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通常比较热门的选题会遇到媒体扎堆的情况，但类似的状态背后折射出来的东西没有这么鲜明而集中。这是我看到的最鲜明和最集中的一次。我就想，不说做记者了，就说做人，换位思考，采访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对方的感受，什么叫尊重被采访者。我们是真的很强势的，媒体什么都知道，回来你想怎么剪辑就怎么剪辑，实际上把所有的人都控制在手心中。由于有了这种控制力，媒体人容易产生某种幻觉——我可以操纵事情的进展。在这种操纵的过程中很容易丧失人文道德，容易有这种状态出现。表现在做节目中，就是我想设计出事情的发展——用丧失道德的设计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做记者也是做人。什么是职业道德、人文精神，什么是人文素质，听起来挺空的，其实现在想想一点儿都不空。知道怎么做人就知道怎么做记者，这是我做这种社会调查节目感受很深的一点。
了解真相并展现完整的事实
还有一点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自认为掌握到的真相往往不是“真正”的真相。做记者的时候是很容易被迷惑的，有时候甚至到最后才反应过来：你被骗了。因为我刚说了，记者是很强势的，媒体是强势的，你代表一个强势的团体去采访，你觉得挺牛，你觉得可以掌控一切。但是现在的人非常狡猾，他们也知道怎么利用媒体。作为社会类节目的记者进行调查，你一定要学会识别真假，要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时候你一不小心采回来的东西跟真相完全是两码事儿。我们有时候为了让节目播出去，会对节目进行重新编辑，但是事实上跟真相不一样。
举个例子吧。我们曾经采访过一个女人，她专门把一些服刑犯的孩子收留在一个类似儿童村的地方。服刑犯的孩子，一般都是流落在社会上的。比如说爸爸服刑了，然后妈妈跑掉了，孩子就流浪了；有些是妈妈把爸爸杀死了，然后服刑了；还有好多孩子因为种种原因本来就是单亲，然后这个单亲还进了监狱，孩子也就只好流落街头。这种服刑人员的子女没有人管，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孩子有好多长期流落在社会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小孩乞讨什么的，这里头一定有一部分是服刑人员的子女。再加上社会对他们又非常歧视，这些孩子一旦父母去服刑之后，他们在学校里根本抬不起头，会被说成是杀人犯的孩子，等等。这个孩子就完了，他很快会跟社会上的一些坏孩子裹在一块儿，然后迅速堕落。今年国家已经有了相关规定，但是去年之前我们国家对这种服刑人员的子女都没有相关的政策。没有人管他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群。
而这个女人，就把这些服刑人员的子女组织在一起，收留在一个小村子里，号称儿童村。把他们聚到一起，管他们吃住，然后让他们上学，就是做社会公益活动那样的。我们觉得这个人非常棒。第一，这个选题非常有社会意义；第二，这个女性能够做到这样很好。然后我们就做了调查，到她那儿去采访那些孩子。在采访过程中，总觉得哪儿有点奇怪。那些孩子说的话、所表达的情绪和大人们说的话、表达的情绪是不太一样的，这之间有点差距。但是我没有太强烈地去关注到这一点，因为我想那些孩子是服刑人员子女，从社会上收留的流浪儿童，他们心理上可能有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们的表达比较冷漠，或是有些其他反应，这可以理解，我也就没有太在意。但在外面采访的时候有些蛛丝马迹是需要注意的。
后来我们去采访一位儿童村的资助者，才知道实际上这个儿童村能够生存是因为有许多的资助者不断地给它注入资金。那个人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他们现在正有一个计划，希望可以有一个方式让财务方面更加透明。他的这一句话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依靠资助来生存的机构，而我们之前的文案并没有涉及这一点。对这种类型的机构必须注意到它的财务问题，钱拿来之后是怎么运作的，是怎么具体运用到那些孩子们身上的。如果是因为利益去做善事，那么善事就会被打很大的折扣。
