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墨美近期在环保方面积极合作，注重把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联系起来。正如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所提出的，“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曾明确指出，地理政治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做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因此，依据地理政治理论，来分析当前墨美两国之间的环境合作意识，既体现出墨美间环境合作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前沿性，又能使环境合作研究在地理分析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间的内在联系中。
同时，也清晰地分析出领土国家虽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必要内涵。地理政治的关注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墨美两国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将“环境整治与外交方面的合作”应用于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环境标准。墨美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领土保护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
墨美两国的环境合作与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美国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与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世界中地位、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美国在国内不断高涨的环境意识压力下，不得不在改善环境方面有所作为，但墨西哥则面临贫困和外债，渴望开拓国外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破坏。例如，墨西哥的农产品加工业主长期反对森林砍伐及工业污水的肆意排放，因其已对附近林区及居民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美国和墨西哥同时作出努力。对美国来说，需要它对墨西哥的基本经济需要、环境和资源管理等问题有全新的认识，互相完全开放市场，并有责任向拉美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以使其能够跳过经济发展中的浪费阶段。而对于墨西哥来说，则需要对环境更为关注，以实际行动来保护环境。环境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是会改变的。
总之，环境政治观的根本，在于墨西哥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墨美在环境上合作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人类刚刚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对于分析墨美的环境问题的实质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二、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墨西哥和美国共同对所谓“生态威胁”关注的重视程度有明显上升趋势。从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墨西哥在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他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由于美国在墨西哥土地上的过度开采、利用及人为污染，使得墨西哥本身的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失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施加惩罚。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也带来了许多重大压力。严峻的形势，迫使墨西哥从生态危机的角度对于两方面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所谓“传统关注”。
一个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家权力结构的分配上。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水源和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美国）和南方国家（墨西哥）的两种基本意见。前者认为，水和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他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要对当前的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墨西哥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
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墨西哥边境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墨西哥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美国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美国对墨西哥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美国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作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作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美国真的愿意与墨西哥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个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墨西哥比美国更易受到环境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墨美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墨西哥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美国比墨西哥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
生态环境威胁对墨西哥等拉美主权国家的挑战，仍然属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是给墨西哥环保意识变革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生态环境意识的改变给墨美双边关系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一种挑战。
三、国家主权关注
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因而，墨西哥看待和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是从其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墨西哥等拉美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给拉美国家；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
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