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由社会不是说没有规矩，新闻也不可能绝对自由，但是我们在自由的环境中间，我们有基本的底线。不会说像我说的，人也成为新闻，狗也成为新闻，它是有底线的。对，王菲她是个新闻人物，李亚鹏是个新闻人物，大家是感兴趣，但是他们的女儿没有错呀？你应该有些道德的底线。就像我夫人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手术一样，对吧？结果把我儿子的照片也贴上去了。其实我们没有刻意回避，我们确实就是不想，因为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贴上去了。贴出来这个我就有点生气了，完了以后我就找律师，我说怎么办？他说就拿下来呗。拿下来之前你得先把那个证据留下，截屏下来，对吧？你们登了这东西，理由是什么啊？我们是公众人物，他（孩子）不是，而且他是未成年的孩子，对他不利啊。所以我最后说了两句话，打电话过去：第一，谢谢你们的关心，对吧？其实这句话我并不想说，礼貌啊，谢谢关心；第二，孩子不是公众人物，请你们把它（照片）拿下来，你们已经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权，影响了他的成长。人家媒体就说，不光是我们一家报啊？甭管谁报，先把你自己给改了，对吧？“改不了，今天星期六，下班了。”我说，“随便你，你现在改也行，下个礼拜改也行，你不改也行，但是我追究你的责任不一样。”对吧？你现在改了，我们俩什么事都没有，对吧？我也觉得我有这个肚量，但是你不改，你要造成后果了，那我肯定诉诸法律啊。虽然我们还不是那么健全的法制社会，咱总有个说理的地方吧？对吧？那你说冯小刚他确实是新闻人物啊，但是他家里的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成为新闻，可以不用商榷就把它公开呢？对不对？这个社会，你要达到一种和谐，应该怎么去做？我觉得你要明白这些道理。
我这个主持人干了这么多年之后呢，也很想得到很多指点，我就发现很多这个书哈，包括我们传媒大学的书，还有一些很权威的教材，它们都讲得非常好，比方说吐字规音啊，我估计我这辈子可能没希望了。我永远听起来不会像是播音学院毕业的，是吧？但是吐字规音是好啊，你看我去坐《新闻联播》那个台，人家还不立马把我给轰下来，是吧？我们电视台现在也经常给我们做各种培训啊，比方说形象打扮啊，形象顾问啊，他们来讲怎么化妆啊、怎么弄啊。这些都是有必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接受的都是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技巧性的东西，但是最根本的是要明白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回到原点。回到原点就是，你要了解为什么，比方说双机，它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但是双机背后是什么？是一种人际交流。当你明白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忽略了，一切都不存在了，就像现在我面对镜头时可以忘记镜头的存在，你忘记你是在采访，你忘记你是在做节目，你的状态已经很好了。对吧？
刚刚采访《东方之子》的时候那么多大人物，他们有好多人都说不出话，为什么？有杂念了，我这话说出去是不是准确？我这话说出去以后，我的上司听到了会怎么样？那王岐山为什么接受我采访啊？我为什么很欣赏他？我欣赏他的胆识，他了解传媒的力量，他愿意坐到我们镜头前来，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智慧。所以到今天他仍说，那是一个很好的亮相。他来到北京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第二天节目播完以后下去，他就马上得到市民热烈的拥护：“王市长，你真是我们的好市长，有这样的市长我们三生有幸啊！”天坛那老太太，凤凰（卫视）不都把这些记录下来了吗。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了，我现在经常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或者邀请，去给公务员、去给各级新闻发言人讲座，其实对我们的职业来说这些是不被允许的，这是砸我们自己的饭碗。你不就是找我去，不就是说让我自己来对付自己吗？但是不是这样，根本的不是这样，就像我开头说的，这种意识必须要回到原点，要正确，真的不是媒体的错。“黑砖窑”的出现，媒体是一个环节，你们应该感激它，不是“我们没有控制好媒体”。媒体错在哪儿呢？它说了假话它是错；你接受了贿赂，你的立场改变了，说明你是有偿新闻，但是你讲了事实。媒体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存在的第三种力量，它就应该成为公器，是这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的一环。但是这一环它不代表某一个人，也不代表某一个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代表个人的利益，它是最大众的利益，是受众的利益，我的理解就是这样。所以不能光看这些表象。
