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世界经济一体化为中华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传播技术的新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构筑了良好的平台，相对稳定和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为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中国对外传播也正面临一定的困境：迄今尚未形成与我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相称的强大舆论力量，仍处于“半边缘化”国家之列。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急需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更大的活动和生存空间[30]。可以说，在世界传播格局中，我国的新闻传媒不仅没有取得与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相称的地位，而且也没有取得与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地位[31]。面对这样的困境，就我国对外新闻传播环境而言，急需解决的问题在于：新闻体制方面的障碍，如：传统新闻媒介经营管理体制下全方位开放式激励机制的缺失；传播观念方面的障碍，如：片面理解“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基本的对外新闻报道观念的缺失；西方媒体在文化与信息传播方面的话语霸权等。喻国明教授指出：在国际传播领域，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的主流媒介所确立的，它塑造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这是我国传媒走向世界时必须正视和顺应的[32]。
西藏“3·14”事件发生以来，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出现明显的偏见和误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媒体的偏见，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媒体没能及时提供给西方媒体真实消息的来源，西藏真实的情况他们无从采访，而从中国官方得到的信息又非常有限，但他们倒是很容易获得达赖方面的大量信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德国《明镜周刊》，一开始，它发表了对中国形象不利的文章，引起中国人的抗议。但自从其总编辑奥斯特西藏之行后，《明镜周刊》连续发表了《通向世界屋脊的火车》和《他（达赖）欺骗了自己的祖国》等报道，强调了西藏的经济繁荣和“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很好的保障”。可见，当初无法进入实地采访，是出现偏见新闻的原因之一。从这一意义上可以看出，封锁“负面”消息来源的做法只能事与愿违，单方面的信息来源必然导致偏见和失实结果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媒体环境和更加及时透明的信息发布渠道，这样才不至于使我们陷于被动局面。事后的说明与澄清，往往需要付出加倍的成本，而效果未必理想。[33]西藏事件告诉我们，在信息传播全球化时代，任何对信息的封堵和控制都是不现实的，到头来，可能不仅控制不住，还会在媒体诚信、传媒威望、政府形象，甚至国家经济利益上付出更大的信誉成本、行政成本和经济成本。
对外报道重大突发事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由政府控制管理的对外宣传报道，其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在于国家利益，必然表现为传播风格较为严肃，传播内容以新闻、时事报道、评论分析及专题节目为主，政治色彩和宣传意识较浓。这种以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为先导的对外信息传播活动显然是无法与跨国商业性媒体的信息传播活动相匹敌的。这是目前我们的对外报道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即：一方面需要向国外受众客观、真实、全面地报道中国，以获取国外受众对我国新闻媒体的信任与关注，以应对日益激烈的信息传播全球化竞争；另一方面又要兼顾政治利益与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信息传播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与此同时，信息传播全球化也为我们带来了机遇：信息传播和技术拓宽了中国对外宣传与传播的渠道；网络传播的开放性和交互性为塑造国家形象提供了契机。而信息传播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于：国际传播控制的复杂化；西方国家技术强势主导世界舆论；全球信息传播体系中依然存在着信息传播的不平衡和传播霸权[34]。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许多国内事态都可能具有世界关联性影响。在当今世界开放性、变革性、合作性更加明显的大环境下，华人群体合力增强，经济实力增长，华文媒体地位提升，受到主流社会重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瞩目。而世界的中国热则为华文媒体催生了大量受众，许多华文媒体及时开辟中国要闻专版、专栏，开设财经动态、市场点评等，迎合受众的需求。此外，许多海外媒体还以协同报道、信息共享、版面互换等方式与内地媒体进行合作[35]。信息传播的高科技革命正在引起对外传播格局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内容、形式以及传播范围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为我们的对外报道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利用传播技术与传播观念的革新，抢占对外信息传播的制高点。
[1]张振华：《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切实改进对外报道》，《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
[2]朱穆之：《对于十七大后对外宣传的一些想法》，《对外传播》2008年第2期。
[3]李希光、孙静惟：《全球新传播》，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4]李希光、孙静惟：《全球新传播》，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5]廖圣清、张国良、李晓静：《论中国传媒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6]转引自彭宗超等：《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2页。
[7]孟建：《中国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9]张振华：《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切实改进对外报道》，《现代传播》2003年第6期。
[10]林爱珺：《5·12震灾报道与信息公开》，《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
[11]林爱珺：《5·12震灾报道与信息公开》，《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
[12]梁守德等：《全球化中的新趋势与新探索》，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4页。
[13]潘天翠：《世界媒体正在聚焦中国》，《对外大传播》2005年第1期。
[14]冷冶夫、刘新传：《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媒体对外传播的问题与对策》，《声屏世界》2007年第10期。
[15]李树直、郭滨：《十六大与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16]黄升民：《重提媒介产业化》，《现代传播》2000年第5期。
[17]转引自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页。
[1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19]丁柏栓：《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页。
[20]段京肃：《略论文化交流中的“逆差”现象》，《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21]李希光、孙静惟：《全球新传播》，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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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丁柏栓：《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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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张桂珍：《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7]杨颖：《信息传播全球化与广播电视业的发展》，《理论学刊》2001年第1期。
[28]任金洲：《电视对外宣传策略与案例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29]李焰：《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5-08/04/content_3308835.htm。
[30]姜鹏：《我国对外传播生态环境简析》，《东南传播》2006年第1期。
[31]丁柏栓：《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6～579页。
[32]喻国明：《是什么妨碍了中国的声音在世界的传播》，《中关村》2008年5月号。
[33]吴飞、郜书锴：《从“南都”事件谈表达自由》，《新闻记者》2008年第6期。
[34]张昆：《国家形象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35]张桂珍：《中国对外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