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缘起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激烈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拉美国家间的关系和拉美各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唯一的一个地处北美的拉美国家——墨西哥，和美国有三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双边关系中涉及问题之多、彼此卷入对方事务之深，在当今世界各国关系中是少有的。在向新格局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拉美国家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外关系和政策，拉美多数国家积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美国的邻居墨西哥当然也不例外。当前的墨美关系总的来讲是不错的，但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矛盾和摩擦。尤其在移民、环境、媒体发展问题上，墨美间既有合作，又有矛盾。目前，从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移民改革修改法案（有待众议院批准）来看，美国在移民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福克斯总统对此感到比较满意。墨政府（Zedillo，Fox）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既有肯定和赞扬，又有批评。墨美关系史是一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历史。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除法国入侵墨西哥、美国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过短暂的合作以外，墨美两国基本上处于矛盾和摩擦的状态。
从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西进政策”、30年代后期的“睦邻政策”、“二战”期间的合作到卡特政府时期的“建设性的外交”，美国和墨西哥学术界，就墨美关系问题不断展开辩论，有学者定义两国关系为“相互依赖”理论，也有人将其称之谓“不声不响的一体化”，美国学术界和官方均接受了这种理论。墨西哥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和技术、需要扩大贸易市场，而美国有剩余资本可供输出、有重型机械和先进技术可供出口；反过来美国需要可靠的能源供应、需要能源和轻工产品、需要较多的移民劳动力、需要有利的对外投资场所，墨西哥恰恰可以提供这一切。美国企业界、金融界、跨国公司强烈要求同墨西哥保持友好关系，并建议政府在移民、环境、媒体、贸易和能源等问题上采取灵活政策。而两国地理上的临近，又为资本、产品和人员的交流提供了方便条件，所以说墨美两国是天然“相互依赖”的伙伴。然而墨西哥学者和政界人士却不同意“过去墨美关系的消极方面可以忘却，两国已进入‘相互依赖’的时代”的理论。
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提出此论断，目的是想以牺牲墨西哥的主权和经济独立来获得更多的能源，所谓“相互依赖”只不过是“新帝国主义”的一种遁词。种种争论符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对相互依存的定义，即“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这种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可以是对称的或不对称的，其程度取决于角色对外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大小”。目前学术界最为关注、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墨美关系的移民、环境、媒体、贸易、扫毒四个问题。由于墨美基本立场和理论资源上的根本分歧，除在对墨美间总体的发展趋势上有一定共识外，两国政界及学术界在绝大多数理论领域仍然各执己见，相持不下。
鉴于对贸易方面经济领域已有颇多探讨，在本书重点通过移民研究中的推拉理论、引力模型理论、经济观点的移民理论以及环境研究中的环境保护目的的传统解释论、“环境权”论、“世代间的利益平衡”论、“自然物的权利”论对墨美关系的移民、环境问题进行深入地分析。事实上，早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就在这几个问题上采取过一些措施，同时，墨西哥德拉马德里政府发起的社会经济改革也对墨美之间的这几个问题的解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冷战后，墨西哥积极谋求在政治和经济上加强同其他拉美国家的合作，共同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这反映了墨西哥同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团结发展的趋势。总的来说，冷战后从对移民、环境、媒体发展问题双方解决的态度看，墨美关系依然处于波动状态。但是，墨美两国出于对各自长远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都将谨慎对待双边问题。
面临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美国为建立其在美洲的操控地位，巩固其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下竞争的绝对优势，更多地从利于自身发展的前提出发，来解决墨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多数拉美国家政府也调整了对外政策，采取主动步骤积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以便共同解决拉美的一些诸如移民、环境这样的重大问题。因此，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自身需要对美拉之间相互依存和互相合作的趋势进行深刻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应该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以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冷战后，墨美间移民、环境、媒体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具有许多现实意义。因此，研究墨美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分析其本质和内在局限，客观认识墨美双边关系，对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改革和发展起到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此外，本书的研究从一个更宽的视角认识和理解相互依存论与民主化理论对墨美两国关系的影响；民主化进程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合作论与体系论体现在墨美关系中的效果与风险；文明冲突论在移民问题上的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环境和媒体的关系等问题。
总之，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思考，希望能够弥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一些缺憾。一方面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努力抑制和消除影响国家发展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通过总结墨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中国深化改革、拓宽国际发展空间提供广泛的实践经验。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美拉关系的研究，是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个受到长期关注的领域，冷战结束以来，有大量关于墨美关系的总体分析和国别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发表。根据研究的问题领域、理论基础的不同，当前的墨美关系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立场、四种理论。
