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媒介革命》传递的传播科技观
曹培鑫
摘要：本文通过对相隔近一百年出现的两个有关人类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想象性文本——《新中国》与《媒介革命》进行对比分析，探讨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道德与价值等重要建制的关系。研究发现，科技的发展及其想象不能脱离当下的特定历史情境，在阐述科技与社会、科技与价值的关系时，必须观照这些关系的历史性；研究还发现，在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两个文本中，当下的科技发展价值观更注重商业逻辑，而更加远离科技解放人类的美好理想。
关键词：科技、传播科技、《新中国》、《媒介革命》传播科技的日新月异，已经成为21世纪的例行常规。人们或许会对某一项科学或技术研究的进展表达关注甚至惊叹，不过对于其一日千里的不断进步，几乎抱持宗教式的信仰。而在这种信仰的核心价值的外围，大多数人并不能以清晰的视角，透视其与其他社会建制的关系，譬如其与传媒商业集团、国家政治、公共服务等的关系为何。实际上，传播科技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建制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更加复杂的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表象。要对这一复杂关系作出有意义的学术解释并非易事。它涉及对科学技术进行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探讨，并观照其与社会道德、国家发展等议题的关系，并且最终要回归到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的解放这个终极议题上来。以此“复杂性”为背景，本研究所选取出现时间间隔近一个世纪的两个有关人类未来科技的想象性文本，从文本人类学的视角，“问题化”上述关系。本研究所选取文本中有关传播科技的论述，通过将这两个文本进行并置分析，并将其与社会现实相对照，尝试对当代传播科技观作出文化研究取径上的批评。
一个世纪，两个文本
1910年，行医执业并不顺遂的陆士谔发表了中篇小说《新中国》。除去其对文学的爱好，这个举动很可能还是为了要赚取稿费糊口。这篇由改良小说印社出版的小说初版时并不受欢迎。不过由于小说情节准确地预言了世博会在中国的召开，这本书重新引起2010年——中国真正举办了世博会之时——中国读者的关注。书中写道：
走出车站一瞧，不觉大惊。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忙问女士：“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女士道：“足有二十年光景了。
宣统二十年，开办万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这篇小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2010年初再版，在这一版《新中国》的封面上，蟠龙交错的烫金纹红底上，是一个由“青浦陆士谔云翔（云翔是陆士谔的字）”寄往上海，标由“新中国启”的信封，信封上贴的邮票图案，正是2010世博会上的中国馆。
因此，小说看起来似乎成了一百年前寄往未来的预言信，在时空隧道中穿梭一个世纪后，终于到达。这个文本因为2010年的一个新闻事件——世博会再次出现，成为本研究对传播科技考古的最重要文本依据。
小说以作者本名第一人称写就，开头即是主人公陆云翔饮酒入梦，而叙述接近结尾时，陆云翔方才梦醒。这个必须用去七万多字来描绘的梦境，主要讲述的还是陆云翔跟随其好友李友琴等，亲历令其惊异的生活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的历程。这些新科技与创造发明，虽然看似均已发生在小说中人物陆云翔的有生之年，不过由于其自身不知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主人公做了一个梦而已），一直以为生活在宣统二年（1910）的他，实际上正在经历宣统四十三年（1951）的世界。因此，正如一个沉睡了40多年的人突然醒来时，会对身边世界中的新事物表达惊奇一样，陆云翔也对宣统四十三年的世界处处称奇。不过他的问题都被其好友李友琴等一一解释，陆士谔正是借此完成小说的叙述。