所以作为记者，一开始应该预想到这个问题，而我们最初却以为钱主要是这个女人自己的积蓄，因为网上、媒体采访中都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可是通过对上面那个资助者的采访，我意识到，其实有很多的资金注入。这就有一个财务的问题：她是如何使用这些资金的，是不是都用到了孩子们身上？还有，它在民政部门是否注册过等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要做表扬这个女人的报道，没有调查清楚这些，将来如果她出了问题就难以收拾了，确实有时候真相很容易被遮蔽。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决定重新采访那个女人，询问她财务是如何运作的。而且我们必须采访民政部门，确定她是否注册了。因为这种福利院性质的团体，如果不注册，就属于非法的团体。这和她在家里收养了几个小孩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她比较含糊地回答了我们，还说正计划把财务公开。而民政部门的回答是她还没有注册，但认为她的行为是好的，弥补了政府无法顾及的一些方面。因为一直没有人来管这些孩子，所以也在考虑给她开绿灯。调查到此，我们得知了民政部门的态度，已经尽了自己的诚信的责任，展现给观众的是非常完整的东西。
我们在那里采访期间，每天和孩子们一起吃饭，要交两三百的伙食费，但是根本吃不饱。孩子们也穿着很破很旧的衣服，因此我也号召组里的同事们为他们捐衣服。在我们走的前一天，我们发现这个儿童村的楼里有一个一直关着的房间，我差点误走进去，这让那里的工作人员很紧张。我们离开后，因为落下了一块电池，导演返回去找的时候，很偶然地，看见那个房间被打开了。回来之后，他说那间屋子里竟是一屋子的新衣服，一堆一堆的，一直堆到天花板。无疑那些应该都是捐助的物资，可是她却让孩子们都穿得很差——为了在媒体面前表现小孩们特别可怜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我很能理解她，她是为了让媒体更多地关注那些小孩。后来我们还是把自己捐助的衣服寄过去了。
我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真相有时候和谬误只差一步。做记者出外采访的时候要特别用心观察。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这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在面对非常复杂的关系时，千万不能让你的判断受影响，你需要了解真相，呈现出来的节目应该是比较准确和相对接近真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注意采访手段和人身安全
还有一点，在做批评性报道的时候，要注意采访的手段和人身安全。比如，我们有一次想做报道艾滋病的节目——大家应该知道河南的艾滋病村——在做节目的时候，当地政府不太希望你接触到当地村民。所以我们到了当地，都是趁天黑的时候，打车到村里，架了灯就开始采访，因为随时可能被发现。他们当地的村民，有一部分是政府的线人，政府每月付给他们一定的费用，一旦发现有媒体人员进村，他们就通知政府，然后政府派人来把媒体人员带走。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半夜到了村里，就让司机把灯灭掉，在村边等我们，然后我们抓紧一切时间采访。因为能争取到的时间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很快就可能被发现。等我们采得差不多了，一刻不能耽误，必须立即离开。因为三年前我们有同事就被警察抓起来，关了两天，倒是毫发无损，但是带子全部被抹掉了，所有付出的努力全都没有了。而我们是已经回到北京了，他们还派人追过来，在办公室里求我们不要播了，因为素材带在我们手上。而如果我们被抓了，就会很被动。
我前面提过的夏红艳的案件，罪犯的哥哥是当地派出所的所长，所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遇到很多阻力。如果我们要采访她的家人，被罪犯那边知道了，我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所以采访当天也是周密计划好的。我们也是使用的出租车，比较不容易引人注意，但是还是被发现了，好在我们该采访的内容基本已经采到了。后来警车就对我们狂追不舍，追到我们以后，我们亮出了记者证，并且义正词严地表示，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采访。但是如果是在村里就被他们拦下的话，我们的安全确实就很难保证了。所以，在做批评性报道的时候，要运用一定的手段，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之下，要保证拍摄，保证磁带的安全和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