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能否对现实世界中的事件作出解释，是检验一种分析理论观点的最终手段。本书将把作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应用本质的理解，与墨美关系解决的历史实践记录进行对照和综合分析。着重研究冷战后，墨美关系的移民、环境、媒体三方面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将阐述墨美关系的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分析墨美关系发展进程的历史演进及其背后的动因，解释墨美关系改革的政策措施与支撑这些政策措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哲学，并对墨美关系发展的状况提出自己的评价。在分析的过程中，对冷战后，墨美关系随着美国几届总统的更替，出现的阶段性变化（老布什执政时期墨美关系矛盾重重、墨西哥移民阶层的社会构成及状况发生明显变化、美国移民政策变化甚微、墨美双边环境问题曝露；克林顿执政时期墨美关系进展缓慢、墨西哥移民政策进行调整、墨西哥移民引起墨美两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矛盾的出现、墨美在环境问题解决上有了初步尝试、双方媒体的简单合作；小布什执政时期墨美关系貌合神离、移民潮形成、关于移民问题解决的必要性与危机出现争论、墨美双方在环境、媒体合作意识的发展与变革上形成分歧）提出自己的观点。
近期，受墨美关系的影响，美拉关系出现起伏性变化：从民族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拉美意识形态形成转变、美墨关系牵动美拉关系在合作与斗争中发展、小布什二次上台执政美国的对拉政策有所变化。由此可见，对冷战后，结合非主流理论和主流学派传统理论对墨美关系的发展及现状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客观地揭示出墨美关系的内在变化，并可以对未来墨美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第三，本书也鲜明地对墨美关系中美国的中心主义行径表现出批判立场，尽管不能否认墨方在某些方面的政策有妥协思想的合理成分以及双边媒体的导向作用。
对于美拉关系的研究，我们深知拉美有三十多个国家，显然，无法对其中的每一个国家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只选择拉美的主要国家——墨西哥，作为研究的重点。这些国家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多么具有共性，其自身必然还存在着大量的相异特征。当然也不应该忽视其他国家，在横向比较的情况下，也将讨论拉美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同时要指出的是，对拉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有着极为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倾向。本项研究代表的是一种个人的视角和观点。毫无疑问，这种视角不可能涵盖关于墨美关系研究的每一方面，一些很重要的，特别是对某些国际现象的精细分析，可能在本项研究中被削弱了，但是对墨美关系中移民、环境这两个主要问题本质意义上的研究，无论是其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思想方面的，都将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是全面、准确把握墨美关系的政治和理论含义所必需的。发展墨美边境跨地域媒体的传播符合世界传媒业的发展趋势，是传媒产业发展壮大，迎接未来严峻挑战的战略需要，引领文化产业发展潮流的战略选择。墨美媒体发展的主题是建立跨地域传媒集团。以报业集团为例，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拥有两种语言的报纸；二是在边境城市拥有特色专栏报纸。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墨美广播和电视开始合作。60年代起，在墨美传媒产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跨媒体的混合传媒集团。90年代继而出现了跨国、跨区、跨媒体、跨行业横向多元化广播电视、电影音像报刊的联合发展，同时，还实现了原材料供应、销售渠道、资本营运等纵向整合完整的产业链条，从而使各种媒体实现优势互补、多重利用、高度共享。因此，分析墨美媒体发展对墨美关系的导向作用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二）特色与创新之处
1.本书将把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构与社会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首次通过分析移民、环境、媒体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变化，研究墨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当前形势及发展前景。
2.本书将深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提出分析墨美关系区别于分析其他国家间关系的三方面问题，即“移民、环境、媒体”，而不是目前学术界所普遍认同的所谓“一味重视解决经济、政治稳定和能源等常见问题”，从而，对墨美关系的历史演变、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以及在其影响下的美拉关系的变化作出综合、客观的分析。
3.本书通过对三任（五届）美国总统任职期间不同的对墨政策的对比，以及对在此期间，墨美双边在移民、环境、媒体发展方面的合作、分歧和不断产生的问题的分析，把对整个美洲国家间关系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相关现象和问题给予了新的阐释，从而揭示出问题的根源，作出逻辑分析。
4.本书结合墨美关系的现状，对两个极具代表性和预见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命题进行了应用性地探讨：墨美关系变化对移民的导向、墨美合作的加强对环境和媒体发展的影响。
（三）采取的研究方法