《新中国》的立意虽然在于描绘“未来”社会的种种可能性，尤其是社会在政治、，2010经济、科技、社会风气等方面的变迁，其叙述的重点仍然集中在对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憧憬之上。概述之，在《新中国》中的未来社会，中国科学技术领先、文化昌盛、国力强大、经济贸易发达、国防巩固、日用科技先进而且方便、社会风气良善、政治清明。而这一切又都最终依托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中，陆士谔对交通科技和通讯技术方面的描绘，在本研究中被统称为传播科技，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陆士谔的《新中国》发表近一百年之后，书中许多的梦想都已经变成了今天人们生活中的现实。就在此时，2007年，另一个对未来传播科技进行大胆预言的文本：一段被称为《普罗米修斯，媒介革命》（Prometeus，The Media Revolution）（下简称《媒介革命》）的五分钟视频，以英、日、西班牙和意大利语出现在互联网上。该视频以一个生活在2051年的叙述者的视角，讲述了“过去”近半个世纪（2007年到2051年）的传播科技发展史。
《媒介革命》首先出现在互联网上，其描绘的未来传播科技也以互联网技术为出发点——“一切开始于上世纪末互联网上的媒体革命”。在互联网革命的基础上，新的媒介技术深刻影响人的未来生活：旧媒体受到巨大冲击，印刷媒体逐渐消失，报纸、广播电视纷纷推出网络版本，人们可以免费无限连接互联网，数字化的虚拟社会成为真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的经验被复制、交换、出售，等等。
这两个有关未来科学技术进步的想象性文本，相隔近一个世纪出现。一个在贫困落后、饱受国际列强侵犯时代的中国写就；另一个则是在数字化、网络化的通讯方式成为日常生活常规的“地球村”时代完成——它出现在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上，从哪个电脑终端发布似乎已不重要。因此，对比两个文本揭示了怎样的未来科技发展，同时对照两者对于与传播科技相关的其他社会建制的观念异同及其意义，就成为本研究比较分析的重点。
无限贯通、深入交流的人类社会
如果比较两个文本对于未来社会想象的最核心部分，那将是人与人之间的无限贯通，人类交流的不断深入。对于此，两个文本虽然相隔近百年，双方的乐观态度却近乎相同。
《新中国》虽然只对上海黄浦江两岸的交通方式做了描述，但其对未来人类利用交通技术快速方便地在空间中移动已经做出了有创建的，并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想象。书中指出，路面上的电车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不适于“地狭人稠”的上海，因此，地铁成为更好的选择。同时，过（黄埔）江隧道的开凿更是使两岸连通变得容易。陆士谔所在还描述了可以载人飞行的“空中自行车”（小型载人飞行器）、“飞车”（飞机）、可以逆风行驶的帆船和能助人水面行走的“水行鞋”等可以将人便捷、迅速地运输到异地的交通工具。
陆士谔所在的1910年，人们对沟通的理想首先体现在更便利的交通上。其友李友琴正是陪同他乘坐了各种交通工具，才完成了这次“行进中的叙事”。而即便暂时分离，李友琴还是能够乘坐空中自行车迅速飞抵陆士谔所在之处。
然而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来说，水陆空交通便利，飞机、过江隧道、快速列车自不待言，此外人们还发现了更迅速、更有效的沟通方式，亦即不用身体上的位移即可完成沟通交流，这完全仰仗上个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互联网技术。今天的人们，只要“上”网，就可以通过家中的电脑（终端）与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
因此，《媒介革命》首先想象的是一个免费无限互联的未来网络：“在世界的各大城市中，人们免费上网，连接在一起。”而不用亲临现场就能够完成信息交换的技术也自然依托一个虚拟的“场”，因此，“网络上的虚拟世界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用户的公用空间，一个人则可以在网络上拥有多重身份。”既然虚拟世界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在这个虚拟世界中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变成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在虚拟空间里复制人类感官的设备唾手可得。在“第二人生”里现实可以被复制……到了2027年，“第二人生”又发展出“精灵”（Spirit），人们想成为谁就成为谁，并且分享他们的记忆、经验和情感。到时候，记忆买卖将变得司空见惯。
可以想象，当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那将是对被束缚于独特肉体中的人类思维的巨大“解放”。而科技使得这种在虚拟世界中的“变身术”更加真实，因为原来不能分享的记忆、情感甚至经验，都变得可以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