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要注意从世界范围内寻找报道由头
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报道。突发性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原因之一是其变动幅度之大，变动速度之快。常规性报道中，有不少是属非事件性的内容，它不具备突变的性质，但其新闻价值不小，特别能展示我国的发展新貌。这些题材上的报道，就要特别注意从世界范围内寻找报道由头，才会引人关注，才不会只顾自己说不顾他人听不听。
世界范围内的报道由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动态的由头，一是相对静态的由头。动态的由头，比较容易抓住。比方说每年都会有一些世界性的纪念日，如世界禁毒日、世界粮食日等等，我们的对外报道可以以此为由头，及早策划一些反映我国这些方面成就的报道。
相对静态的由头，是指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世界范围内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些话题可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永恒的话题。比方说：能源、环境、生态、卫生和社会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社会老龄化、青少年教育、青少年犯罪、恋爱与婚姻、城市化、体育竞技、国民收入分配、国际和平等等，还有一些人类关注的自然现象和自然奇观。
还有些由头是一段时期内西方比较关注我国的一些话题，有些甚至是西方舆论一段时期内老是批评我们的一些话题。比方说人权、环保之类。以美国媒体的情况为例，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敌对阶段（1949-1972）、缓和阶段（1972-1989）、负面阶段（1989年至今）。敌对阶段时期，美国媒体主要从意识形态攻击我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以洪水猛兽视之。缓和阶段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媒体主要从中国百姓生活上揭示其神秘的一面：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故宫、人民公社、讲道德守纪律的人民、富有异国情调的蓝色海洋（毛式服装），以同盟国家、友好国家视之。负面阶段时期，美国媒体较多从“中国威胁论”的叙事框架下来报道中国，从负面指责中国的人权、民主，挑剔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位西方记者形象地描述了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变化：在7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对接他的翻译说：带我去动物园看大熊猫。8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对翻译说：带我去看迪斯尼。9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对翻译说：带我去见持不同政见者。这就告诉我们，西方舆论在不同阶段内对我们有不同的关注点，我们的对外报道应当主动去针对这些关注点策划组织报道[34]。
3.要学会围绕“人”来策划报道
西方国家的受众特别注意了解有关人、人的故事、人的命运。这是因为“人们都常常从他们自己个人生活体验出发，关心另一个社区或国家的同类问题，或者说在心理上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这就是所谓‘心理接近性’”[35]。近年来，我国的新闻报道比较注意“以人为本”，这于对外报道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以2008年5月四川地震的报道为例。从汶川震情发布的那一刻起，全世界的目光就集中到了人的生命这一点上。我国媒体充分展示了废墟下生命的信息，动人感动的救人救灾场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画面，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有关生命的故事，吸引着国外受众的眼球，深深撼动着他们的心灵。这也正是这次地震报道成功因素之一。
围绕“人”来策划报道，还要注意去挖掘人的感情因素。新华社长期研究对外报道的黎信先生说：“怎样把对外报道写活，写得引人入胜？我的回答是：首要的一点是稿件中见人……这就是说，写新闻，应当尽可能使在新闻现场活动的人‘站’出来，通过描写这些人的动作、报道他们的讲话来写新闻。”“‘见人’的含义非常丰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要见人情，即以人情来叩击读者的心弦，达到记者预期的宣传目的。”[36]即使写到领袖人物，英雄人物，也要避免神化，而要尽量多写其作为普通人的感情。如下面这篇报道，从普通人的感情角度表现时任总理朱镕基，很能吸引读者。
俏皮坦然率性和蔼——吴小莉眼中的朱镕基总理
中新网2003年3月10日电5年前，朱镕基甫任国务院总理的那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亲自告诉主持人，“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节目。”吴小莉因此闻名遐迩，成为海内外传媒的焦点人物。5年后，在朱镕基任期将满的时候，吴小莉放下刚刚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女儿，又来到北京，参加“两会”报道。在近日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吴小莉表示，按照她的说法，这叫“有始有终”。
在被“幸运点名”之后，吴小莉又获得两次长时间跟随朱镕基出访的机会，一次是1998年出访欧洲，一次是1999年出访美国、加拿大。
访欧的那一次，朱镕基刚下飞机，举手向人们打招呼，接着看到吴小莉在人群中提问，伸手指着她笑着说：“吴小莉，你现在在香港有名了。”吴说：“谢谢总理。”继续提问，他却笑着离开了。
吴小莉后来在手记里写道：“这是自记者会后，我们第一次再度‘见面’（电视上见到的除外），朱总理又以他率直的个性，当众表达了他在‘点名事件’后，对香港媒体反应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放下心来。不只因为他的俏皮，更因为他的坦然，让我知道，‘点名事件’后，在媒体上掀起的轩然大波对他并没有影响，他率性依然。”
从一个媒体人的角度，吴小莉觉得朱镕基实际上很乐于和媒体交往。“他知道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非常尊重你的工作。他那么忙碌，但是都会注意到我们的存在，给我们以帮助。他会把我们当作平等的人来对话。”
吴小莉在访欧手记里也写道，看到记者们早早晚晚跟着他，他会很不忍心地说“辛苦了”。他也开始习惯大家不停地追问，有机会时，总是想法子回答。
