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墨西哥政府与三十多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客户工业的产品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就客户工业生产者而言，为了争夺原料、争夺市场，企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普遍、非常激烈的。生产者竞争的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其表现，一方面是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减少劳动力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市场营销，开拓市场，特别是服务于美国及新开拓的市场。客户工业的发展，可以保证以有限的经济资源配置实现墨西哥劳工就业最大化的目标。但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劳工的不良福利、边境居住环境的污染、制成品返回美国带来的价格提升引起的美国内外贸易不平衡等现象。现在，为客户工厂中的职工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责任部分地落到了雇主头上。原来由政府负担的社会服务的责任由客户工业的雇主来承担，出现了享受社会福利同劳资关系紧密联系的新动向。对于前往墨西哥投资的美国投资商，尽管美国工人的收入要高于墨西哥工人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在墨西哥公认的低工资的背后，还有政府明文规定的墨西哥工人应该得到的津贴，包括保健、退休金大约占到60％～80％，相比美国福利，平均占到37％，而这些福利是需要雇主付出一定成本的。雇员依赖公司提供劳保更加有利于雇主控制工人，这也是为什么客户工厂中劳资纠纷较少的主要原因。客户工业长期以来缴纳双税，增加了生产成本，降低了销售利润，影响了企业竞争力。
鉴于此，墨美已进行了深入合作，针对美国的大公司在墨西哥设立的分公司进行税收改革，主要是消除墨西哥和美国对客户工业的征税重叠的不合理现象。美国在墨西哥的实体不被视为是美国的子公司，客户工业的附加值生产收入将部分地从美国转移到墨西哥。在此之前，墨西哥客户工业中附加值生产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客户工厂付给工人的工资，现在原先投资者缴纳给美国税收当局的部分税源已转到了墨西哥。这一现象也是墨美处理双边客户工业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良好开端。
第三，墨西哥政府还通过发展客户工业促进众多的税收和支出活动的发展，运用一系列的政策手段来影响经济。如税收、公共开支以及国家参与生产如公共企事业。政府还可以运用直接控制手段，管制(如对公共事业、对价格和劳工工资的管制)、控制企业（如污染、安全方面或者工会的立法以及货币和债务政策）。这些政府活动领域也有实际的或潜在的重要性。墨西哥政府在运用各种手段时是混合使用的。如在汽车、钢铁、化工等工业企业造成空气污染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决定制造业必须遵循的防污染的最低标准，也可以选择按照污染量收税或者对生产无污染汽车研究提供补贴的手段。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以同样的方式密切相关。
总之，墨西哥政府正在大力推进边境客户工业的持续发展，以此来解决边界地区发展资金紧缺的瓶颈，并促进客户工业飞速发展，避免由于地区技术设施老化造成的工业污染，以及劳工福利保障差等问题。
第五节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墨美关系的发展
移民和环境问题对于墨美关系的巩固与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关系到墨西哥与美国在多方面的合作，也对边境地区墨美两国居民的生活与安全造成影响。在移民方面，1990年美国国会的“国际移民和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是最终缓解移民压力的最佳解决办法，经济发展本身在短期和中期内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值和移民的自身能力，刺激了移民……”这份报告称“经过这个阶段后，在国内能够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是消除移民压力的唯一途径”。在环境方面，联合国环境会议是人类就环境问题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的非正式报告鲜明地阐述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报告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该报告认为，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环境的统一性日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学习并确立一些新的知识，即“关于分享主权经济和主权政治的伙伴关系的新意识；关于必须超出狭隘地忠顺于部族和国家的老传统，而忠于更广大的全人类”。1992年人类第一次环发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这次历史性会议正是“怀着在各国、在各社会各个关键性阶层和在人民之间开辟新的合作层面，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面的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定，认识到我们的家乡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各种理论和呼声，均展现出墨美移民与环境问题面对的国际背景，以及墨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墨美关系发展的政治氛围
