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性与场域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场域构造习性，习性体现场域的内在必要性；另一方面，二者具有一种知识关系，即认识的建构关系。习性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和价值世界，在这个世界，人们可以进行一种文化资本的估价。人的存在，是由社会现实赋予形体以习性。社会现实既存在于社会中，又存在于思维中；既存在于场域之中，又存在于习性中；既外在于行动者，又存在于行动者的内心。
习性是社会世界的产物，在习性与场域的关系中，历史进入一种与自身相关的“同谋”关系。习性是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是人与社会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习性不是命运，习性是历史的产物，习性向个体的性情、好恶和经验敞开，并在实践系统中不断地叠加和删除旧有的习性，添进新的习性。因此，习性使得个人服从某一个文化场、经济场，同时，习性又使人超越原有场域获得新的本质。就此而言，习性不是本质主义的，不是定义性的，而是时间中的生命反思和对时间生命的反思，是在时间中生成的历史性延展。历史性和相对性是其徽章。
总体上说，习性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系统，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自我延展性，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存在于个体身体之中。在这种场域和习性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恒定的因素和可变的因素。人的生存，或者是以社会塑形的身体方式存在的习性，包含了生存或习性世界的一部分。
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
受马克思影响，布尔迪厄将实践、资本等核心概念作为观察社会的重要角度。他指出，资本是以物化的形式或肉身化的形式累积起来的，这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资本表现为几种根本的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这里，主要讨论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需要实践去积累，需要以客观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形式积累。在积累中，在交换世界里，资本获得了当今世界换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以及自身存在的鲜明意象。资本可以大体上分为物质形式资本和非物质形式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在交换过程中可以表现为非物质形式，而非物质形式的资本也可表现为物质形式。
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不同之处在于，经济资本可以立即转化为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而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才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特点在于，它是以受教育的资格形式被制度化的，是构成社会符号力的基本条件。人们在文化知识、教育中不断地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权力，文化资本决定了大众文化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使新的习性可能性得到了限制。文化资本有着具体的状态，是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的。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获得呈现。就单个人而言，他的学术能力与学术投资之间的关系表明，其能力和才能本身，就是与其实践上文化资本的投资，即受教育的程度和时间成正比的。
一般说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支配形式：一种以经济资本为基础，是支配的主导形式；另一种以文化资本为基础，是支配的从属形式。文化资本的基本状态与身体相联系，其积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的即通常称之为教育、文化、修养的形式。它必须是受教育者经历过许多时间和亲身体验，才能够获得其知识结构的质的飞跃。这种时间的投资、韧性的投资和意志力的投资，还包括经济资本的投资，使得文化资本的获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作为衡量的标准。如何在这种文化投资的过程中保证其有效性并节约时间，使得人才的合法性变得尤为重要。将文化资本集中起来，塑造成人的一种素质、气质及其整个文化习性，成为进入现代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砝码。
文化资本的积累不能超越个体及其表现能力，而只能随个体的生物能力及生命的衰落而逐渐消亡，它不像经济资本那样可作为遗产流传。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获取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多的隐蔽性，文化资本越是具有稀有的符码，就越能获取更高的价值回报。文化资本的传递成了资本继承性传递最佳的隐蔽形式。当然，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经济资本不一定能完全转化为文化资本，文化资本也不一定完全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就客观化状态而言，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文学作品、绘画作品等）在物质方面是可以传递的，如名画的收藏可以像经济资本一样一代代传递并增值，所以文化资本既具有物质性的一面，又具有文化象征性的一面。
就体制化状态而言，文化资本的客观化往往以学术资格这一形式出现。如此一来，就有一个文化身份“合法化”问题，即必须具有学术上可以认可的文化资本。所以，一切自学者或中断学业者、受教育不全者的文化资本，在其一生中随时都可能遭到质疑。整个现代社会是一个证书和学历的社会，学术资格和文化能力的证书是个体的价值标榜的符号，是其文化资本的合法保障的价值。体制化的、官方承认的、得到保证的文化资本与简单的文化再生产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异。也就是说，官方认可的体制化的文化资本，成为人们所力求获取的自身价值认同和保障，而简单的文化资本则要求人一生不断地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在这种文化资本的标准格式下，人们逐渐抛弃了自己个体的、独特的成才或者获取文化资本的途径，而涌进了大学教育的羊肠小道，去获取社会所认同的各级证书，并被迫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话语。正是因为文化资本的体制化和学术资格制度化，使得文化资本拥有者的相互比较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把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的策略，导致了现代学校教育的爆炸和资格膨胀的短期效应。同时，众多统一的人才成批地生产出来，也使这种体制化公认的权力日益巩固。
“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有着不可忽略的内在联系。所谓象征资本，就是被人们承认接受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资本。文化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之时，不断地被复制和模仿。尤其是在“现代性”成为当今神话的世界，文化资本更被化成了一种现代性的符号资本。