结构分析方法。关于墨美关系的发展，作者区分了这一关系形成的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性因素。就内部因素而言，认为主要包括殖民地时代形成的墨西哥独特的地缘条件、人文特色、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等几项。就外部因素而言，冷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对墨西哥的社会影响加深，墨西哥的主体社会随着墨美双边关系的波动不断生成适应性变迁，以激发其自身生命力去实现全球化发展的社会规律。然而，在这个双向演变的过程中，墨美关系也必然随之起伏动荡。当然，墨美双方在移民、环境、媒体合作问题解决上的磨合过程，是一个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一方面看，在同种外部环境下，墨西哥与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所取得的进步相对于其他拉美国家的优势，集中表现在它受到其自身内部的特殊地理环境、资源和强大政治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没有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干预，墨美关系能否同样演化成为现在的局面呢？恐怕在这种多因素问题的研究中，也无法找到一种完全出自单方面动因影响下的成型案例。
当然，此项研究不是回到传统的内因、外因相互作用的固定模式，而是要深入地探讨在墨美关系形成中，究竟是哪种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既要看到墨西哥内部政治、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社会矛盾积累所导致的改革的必然性，也要把移民、环境、媒体问题放到多极形成、拉美国家左翼抬头，以及苏联解体、国际政治结构发生剧变后的国际环境中加以分析，任何强调某种单一因素的观点都会有所偏颇。
历史分析方法。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分析，都要针对这一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不能抛开历史条件进行理想化的批判，也不能回避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比如对墨美关系的评价，不可否认，冷战后在移民、环境、媒体问题具体实施的环节中一直没有较大突破。因此，它势必成为今后墨美关系发展的羁绊。然而必须同时看到，墨美关系的发展在总体趋势上是积极的，在美国三任总统执政的不同历史阶段，墨美间移民、环境、媒体问题的解决对于墨美关系的发展以及墨西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良好的墨美双边关系作为基础，墨西哥不可能获得在全球化大环境下顺利发展的外部条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急欲借助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模式对墨西哥进行一定的干预，在促进互利合作的同时，也尽量阻碍墨西哥的一些捍卫主权的积极行动，甚至对拉美其他国家的细微行为都有所干涉，并在一些政策层面上给予放大，从而为美国将来能够绝对合理化地操控整个美洲，提供政治上的合法性。显然，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就无法对墨美关系发展有一个完整、客观的评价，毕竟美国在墨美关系中的移民、环境、媒体问题的解决上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
历史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对墨美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的剖析。例如，冷战后墨西哥的发展从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总统在1988年12月执政开始至今，经历了多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总统和执政党的更替，每一阶段的内部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和外部的国际环境都有所不同。同样，在这一时期，墨西哥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改革的具体动因和内容都是有所差异的。即使同为90年代的改革，墨西哥在不同阶段的启动时间上也并不同步，具体的改革内容、力度、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也不完全的相同。因此，结合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来全面、深刻地认识墨西哥发展改革进程及其内、外决定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多学科综合研究。毫无疑问，国际关系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是本项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就我们所要完成的研究目标而言，仅仅有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是由墨美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也是由纯粹实证方法的缺陷所决定的——它往往不能正确揭示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事实上，移民、环境、媒体问题不仅是冷战后存在于墨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更重要的是其所涉及的领域已超出国际关系的范畴。就拉美地区而言，墨西哥与美国的关系相对来说更复杂微妙一些。墨西哥实际上放弃了传统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转而寻求通过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而加入美国主导的国家政治、经济体系的模式之中。可以说，相当一批拉美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前后，不仅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其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形态以及对外关系都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这一切都说明，仅仅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是无法对墨美关系的研究作出客观全面地解释。因此，必须把墨西哥的改革置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必须不仅从政治学、经济学，也要从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角度，对冷战后，墨美关系中移民、环境、媒体问题的形成、发展的深层动因及内在局限和矛盾进行分析，才能把墨美关系的研究再深入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