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加莱猜想是国际数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大难题，被列为七大“数学世纪难题”之一。然而这样的报道也在国外媒体和一些专业人士当中引发质疑。就在2006年8月，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因为成功破解“庞加莱猜想”，被授予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国际数学界对于这一猜想被证明的认同，和国内公众的理解显然出现了偏差。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事实上，在证明庞加莱猜想的道路上，俄罗斯数学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两位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在于最终证明了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所提出方法的正确性，完成了这个猜想的证明。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众多数学家一步一步完成的工作，中国数学家完成了“临门一脚”，贡献也是足够大。不过在媒体报道中，由于记者对专业问题理解的片面性，以及急于拔高的心态，让报道失去了客观，把成果完全归到了中国数学家的名下。克莱数学研究所所长卡尔森（James Carlson）通过网络看到了中国媒体上的相关英文报道，感到有些惊讶。他说：“我知道记者们喜欢报道重大突破的新闻，但媒体应该谨慎，不要去夸大事实。”这种对传播内容的片面理解，不仅降低了公众对于媒体、对于科学的信任度，也降低了科学家对于记者的信任度。我们经常遇到科学家对记者采取不友好态度，或者不愿意接受采访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科技记者缺乏专业知识，对采访对象所表述的内容进行片面的理解或误读，从而伤害到科学家的尊严。
其次，缺乏独立的判断能力。这一方面是由于不具备专业知识而造成的。因为不专业，所以难以对科学家所言的真实性与正确性进行客观理智的判断，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比如“华南虎照”事件。在质疑的声音出来前，很多媒体都把在陕西镇坪县发现的野生华南虎照片当做重大的发现进行报道。而如果记者在报道前用科学知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很多疑点。比如虎照本身光线、色彩等方面的不科学。
再比如这突然冒出来的一只成年华南虎，背后应该是一定数量的一个种群存在。而当地从1964年起就没有发现过华南虎，况且华南虎种群的存在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广阔的生活区域，单靠当地政府划出来的14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范围，根本就不足以维持这样一个种群的繁衍。然而大多数媒体记者在选择报道时，被这一重大发现的“重要性”吸引，而忽视了理性的分析判断。结果就是被某些利益集团“忽悠”了。而在另一方面，独立判断能力的缺失，也是科技记者与其上游——科学家或某个科技团体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媒体的科技记者一般都会固定联系某些科研团体，长期的合作关系让记者有意无意地成为这些团体的“代言人”：有了重大成果了，自然会请记者宣传一番；出了问题了，也会请记者多“关照”。长此以往，科技报道成了“报喜不报忧”的报道。记者难以脱离利益团体进行独立的判断与报道。甚至在一些科研成就的报道中，受到太多来自正面的“鼓吹”，记者在报道中就会强调其好处，而弊端则在“偏见”的“筛子”中漏下去，也使得受众所接收到的是不全面的信息，难以对此进行正确的判断。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缺乏批判精神。而这也是在科技传播中最难做到的。
人们总是以为，科技报道不容易涉及意识形态，最不带“色彩”，因此是最“安全”的新闻。科技报道也由此成为反映国家经济进步、国力强盛的一个重要佐证。从目前的科技报道中就不难看出：正面报道的多，批评质疑的少；总结成就的多，反思教训的少。这也给公众留下这样的印象：科学总是正确的，科学家总是伟大的。仍以目前科技报道领域比较受重视的航天新闻报道为例。一直以来，我们的报道思路都是以发射事件为核心，延伸出相应的航天知识科普以及航天成就报道。每一次大的发射，比如载人飞船、月球探测卫星等，都会有相应的报道。所有的报道随着发射成功而到达高潮，也在成果总结中落下帷幕。无论报道规模有多大，其想表达的核心观念无非是：我国的航天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带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也把公众带到了一场航天科技的盛宴中：民族的自豪感、凝聚力借由这样的事件得到升华了；全国各地掀起了“航天热”，到处是为航天科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激动的人们；亢奋的媒体打出“情感牌”，挖掘出感人的事迹，甚至把电视直播的镜头对向了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的航天员的亲人。科学精神在一场媒体发动的所谓“科技盛事”中被异化，甚至是淡出。而在这场“盛宴”的背后，我们的航天科技水平到底与发达国家有多大的差距？耗资巨大的航天工程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发射那瞬间的成功重要还是发射后对于空间技术的高水平应用更重要？这些看起来不合时宜的问号总是会被媒体忽视掉。然而也恰恰是这些问号折射出科学精神的光辉。没有反思的科技报道，也最终会背离科学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当前的科技报道中，对于“重大突破”、“重大进展”、“国际领先”这样的字眼特别偏爱的原因。科技报道成为成就报道的一种，成为一种宣传而偏离了科学本身。
科技传播：我们要传播什么？
在科技传播当中，科学精神的缺失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对于所传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不仅仅是单个传播者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传播系统，甚至整个社会的认识问题。即，我们希望科学是什么？我们又希望科技的传播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从国家层面来看，科技传播显然在完成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传达，其背后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纵观近几年的科技大事，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的新闻报道，在报道科研动态外，似乎都在以更大篇幅强调国家科技实力的提升、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等，科技报道更像是国家政策的一个佐证，因此主流媒体对于科技成果、科技发展规划等的报道在科技传播中占到了很大部分。
从科技传播的源头，也就是科学家或者科学研究团体层面看，普及科学知识只是科技传播的一部分。善于利用传播媒体的科学家通过科技传播获得公众与社会的认知，自己的工作被认可，甚至还可能通过科技传播来影响决策层。这种需求就像一把双刃剑，科学家可以通过媒体实现“议程设置”，从而推动某一领域问题的解决。比如生态环境保护、新能源利用等问题。但是这种需求也有可能演变为让媒体与记者成为某些科学利益团体的鼓吹者，成为他们获取利益的手段。
在各种需求中，公众需求是最不被重视的一个方面。在整个科技传播中，公众基本只是个接收方。科学研究在目前并不是一个参与范围广泛的活动，且隔着专业性、国家利益等诸多藩篱，公众不可能像参与社会普通事务那样有发言权，甚至连知情权也少得可怜。长期以来，公众对于科技事件只能是“你有什么我看什么”，缺少互动与参与，对于科学的兴趣与关注也自然在减少。事实上，我们传播科技，一方面是传播科学，培养公众的科学素养，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纳税人的公众有权利知道，用纳税人的钱所做的科学研究到底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无论这结果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纳税人有权利来质问，为什么他们的钱应该用于制造粒子加速器，或者用于制造宇宙飞船，而不是用来改造生态环境，消除大气污染？在信息时代，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科学自身也在回归本真，过去那种“科学永远正确”、“科学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观念在科学精神指引下逐渐扭转。而科技传播也应该回归到它原本的面貌。科技传播不应当仅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也不应是科学研究团体手中实现目的的“社会公器”，更不应当是媒体的自娱自乐。它应该通过独立的思考与批判精神，引导公众正确理解科学，引导公众参与科学，并决定科学应该如何造福于我们的未来。
（丁雅妮：硕士，中央电视台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