象征符号资本具有两面性，它既是一个权力话语系统，同时又面临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即在这一文化范围或文化秩序中，是否和为什么应获得其成员的忠诚和信任的问题。在“现代性”的神话中，异化、失范的经验和“合法性危机”，隐含在这种文化象征符号的更迭之中。“现代性”这一切“传统”都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现代性表明了自然的非神圣化，生活的契约化，制度的明朗化，以及对合法性的重大修正。合法性理论因此试图恢复业已失去的世界的一些特征，力图将该秩序中的习惯和规范解释为与神意相连的一种传统，同时，还存在一种规范和标准的契约化，以及渗透于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在当代的文化中，合法性问题的领域还要进一步拓宽。在文化象征符号控制之下，个体与群体为争取自身的合法性变得非常重要。
“合法性”这一概念往往又是一个非学术性难题，现存的各种非纯粹的强制统治形式，可能都要以合法性为基础，或迟或早要取得合法性，尤其要取得象征符号的合法性。因此可以说，生活在符号控制下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得到认同，其生活、文化、消费的方式，都在无形中进行模仿和作出抉择。但同时，这又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因为当每个个体的价值观念必须整合在一个具有共同性的价值之上时，个体无疑会产生深切的文化撕裂痛苦和文化圈、文化场域被置换被扬弃的痛苦。
不难看到，象征资本又是一个“话语暴力系统”，它总是要将客观的等级制度、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再现成合法性、合理性的社会理想秩序。人的价值判断的认知结构都笼罩在一种权力的意识形态当中，社会的生存空间和话语空间转化成文化资本空间，而“教育”就变成这种空间的转换中介。
布尔迪厄在《教育、社会、文化的再生产》一书中认为，教育是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暴力手段在从事社会的再生产，也就说，通过教育资源的获得，而建立起一种权力支配与被支配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使人获得进入现代性社会的通行证，教育的多少、文化符号拥有量的差别，将人划分为具有不同学识和能力的群体和个体。教育和学术变成一种象征符号性资源，成为人们增强支配性地位和获得权威的途径。
布尔迪厄对文化象征资本的看法是，任何文化知识体系都有一种把社会权力体系引入并使之合法的特性，而权力意识形态的结构化将社会限制和支配剥夺合法化了。文化资本是构成社会符号力的基本条件，具有不同的文化象征资本，就具有不同的文化符号支配和被支配的可能性。拥有更多的文化象征资本的人可以支配或控制文化资本少的群落，具有主导性权力话语支配力的群体，可以支配社会地位、身份和等级差异方面处于弱势的社会群落。在国际或地缘文化学中，处于文化弱势的“国家—民族”，由于文化资本的匮乏和象征资本的相对处于弱势，而屈从或被排斥在世界中心话语的边缘。因此，对个人而言，通过教育、文化、知识、美感、情趣、语言等，象征符号性暴力为人们提供或剥夺其所需要的关于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我价值的认同感。
人的创造离不开场域，离不开文化资本，离不开象征符号资本的差异性和趋同性。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纪，由于主导性文化资源的暴力体系的存在，使得所有非主导地位的文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文化危机、价值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为了消除这种合法性的焦虑，保存自我，发展群体，改变现实。文化符号的获取就成为现代社会中最大的神话，或成为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巫术”。
“社会资本”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或者潜在的资本集合体，也就是说，属于整个社会的为社会团体所认可的集体性资本。在这个网络中获得物质的或象征性的交换时，这些资本或许会通过一些为众人所关注的共有名称，而在社会的体制化中得到保证。社会资本主要是一种社会的声望、知名度及其占有文化象征和经济资本的数量和程度，它得到各方的普遍性认同，从而产生一种社会的价值增值效益。
任何个体都处于某一群体或某一关系网络当中，它都将获得一种维持其长久的、体制上得到保障的具体关系。因此，各种会员制、各种党派、各种民族团体等，总是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垄断权和基本的体制性，通过一些机制的运作，尽可能将其相同性质的个体结集在一起，以保持团体的存在或延续。就此而言，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团体性的资本，其程度和分量上远远超过了作为资本对象个人所拥有的个体资本。所以，为社会资本所关注所追踪，就可以成为社会的“热点”和“知名”的存在者。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当这个社会资本群体内部弱势成员的荣誉受到威胁时，扩散性的代理关系就会要求其领袖站出来维护集体荣誉，这种体制性的代理方式保证了社会资本的集中，而且还可以通过一致认可的集团发言人，通过驱逐或开除引起尴尬的个人来保护整个团体免受耻辱。在这个意义上，贵族头衔或名士风范是体制化的社会资本的典型形式。这种社会资本以一种恒久的稳定的方式，保证了社会关系的一种相对稳定。
社会资本具有一种相当的合法性，是取得了合法性以后的稳定性的人格化的合法存在。处于一个显赫的团体中，因其不断地曝光，不断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建构了权力的主要部分，因此，所谓显赫就是在具有重量级的社会团体中拥有了象征性权力，而获得普遍性的社会接受与认可。
不难看出，布尔迪厄分析的资本，尤其是分析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的相互运作和转化的关系，揭示了文化权力内部的机制及其隐蔽性。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他并没能揭示出文化权力的跨文化语境，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的内在权力运作。因此，这使得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在从事文化话语的微观分析中，忽略了跨文化语境的宏观文化分析。反思性的社会理论
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布尔迪厄无疑是因其对“反思性”的强调而引人注目的。作为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在《反思社会导引》等重要著作中，提出的“反思性”具有了一些与以前的文学家、美学家不同的维度。其主要表征为以下一些方面。
强调反思社会学理论。布尔迪厄的反思性理论将有关学术实践的理论纳入整个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强调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是植根于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的分析，这种反思性并不需要削弱客观性，而是需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其可靠性。因此，布尔迪厄主张的反思性与现象学的、解释学的、文本的和现代或后现代形式的反思性相比，具有相当的差异性。
强调反思性概念的集体视野，而不是学者孤身反省，其基本对象不是个别的分析学者，而是对一个群体、一种场域存在的反思，其范围包括自我的指涉、自我意识、叙述和文本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循环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