吴小莉表示，有时候朱总理可能不会满足你的提问要求，但他总是会在别的公开场合发言时补偿你。媒体对他所有提问，他可以很快融入他的演讲或即席发言里。一次是在对英国商界的晚餐演说，我们相信，即使他事前准备了讲稿，在现场也被他临机应变地改得差不多没了。他在演说过程中，补充了下午他没法回答完的具体援助方案。一次是亚欧会议结束当晚，他会见英国侨界，原本预计10多分钟的发言，他即席演说了23分钟，除了对侨界应有的鼓舞外，其中又间接回答了许多媒体的疑问。
他的现场反应非常快，如果你给他一语双关的好题目，他绝对可以给你意料之外的好答案。媒体问：“你刚才横跨东西半球的子午线，你觉得东西方现在关系如何？”“关系很好呀！我刚才就横跨了东西方，而且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这就是朱镕基，一个什么都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的人！
长时间的访问也让吴小莉看到朱镕基性格的多个侧面。“原来觉得他在电视上的形象非常严肃，实际上我们看到过很多次灿烂的笑容。比如我们在1999年访问美国那一次，后来到加拿大去参观一个非常有名的花园，他和夫人同行，当时的画面很漂亮，都是花，我就问他，有没有给夫人送花？朱镕基说：‘你问夫人。’夫人就说：‘有有……’他们两个都笑得很开心。”
还有一件事给吴小莉印象深刻，就是访问美国和加拿大那次。他在美国纽约演讲的时候，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在访问加拿大的记者会上吴小莉就发问：“你说上海是中国的纽约，那香港是中国的什么？”朱镕基回答说香港是中国的多伦多——多伦多是加拿大的金融中心。后来香港媒体就大肆报道说：多伦多的金融地位比纽约差多了，怎么香港才是多伦多呢？
第二天到了温哥华，在冷餐会上他就说：“我要做一个特别澄清。”他要让香港的民众知道，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因为他自己在加拿大。吴小莉由此看到了朱镕基对舆论的重视程度。
吴小莉认为，朱镕基是一个“外刚内柔”的人，外表看来很硬，但内心很柔软，比如他看到民间疾苦会很伤心，很容易动情。他也非常细心，比如，《狮子山下》是香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比较困苦时候的一出戏剧，其主旨是激励大家奋发生活，因为香港的经济不算很景气，财政赤字严重。这部戏里面的主题曲在近期又被香港人拿出来重新传唱，去年朱镕基参加香港举行的世界会计师大会的时候，居然在最后一天发表演讲时把歌词最主要的一部分背出来了，他肯定是专门找来歌词背熟的，意在鼓励香港人振作起来。从这一小小细节，可见他的一番深意和苦心。这让吴小莉深为感慨。（杨瑞春）
[1]谭震：《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之路“引航”——全国政协委员热谈对外传播》，《对外大报道》2006年第4期。
[2]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3]丁柏铨：《论新闻的有效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4]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5]张霁苍：《关于对外报道中国的几个要点》，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374页。
[6]谢卫群：《及时报道突发事件，透明是一种力量》，《人民日报》2008年8月6日。
[7]张霁苍：《关于对外报道中国的几个要点》，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
[8]吴征：《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9]参见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media.tsinghua.edu.cn。
[10]参看刘继南等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
[11]李恒：《美民众最关注十大事件出炉》，《扬子晚报》2005年12月21日。
[12]张霁苍：《关于对外报道中国的几个要点》，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359页。
[13]详见范以锦《“负面报道”：一个被模糊了的概念》，《新闻与写作》2008年第3期。
[14]汤国基：《三次中国地震新闻比较可见中国政府的务实和人本》，2008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
[15]韩松：《新华社：四川地震对外报道“达到了国际水准”》，《对外传播》2008年第6期。
[16]朱穆之：《论新闻报道》，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17]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18]黎海波：《对外传播中的共同价值观问题初探》，《对外传播》2008年第2期。此处借鉴了黎海波先生的观点，特此说明并致谢。
[19]高希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与硬实力》，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3日《青年参考》。
[20]资料来源见陈占彪《〈中国〉式批判》，《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21]转引自谭震：《为中国的对外传播之路“引航”——全国政协委员热谈对外传播》，《对外大报道》2006年第4期。
[22]沈苏儒：《对外报道业务基础》，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7页。
[23]秦绍德：《关于“新闻策划”的几点浅见》，《新闻记者》1997年第9期。
[24]李晨钟：《没有精心策划就没有新闻精品》，《新闻记者》1997年第1期。
[25]于媚：《试谈新闻策划》，《新闻通讯》1996年第12期。
[26]赵阜：《从“狗娃”失踪说起》，《编采文苑》1996年第6期。
[27]宋新桂：《新闻岂能“策划”》，《新闻记者》1997年第1期。
[28]张咏华：《慎用“新闻策划”一词如何？》，《新闻记者》1997年第5期。
[29]范敬宜：《总编辑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
[30]徐学江：《突发事件报道与国家形象》，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31]转引自林良旗：《媒体公信力是怎样提升的？》，《对外传播》2008年第6期。
[32]宗焕平：《怎样报道突发事件》，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403页。
[33]王众一：《做好对日报道：着眼经济，关注文化》，见刘洪潮主编：《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
[34]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368页。
[35]黎信：《离读者近些，再近些——对外新闻写作杂谈之二》，《对外报道业务》1988年第2期。
[36]黎信：《要见人——对外新闻写作杂谈之一》，《对外报道业务》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