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淮海战役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投入兵力空前，共产党60万对国民党80万。战争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逐鹿中原，60万消灭了80万。大战刚刚结束，当时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们便把淮海战役列为经典战役，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
2008年的国庆节刚过，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鲍嘉礼博士第四次来到徐州，在碾庄、双堆集等旧战场考察。鲍嘉礼写有研究淮海战役的专著，译成中文大致意思是：《调动敌人：中共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策略》。
这位美国军事专家很自信地提出了3点见解，作为解释国民党一败涂地的理由：第一，国民党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后勤体系；第二，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指挥体系；第三，国民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情报体系。
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曾拟定一个“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准备趁当时华东野战军大战之后，发动突然袭击。当时华东野战军许多部队已经很疲惫，军事指挥的将领正在延安开会，可以说袭击具有突然性和隐蔽性，蒋介石也批示“此案可行”，并定于当月15日攻击，最终因为杜聿明被调任东北而作罢。
鲍嘉礼说，即便是杜聿明按照计划发动了突然袭击，取胜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没有建立相应的后勤、指挥、情报3个体系，再多的部队都是一盘散沙，不堪一击。
84岁的李庆福当年是华野八纵七十八师六十九团某连指导员，他参加了淮海战役。
李庆福对淮海战役的记忆非常清晰，当年的对手尤其是国民党“五大主力”的第五军让他印象深刻。
李庆福说：“第五军是‘王牌’军，解放战争开始他们就到山东跟我们打。很难打，（第五军）火力猛。一次我们冲锋，他们一排轻重机枪开火，（我们）一排战士就倒下了，冲不上去，子弹像下雨，没办法冲。”但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五大主力”中的第五军、十八军一起灰飞烟灭。
古今中外的战史中，以少胜多的战例并不鲜见，唯独在淮海战役中，每次都是军事实力占优势的国民党整师、整军、整个兵团地被消灭，而自己竟然连消灭对方整团建制的战例都没有。
难道是他们的将领愚蠢？台湾史籍广泛转引所谓毛泽东给前线部队的一封亲笔函称“：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实力，待机取胜。”以前有史料称，与其交手的部队都按苏北口音喊他“狐狸”，这得到了李庆福的确认。难道是士兵不够勇敢？可是在抗战中，第五军与日军号称“钢军”
的‘王牌’第五师团血战昆仑关，击毙日军第二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第十一师（十八军前身）在重庆保卫战中死守石碑要塞，歼灭日寇1000余人，使敌军未能占领石牌要塞，保证了鄂西大捷。而且，从战役的开始到结束，都是军事实力居劣势的60万军队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攻击那80万，是什么因素让共产党人领导的部队有如此强烈的必胜信念呢？
陈毅的名言“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这一直被认为是对淮海战役的经典评价。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于2007年9月投入使用。除了原先陈列的阵亡先烈、战役进展，特地开辟了两个展厅，内容只有一个支前民工。贾萍负责“支前厅”的内容搜集。
一根小竹棍的故事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到当年支前的场景：1948年秋天，山东农民唐和恩带着原来要饭时使用的一根1米长的小竹棍，从家乡山东胶东地区莱东县出发，在此后5个多月的时间里，唐和恩带领的小车队和千万个支前队伍一样，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日夜奔走。自己吃“三红”（红高粱、红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应部队。遇到刮风下雨，就把蓑衣、棉衣脱下来盖在军粮上。淮海战役军需的9.64亿斤粮食，就被唐和恩这样的普通民工运到了前线。
而在唐和恩的竹棍上，刻下了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濉溪，包括江苏、山东、安徽3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
今天，这根小竹棍就躺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据统计，淮海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人。他们不止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国民党的80万军队需要对抗的远远不止中野和华野的60万大军。
