋扰，亦为刑律所不容。况铁路所以利交通，一旦停止，国家、人民同受莫大损失。
在路工人纵有被抑隐情，亦应禀候政府处置，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妨碍全路交通，置身咎戾。所有此次肇事情由，著由内务交通两部会同查明，呈候核办，并著主管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克期公布，俾资遵守，此令。”二七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曹锟发出通电称：“近日时局未靖，险象环生，野心者之流到处蛊惑工人，希望掀起政潮，……务宜特别注意，……严加防范。”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暗中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进攻，妄图将中国共产党骨干一网打尽。他们张贴布告扬言：“主张共产，宣传赤化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
同时，为了安抚工人，北京政府和一些省的军阀陆续颁布了一些劳工法律，减少工人的罢工运动。北京政府还准备设立劳工局来管理工人。但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姿态，如同1922年国会讨论劳动法案一样，没有丝毫结果，而各地军阀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却是真实的。
直系军阀利用手中掌握中央政权的地位勾结各地军阀以武力镇压工人群众。虽然，各派军阀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在对付工人运动方面却是一致的。曹锟在一份镇压工人运动的通电里提到了北京王巡阅使、冯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南京齐督军；武昌萧督军；济南田督军；太原阎督军；蚌埠马督理；开封张督理；南昌蔡督理；张家口张都统；归化马都统；天津了省长、赵镇守使等，这些军阀所统治的区域几乎占了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所有地区。可见，工人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曹锟称，“近日时局未靖，险象环生，野心者之流到处蛊惑工人，希望掀起政潮”，要他们“务宣特别注意，密饬驻军，严加防范”。在北京，交通系和军阀政府暗中勾结，多次出动军警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向多人发出逮捕证，其中包括李大钊和陈独秀，要他们对工人运动负责，声称一经抓获，当即正法。不但直系军阀残酷镇压工人运动，一些地方军阀也对工人运动采取了野蛮的镇压措施。当时，控制上海是军阀卢永祥、何丰林。他们早在1922年夏天就已经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宣布任何有激进色彩的工人组织都是非法的，封闭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劳动周刊》社，严重地打击了上海的工人运动。二七惨案之后，吴佩孚在致北京政府新任交通总长吴毓麟的电报中除要求他“通令各路工会，一律取消外，并希请内外两部将上海所有之各种工团一律设法禁闭”。并派自己的副官到上海协助何丰林。何丰林也很高兴，立即宣布戒严，和租界当局联手“对于各团体之结社开会，均派员严密侦查”。军阀一旦发现罢工，巡捕房和警察局即不问情由，任意拘捕工人。有的无形消失，有的变换形式，如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改称为金银业工人互助会，有的被迫转入秘密状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在北京被查抄，又秘密迁回上海，但在敌人严密监视下，也很难开展活动。
湖南处于两大势力中间，北边是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南边是孙中山建立的军政府。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准备向革命的南方进攻。孙中山也积极准备北伐。在二者谁胜谁负未定的情况下，湖南军阀赵恒惕为保住自己在湖南的地位，打出“自治”的旗号，颁布《湖南省宪法》，伪装“自由民主”。这就给湖南的工人运动一个有利的客观环境，能够形成较强的势力。二七惨案发生后，这种形势也没有改变。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回到广东后，继续支持工人运动，积极准备北伐。赵恒惕通过对环境分析后认为，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中立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他没有公开倒向北洋军阀，对工人运动采取镇压措施，因而湖南的工人运动能够继续发展。到了6月，当湖南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为旅顺大连事件举行反日示威游行时，赵恒惕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害怕群众的觉悟，开始采取限制工人运动的措施，通缉工人运动领导人。8月，曾被赵恒惕赶走的谭延闿，得到旧部拥护和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支持，进入衡阳，组织“讨贼军”，通电讨伐赵恒惕，是为“谭赵战争”。谭赵战争爆发后，赵恒惕公开依附北洋军阀，得到吴佩孚的支持，保住了在湖南的地位。战争结束后，赵恒惕便公开倒向了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一边，血腥镇压湖南的工人运动。湖南工人运动也转入低潮。
在长辛店，当局也加紧了对工人活动的控制。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工会被查封，工人运动的骨干有的被杀，有的被捕，有的受伤。工人进厂要领条，并保证不再参加工会，当班时不准交谈，对遇难工人的家属也不许给予救济。谁若违反这些条条，一律逮捕治罪。但工人总是利用一切办法接济死伤工人家属。当时在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京汉路变成饥寒路，失业工人流落在街头；琉璃河变成流泪河，眼泪比河水还要多；长辛店变成伤心店，伤心的事儿说不完，工人哪个能吃饱，工人哪个能穿暖。”
在郑州，吴佩孚更是严格防范。2月9日，郑州军警当局通电称“：再有鼓动罢工者，无论邮电传递，行旅往来，一律禁止其自由，饮食等物亦断其供给。以防煽惑，而促反省。……遇有暴动行为，请以武力解决。”第二天，又发出通令：“对仍顽梗不化者，实行绝其供给；如24小时内不上工，将该工人及家属驱逐出境，查出窝藏该工人及家属者以通乱党论。”有两位工人看到罢工时的敢死队员，在下工时边走边嚼馍，被迎面走过来的警务段长见到，上前抓住他俩的衣领，伸手把他们嘴里的馍抠了出来，并且毒打了一顿，直到口鼻流血方才罢手。在武汉，萧耀南封闭了武汉地区的所有工会。在江岸大屠杀后两个小时，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即被军队包围，数十名工会代表被捕，物品抢劫一空。此后，扬子机器工会等十余个工会陆续被封。工会办的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也一律停办。一些进步报纸被查封，编辑人员被通缉。2月中旬，武汉当局宣布实行特别戒严，街上巡逻的军队全副武装。手执大棒，戒备森严，禁止人民自由开会，收缴妨碍治安的传单。整个武汉侦探、巡查、便衣布满各个街道，镇压工人的形式也日益多样化，除了对酒楼茶寮进行检查外，过往的住户商号亦时被检查，人民不胜烦扰。湖北督军公署下令通缉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的工人领袖，几天之内捕去40余人，被迫逃往外地的工运骨干1000余人。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也趁火打劫，限制工人的活动，镇压工人运动。武汉三镇所有的工会、工人俱乐部都被封闭，牌子被砸毁，财物被洗劫，职员被逮捕或驱散。
京汉铁路沿线的信阳、郾城、彰德、正定、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军阀势力，都采取种种手段，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迫害。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一些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产生了动摇，有的向当局悔过，有的动摇叛变。由于这些人曾从事过工人运动，有一些声誉因而其欺骗性与破坏性很大。曾为长辛店铁路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张德惠，二七惨案后跑到上海，投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市长马超俊，组织了一个“全国工团联合总会”，企图代替由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这个冒牌工会，打着工人组织的招牌，鼓吹无政府主义，提出所谓“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工会自治，不许政党过问”的反动口号，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到脱离共产党领导的轨道上去。湖北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陈天、粤汉铁路徐家棚俱乐部主任余友文等人，二七惨案后也先后叛变。余友文投靠了军阀萧耀南，充当了路局的稽查和汉口警备司令部的密探，为敌人干了不少破坏工人运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