墨美关系建立的政治氛围主要体现在冷战后，以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理念为主导进行的制度创设上。美国是推行美墨区域合作理念的强大力量，也是冷战后推动建立区域政治、文化、安全合作的主要旗手。因此，美国国内的政治、文化、安全制度的结构基本反应了当前区域化的思想基础。美国在冷战后还比较成功地将建立共荣的文化大氛围与发展墨美关系结合起来，包括文化渗透、角色更换和教育共享等，特别是对其宗教、文明、历史等诸多文化元素合法性的加以认同，来维护区域经济合作制度的稳定。“9·11”事件的爆发再次证明了，即便像美国这样号称世界最具权力的国家也无法躲避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严重影响。鉴于公共问题数量多、领域广，任何单独的国家，哪怕是美国也无法独自解决问题。同时，区域合作成员又具有所谓“搭便车”的偏好，加剧了合作分担义务和成本的难度。因此，墨美关系也通过合作制度的安排进行相互文化利益的协调与合作。事实上，在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文化对美国而言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一个事实。换言之，文化合作意味着在寻求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取向的同时，必须互相关注对方的历史沿袭，否则就很难达成协调和妥协。“9·11”后，美国领导的全球性的反恐斗争的实践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9·11”事件发生之初，尽管各国参与国际反恐斗争有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但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认为，恐怖主义对美国的打击是对世界稳定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破坏，是国际秩序的公害。日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又提出新的议案，即将加强全民对西班牙、汉、阿拉伯等外语的学习，从文化角度强化国民对他国的深入了解，以培养全民参与国家安全及发展事务的意识，从而在事实上，更深刻地说明了当前美国因文化而生意识，由意识而促合作的新理念。冷战后，墨美关系中体现出的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相互紧张、相互对立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也随着墨美两国自身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
二、墨美之间的经济合作
墨美关系建立的经济基础体现在重视维护和平、推动合作的主题上。美国商业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国家间的自由贸易，以及形成贸易国之间的“和平贸易区”，使得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处于一种制度化的模式之中，他们都坚信区域合作可以促进双边的和平与繁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思想基础显著地体现在美国主导的墨美区域合作体制的安排之中。只要美国仍然推行其区域性合作的战略，合作制度的主体理念就与美国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思想相吻合。墨美区域合作制度的协调和决策程序是建立在“美、加、墨多边协商”基础上的国际协调机制，是一种“制度性的多边主义”。具有“不可分割性”和“扩散的互惠性”的特征。多边机制通过成员间共同协商和讨论，将议题置于集体和公共的解决框架下。许多情况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制度往往会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源与发达国家合作的重要手段。这种矛盾又由于后冷战时期美国权势力量的“复兴”，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执行日益回归权力的政策而变得愈加激烈。这也使得墨美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既要维护“友好”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虽然，当今区域化合作总体上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由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制定过程中存在矛盾：作为一个强国角色的“国家”利益（主要是指国内各种利益团体的利益和观念整合后形成的一种大致统一的国家利益）与作为合作国角色（必须承担墨美秩序的稳定的“体系领导者”）的利益之间无法处于和谐状态。在此背景下，墨美之间的关系处于复杂的境况之中。
冷战以后，以NAFTA为背景的墨美合作，建立起一系列区域合作的机制、规范，而这些制度突出体现了美国的主导经济发展理念。但是，在与墨西哥的区域化经济合作的运行中，呈现出的对美国对外行为的约束力反过来又激发了美国蕴涵经济政策中的“例外主义”，即美国对任何国际制度制约乃至削弱美国自身主权和国家行动自由的可能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怀疑。事实上，冷战后，美国与墨西哥在双边贸易合作过程中产生的非法移民和环境污染问题上的互动和矛盾关系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的“例外主义”。但是，鉴于墨西哥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较深，美国也从墨西哥这个广阔资源市场获得很大收益，这一矛盾并没有过分激化。
总之，NAFTA的签署，将墨西哥的发展前途与美国结合在一起，成为墨西哥发展的重大转折。进入21世纪，世界的发展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是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的高涨是世界经济相互联系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墨美区域合作的浪潮也必将推进世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