贾萍介绍说，当时民工中有句口号：“队伍打到哪里，支前就跟到哪里。”这不光对作战部队带来单纯的物质上的支持，也让军队更加灵活机动。不管是华野、中野的部队采取什么样的行军路线，或者路过什么样的地形，民工都能跟上。
反观国民党部队，在淮海战役之初，他们制订的作战计划是沿着铁路固守，就是因为他们后勤的补给彻底依靠铁路。当初黄维兵团赶往徐州，中野对黄维兵团的伏击目的性非常清楚，因为当地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过坦克和拉后勤辎重的大卡车，在他们的必经之路设伏就行了。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黄维兵团也只能选择这一条路。
连最起码的军事保密都做不到，这还打什么仗？碾庄，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的核心阵地。年过半百的村民张树仁还记得他小时候村里有许多残疾人，现在，这些老人都不在了，但是他们把对淮海战役的记忆留给了张树仁一代。张树仁指着镇北一条10米宽的河说：“当时黄百韬的部队利用这条河构筑了强大的工事，给华野造成巨大伤亡。”李庆福说：“攻击部队几乎是用尸体填过去的。”除了子弹，李庆福还背着7天的口粮，战斗一打就红了眼，整整6天没有合眼。
李庆福清楚地记得，打碾庄时的支前民工都是山东人，除了口音，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馍馍片跟窝头。他说：“山东没有大米，都把馒头切成片，或者用杂粮做成窝头让我们带着。”
战争结束后，各解放区的筹粮统计显示：胶东、渤海、鲁中南地区筹集了粮食3.9亿斤，超过总量9.64亿斤的三分之一。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40万，县府存量只有100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400万斤，郯城最终缴粮500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
费县民工王奎行，带着8名同伴，3次冲上火线，救了16名伤员，父亲病故也未能回家。莒南县担架队有2797名成员，1200人没有棉裤，1390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8趟，往返300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沂水县民兵连一排，在排长张伯高的带领下，为部队服务3个月，押解战俘2180名，全排集体立功。民工李汇文拒绝了国民党俘虏的金钱收买，并将俘虏用于贿赂的银元上缴。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3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鞋底儿赶制军鞋。
贾萍说：“我们在搜集那些历史资料的时候，一次次地被震撼。除了让农民拥有土地，共产党对他们还非常尊重，许多农民是自发要求支前，但解放军都给他们工钱。”
贾萍说：“从资料上看，解放军对人民的关心是非常细致的，因为淮海战役跨越了农历新年，许多农民都思乡心切，当时就组织了许多文娱活动和慰问队，物质和精神都得到了保障，老百姓很清楚应该支持谁。”
解放军深得民心的理由有很多：待人和气、帮老百姓收庄稼、军纪好，但最关键的是给穷人分田地。
李庆福1944年在老家山东泰安入伍，哥哥是当地的民兵队长。当时他的父母都在世，还有3个姐姐，一家7口只有一亩多地，生活艰难。而土地改革完成之时，他的姐姐已经出嫁，李庆福一家4口分到了两亩多地，还有数间房屋。因为是军属家庭，当地政府还组织村民给李庆福家料理庄稼，全家生活得到了保障。
尽管此后还乡团3次抄家，刺刀直接对着李庆福的母亲，但一家人对解放军忠贞不渝。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开战在即，山东解放区也迎来了土改完成后的一个丰收年。支前模范唐和恩跟无数的山东农民一样，收割完自家的粮食，扛起扁担就冲上前线。在此后的5个月时间里，山东解放区还有16.8万名青壮年参军，其中8万人补入主力部队。
许多国民党将领曾经发出哀叹：“山东尽是老八路！”
然而，让国民党政府无法预料的是，除了山东、苏北这些地方，江淮、豫皖苏、冀鲁豫以及整个华东的农民都扛起扁担支持解放军。到了1948年秋天，国民党原先的所谓“模范区”豫西一带，也成为另一个山东。
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200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
曹县五区后张庄村70多岁的翻身妇女张大娘，土改分得11亩地，过上了好日子。她见村里装米急需口袋，便把给新媳妇做的新被子剪开做成了口袋装米，并对儿媳妇说：前方用米当紧，咱在家怎么都好对付，等打倒蒋介石后，咱再不用趴豆棵了，不愁没好日子过。
1949年1月3日《中原日报》刊载：新安县翻身农民于书堂老人，年近7旬，他让两个儿子把自己准备做棺木的圆木锯成四方的枕木，抬着送到车站支援前线。别人问他：“你百年以后，用什么东西装着送终？”于老汉风趣地说：“我死后，用石头做寿棺，不怕雨，不怕晒，安安稳稳逛西天。”
新媳妇的被面、百年后的棺木，对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物件，都用来支援了解放军。
所以，战争的结果看似偶然，其实胜负早有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