当我们坐在镜头前，很多人向我请教怎么样采访，这一句话两句话怎么能说得清楚呢？但是，在我心里我把这个原则确定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知道怎么去采访，我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规矩。我刚开始到《新闻调查》的时候，编导对我也像对待新的记者一样、像对待其他人一样，他们非常负责任，他们列好了好几十个问题。但是我，第一，我背不下来；第二，我说别人的话我觉得很别扭。我背不下来，我觉得那个语态不对，那个语式不对，我不是这种问法，我不是想这样知道的。最后我们达成一种默契：我问，问完之后你们在旁边等着，如果说都问出来了，当然就皆大欢喜，没有问出来的时候，你们再补充一下。
但是电视这个媒体，不能用技术手段来遮蔽它本来的这种意义，所以我常常强调一种职业的精神。为什么强调这种职业的精神呢？憋了半天，刚刚进入状态，突然喊停，为什么呀？电池没了。不对啊，这是不职业啊。你们永远是配属，现场只有两个人存在，这两个人代表所有传媒的意义存在，代表观众存在，你们应该忽略你们自己的存在。我这种观点曾经遭到过批判，因为大家说，“哎哟，我们也是人，是平等的劳动者啊”。不是这个意思。明天我去做你那个工作，我也要让大家忘记我。有的摄像师去拍的时候他可能会说，哎哟，不把你整出一身汗，他那红灯不会亮、不会开机的，因为你忘记他的存在了。但是我们记住你存在的时候，不是在此时此刻，而是在其他方面，在我们体制上已经给了你足够的保证。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一个记者，你工作的真正意义，不是说你去展示你自己的一种能力，或者你自己的一种魅力，而是通过你的能力、通过你的魅力，你告知观众什么，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传媒的目的，你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你是不是能够用很人性化的、很人际的传播方式让大家去接受，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利益化，是这样的。所以我要讲一讲双机的这个意义。
关于《面对面》
最后呢，我想讲一讲《面对面》。
《面对面》这个节目大家可能都知道。为什么要用一对一这种采访？我刚才已经谈到了，用我们原来制片人的话来说，叫做好吃不贵。对吧？实际上我觉得它也符合现在电视制作的一个潮流。新闻节目制作，我说更简单的是把它搬到演播室。为什么用一对一呢？简单啊，容易制造这种张力啊，容易制造这种想象力啊。我采访刘姝威的时候人家会说，蓝田会怎么想呢？下期蓝田的人会不会出来？对吧？我不会说是面面俱到。我“非典”期间的采访，我给你们看看我们采访的这些人物啊，最有名的除了这个钟南山、王岐山之外，还有那个吕厚山，“三山”嘛。这些人都聪明得不得了，他们都把麻烦扔给我。这个吕厚山，当时你看人民医院被戒严之后、被隔离之后，网上一片骂声啊，说这个人应该判刑，为什么？人家医院九十几个人感染，完了以后还有多少个人得了非典，其中还有医务人员牺牲在一线，对吧？责任是什么？实际上，很多时候，我觉得受众是盲目地接受，是被动地接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播者的责任应该更大，应该告诉他们为什么。很多人都关心这个王朔又骂谁了，但是没有人去关心事实本身到底是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些时候体现出一种盲目。你去骂他没有用，骂大街没有用。但是它确实是能带来利益的，有很多人也在利用媒体，利用媒体来炒作，对吧？作为媒体人来说，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完全不被人利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本意不应该是停留在这个方面。我想我们的目光应该透过这个现象看到本质，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事实和真相，是这一点。所以为什么选择一对一？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最经济的方式，从媒体的操作来说是一个最经济的方式。