所谓两种立场，一为反映国际强权国家和垄断扩张利益的相互依存论立场；与之相对立，另外一种则是反映拉美国家根本利益的民族主义立场。持相互依存论立场的学者，以美国以及西方学者为主，代表人物如理查德·库珀、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后者则集中于拉美国家，代表人物如加雷顿·梅里诺、R.P.吉马良斯等。
基于两种不同的基本立场，可以用四种发展理论来对墨美关系进行研究：相互依存论、文明冲突论、地缘经济学、民主化理论。首先，相互依存被视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根本特征”，相互依存理论则被推崇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尤其当今在欧洲及美国等国际强权国家强调国家间的相互易摧性和敏感性；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趋于全球化，即类似能源、人口、环境、粮食、裁军、发展等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单靠个别国家的努力已无法解决。高级政治（指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军事战略等）逐步向“低级政治”（指经济发展、人口与粮食问题、社会福利等）过渡，各国再也不能闭关锁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开放与合作占据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
随着合作形式的发展，国际合作的趋势逐步超过国际冲突的趋势，武力在解决国际争端上的作用日益减弱，谈判逐步取代冷战，军事逐步取代遏制；研究对象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转向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跨国组织，主张在国际体系中以平等关系取代不平等机制；相互依存的趋势将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起溶解作用，推动全人类利益的形成，最终将成为通向未来没有国界的世界国家的“中途站”。其次，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原则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和集团之间。文明将主宰全球政治”。他将文明确认为六种（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并指出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第三，生态经济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是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冷战结束带来了“安全”概念内涵的扩大。生态经济学家认为，冷战时期使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突出和活跃的主题，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环境问题和经济因素自然地在更深层次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第四，80年代中期，民主的过渡也产生了对民主未来的新一波乐观主义。极权主义，可以相当准确地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已被看做是一个大失败”。其他人走得更远，认为“可行的替代体制的失落”意味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直气壮的胜利”。还有人高呼“民主赢了”！再有人则说对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比1975年时笼罩着的悲观主义有更坚实的基础”。理论家们越来越注重在两种民主概念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的和理想主义的民主概念；另一种是经验的、描述的、制度的和程序的民主概念，而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后一种概念才能够提供分析上的准确性和经验上的参照物，从而使之成为有用的概念。
70年代末，民主化的浪潮涌入拉丁美洲。到了1990年，民主化的运动成为了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横贯拉丁美洲，而墨西哥民主的存在与国家自由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是极高的。一定程度的国家自由独立的发展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民主政治运作的长期后果又可能是扩大和加深国家的自由独立发展。90年代，拉丁美洲被某些西方报纸吹捧为“一片民主的大陆”。90年代以后，拉美各国又大多进行了宪法改革和选举制度改革，民主程序进一步制度化，政局基本稳定。NAFTA通过之后，墨西哥公众将NAFTA视为能够创造就业和恢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选择。可是尽管如此，墨西哥政治承受的压力并没有减轻，而且，1994年却是墨西哥政治较为动荡的一年。1994年1月1日，恰帕斯州发生了农民暴动；同年3月，执政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唐纳多·科多西奥被暗杀；9月，执政党总书记何塞·弗朗西斯克·路易斯·马谢乌又被暗杀；随后，萨利纳斯的弟弟的巨额境外存款被曝光，且涉嫌参与政治谋杀。
面对社会动荡不安加剧的形式，塞迪略政府宁愿进行少许的政治改革以平息民众的不满，避免引发更大的政治动乱，同时也促进国内政治派别之间形成和平、民主和公平的气氛。墨西哥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进程对政治上的既得利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自由化的分化作用，经济自由化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剥夺政治权利和政治资源，政治民主化进程则是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西方民主制并非是解决墨西哥独立发展与墨美关系问题的唯一良方，由于诸如移民、环境、媒体、贸易、扫毒等双边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近年来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经济上的独立发展和政治上的民主化仍然充满着艰辛和曲折。总的来看，在冷战后发展墨美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领域，独立与民主化思潮占据上风。
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墨美国际关系问题展开过多次激烈争论，有些争论至今仍在继续。冷战后美国更替的五届政府对墨的外交政策都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而就目前来看，移民、环境、媒体这三方面问题已逐渐对墨美关系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如今美国西南部的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的全部以及怀俄明、科罗拉多、尤他、内华达等州的一部分原是墨西哥的领土。在1836年，美国集中其移民宣布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而“独立”。1845年，美国兼并得克萨斯，继而又于1846～1848年发动侵墨战争，迫使墨西哥签订屈辱的《瓜达卢佩—伊达尔哥条约》使墨西哥丧失了一半以上的领土。因此事实上，墨西哥人是美国西南地区的最早居民。虽然，1848年的《瓜达卢佩—伊达尔哥条约》使他们失去了这块土地，但是历史的耻辱和美墨绵长的边境线使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仍然不同于美国其他的移民团体。随着冷战后期拉美移民潮在文化方面对美国社会影响的加深，不难看出，其主体社会不断因群体变动而生成新文化来适应社会变迁，从而激发其生命力去实现“适者生存”的社会规律。然而，在这个双向同化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墨美关系也随之不断发生着变化。目前，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等地居民中讲西班牙语的人数正不断增加，由于地缘和历史原因，前往美国西南部广大地区落脚的墨西哥移民越来越多。墨西哥已成为美国移民的重要来源国，而且美墨两国长达三千多公里的边界线从来就是贩毒与人口走私的重要通道。现在，墨西哥是移民美国人数最多的国家，移民问题也成为牵制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