为什么《面对面》是由我来做，为什么我选择质疑这种方式来做？这是由我个人的一种特点、由我的背景、由我的认识所决定的。当然《面对面》也许明天别人来做，他会做出另外一种风格，但是观众不一定会接受，对吧？你叫“背靠背”，你可以叫别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内容上来说是一种真诚存在，就是反映我认识的水准。不光是我的水准啊，我的所有的同事，我的团队，他们要统一到认识上，对吧？有的时候采访完了以后，你剪出来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我觉得这个很麻烦了。我们要做的，后期要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不光是雪中送炭，对吧？
从选题上来说，我们现在也遇到一些困惑。《面对面》现在越来越像《东方之子》了，因为我们现在反面人物不能做了，边缘人物不能做了。此外，质疑这种特点，就是尖锐性也减弱了。但是个人只能去顺应这种变化，就像我们在打球的时候，可能这个球会打不好，但是总比没有发球权要好，对吧？
当时为什么选“面对面”这个名字呢？孙玉胜在《十年》中间讲到栏目的出台，当时《东方之子》做完了之后，大家觉得，每期一个正面人物，而且每期8分钟，这样一个栏目到最后就变成一个光荣榜了。做了几圈之后，发现名人都做完之后，没得做了。当时我们想，要破除正面人物这个局限，那么《面对面》是很中性的。什么叫“面对面”？我可以面对正面的——你们认为正面的，我也可以面对你们认为反面的，我也可以面对你们认为是中性的或者是边缘的人物，对吧？我们所面对的对象只有四个字：新闻人物。所以为什么叫“面对面”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好记，因为它比较中性。但是现在我们的困惑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是选题这种限制。
可能以后大家从事媒体工作之后，你会发现它不像我们写文章那么自由，它不像我们写文章那么随意，它有很多的限制。我的思想通了，我还得保证我这个团队的思想都通；我们的思想都通了，还得保证技术手段能够完成；技术手段把这个片子做出来之后你还得保证领导能签字呢，你还得保证播出呢。对吧？而且还有很多，你要保证这个片子不产生负面的影响，不影响社会的安定。
像去年《新闻调查》的那期节目恐怕就有些问题，当然我们的领导还是很宽容的啊。当时我正在美国访问，完了以后我看到——当然这话听起来好像是领导人的口气啊，不是——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就是江西的那个上街游行，因为我还是比较关心《新闻调查》的嘛。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新闻调查》的报道所引起的骚动。我说，完了，这个制片人还能做吗？这个制片人还不进牢房啊？对吧？但是还好，你看我们张洁现在也还好好的。《新闻调查》虽然说报道的选题已经跟以前有很大的改变了，但是它依然存活着啊，对吧？它依然还保持着那种深入的意义在啊。
《面对面》也有这种选题的困惑，那么其他的困惑就多了，也没法说了，对吧？体制啊，人员、经费、编制啊，等等。所以老师跟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接受两个人？我说，实习，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我随时欢迎，但是其他我就没有权力——可以提供实践的机会，而且确实也需要人。电视是一个很年轻的行当，我们一算，当时《东方时空》成立初期，大伙还都三十来岁呢，现在这拨大概是过去13年了。13年，这拨人已经到了40、50岁了，当年的年轻小伙子，现在也都快到退休年龄了，已经出现退休职工了，因为不断地有新生的力量出来。但是传承什么、继承什么？我觉得是这个媒体。有时候我也替我的学友们着急，我这一次毕业不存在这种就业的压力，但是确实就业的压力很普遍，研究生院的老师跟我说，还有50％的毕业生现在还没有落实工作。就是说，我要说欢迎大家到《面对面》这个也算，但是实际上算不了。我们现在也没有那种观念，就是一定要有金饭碗、铁饭碗——现在没有了，对吧？你起码要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相对于十年前来说，我觉得感觉上好像往回走了。当年如果说是这样的状况啊，我可能也没有勇气走出来，那么可能也因此就丧失了很多的机会，大家也丧失掉一个可以对之评头论足的记者了。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有很多感觉到很困惑的地方，大家都是同学中间很优秀的分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出来，读完本科读硕士，读完硕士读博士，读完博士以后就不知道自己该干吗了。这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就觉得是。所以我建议大家回到原点，不去管社会怎么看我们，有的时候它可能成为一个障碍了。人家一听，哎哟！博士要求很高吧。那我不妨从原点开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