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公报》和《全球传媒与传播》上刊登的研究国际传播的文章大致可归为传媒政策/管理体制，不同国家的传媒制品研究，媒体与战争，全球化视角下的信息与传播产业／传播秩序，传媒与社会民主/政治/经济的关系，和跨文化/跨国传播策略和技巧6个主题/范畴。
讨论
从对选定刊物的内容梳理来看，中外学者在2006年的国际传播研究中，既不乏相同之处，又各有其关注的重点。通过比较《国际新闻界》、《国际传播公报》和《全球传媒与传播》上所载研究国际传播的稿件及其主题类别，可以发现，2006年中外国际传播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全球化背景下传媒业的发展（及其方向），国际新闻和国际传播中的其他传媒制品，跨文化/跨国传播技巧和传播政策研究。全球化是当今极为热门的“时代标签”，而全球化的各种维度，都与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不无关联。因此，“传播”可以说是诠释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外学者纷纷将当今的传媒业发展置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考察正反映了当今时代的这一现实。国际新闻/传媒制品的流通及其内容的分析在国际传播研究中历来是一个重要话题。我们的研究显示2006年依然如此。跨文化/跨国传播技巧的研究，以其对国际传播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在中外学术界获得关注。传媒政策研究虽然不管是在中国的《国际新闻界》还是在国外的《国际传播公报》和《全球传媒与传播》上的有关议题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所占比例不大，中外相比，在中国的《国际新闻界》上所占的比例更小些。
对相关论文的内容进一步研究发现，2006年国际传播研究界对当今世界传播体系中的不平等关系，对美国长期以来通过强大的跨国传媒集团实现的传播强势/主导地位，对世界传播不平衡之于文化多样性的威胁等问题深感关注，中外学术界在这一方面有着共同的关切。发表于《世界传媒与传播》上的书评文章《另一个世界可能吗？》（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中的观点，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路。该文作者英国伦敦大学的纳塔利·芬顿（Natalie Fenton）提出，“当今世界主要传播体系中的不平等关系对信息的自由流动构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信息的自由流动正是民主社会的核心。”该文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众文化的生产，有些人认为还有表达工具，已经被纳入跨国传媒公司为赢利驱使在全球运营的利益中。”该文认为，“媒体私有化和重组的政策揭示了世界范围内信息、文化甚至民主走向商业化的趋势”，“我们正在见证对信息和文化的接触使用的私有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传媒领域公共空间的缩减，它对公民社会的存在和未来具有严重的影响。”[Natalie Fenton(2006)，“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Vol.2(3)，pp.355～367.]其围绕跨国传媒集团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对传媒私有化对文化和对公民社会的影响之思考显示出批判性的脉络。
2006年中国内地和国外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还各有其独特的视角，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外国的研究者们给予媒体与战争的关系以极大的关注，而我国的《国际新闻界》刊登的文章中，却并无此类文章。2006年，《国际传播公报》和《全球传媒与传播》这两家国外刊物总共发表了16篇关于媒体与战争（包括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的文章。2006年第三期的《国际传播公报》是一期专门针对伊拉克战争中的传播问题的特刊。其刊载的8篇论文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内容分析和比较研究等，考察研究了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各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和争论。其研究范围涵盖了美国、英国、中东、法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非洲、亚洲和欧洲国家的传媒及其有关报道。在这些文章中，国外的传播学者们描述了世界六大通讯社、英美报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卫星电视网络在报道伊拉克战争这一相同新闻事件时的不同立场和报道手法，由此揭示了战时国际传播活动的宣传属性。其中，《国际通讯社和2003年的战争争论》一文对世界六大通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ITAR-TASS、新华社和Inter Press Service（IPS，一家非营利性的国际新闻工作者合作的通讯社）的有关报道进行了抽样调查，比较了它们从2003年1月29日到2月18日关于美伊冲突的报道之消息来源、报道范围及报道视角等。《军事协调、媒体失调——英美传媒关于反对伊战抗议的报道之跨国比较研究》比较了英美若干主流报纸2002年9月至2003年9月关于反战抗议的报道，注意到英美两国尽管在伊战前和伊战中是“坚定的同盟者”，但有关对战争的支持问题上两国的社会政治氛围不同，并分析了两国在社会政治氛围上的不同是否对其有关伊战和反战抗议的报道产生影响。《传媒使用、反美主义和对伊拉克战争的国际支持》一文通过对欧洲、亚洲和中东6个国家和地区的1787名大学生在伊战爆发前一周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对战前的传媒报道的接触是否影响国际上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态度。[这几篇讨论到的文章，均引自《国际传播公报》2006年第3期。]除了对战时传播问题本身的研究外，国际传播研究界还涉及了战争引发的对中东的关注。如德国学者Oliver.Z.llner在《国际传播公报》上发表文章《国际广电中的对话探求》，指出，“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和随之而来的冲突（先是在阿富汗，后来在伊拉克），已经激起人们持续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西方世界和北非及中东应该如何找到文化交流、信息沟通和对话的途径，以便更好地相互了解。”
伊拉克战争是近年来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中国媒体也对其进行了充分的报道。但毕竟中国作为非卷入国，中国的《国际新闻界》2006年刊登的文章中并无聚集于伊拉克战争中的传播问题的文章并不足为奇。但国外学者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国际传播的政治特性，对于我们联系当下的国际传媒报道开拓新的研究课题领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通过对三家刊物（2006年）的内容梳理，我们发现新闻传播教育的国际比较是《国际新闻界》中研究国际传播的内容中占比例较大的议题，而两家国外的刊物的情况则不同。看来这同《国际新闻界》当年第12期以“新闻传播教育”作为“本期话题”有很大的关系。
从研究方法上来比较，国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度较高。在《国际传播公报》和《全球传媒与传播》的论文里，以图表形式表示的数据分析出现频繁：共有15篇文章中出现了数据表格，占论文总数的32％。特别是在《传媒新秩序下的美国文化霸权》一文中，作者用10个表格直观地描述了美国在全球视听市场上的份额、欧洲电视原创节目的比例等详细数据，为其研究奠定了翔实的数据基础。相比之下，《国际新闻界》刊载的研究国际传播的文章中只有4篇文章出现了数据表格，在此类文章总数中仅占7.4％。国外学者重视以数据说话的做法，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参考价值。
〔张咏华，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教授；秦晴，上海大学影视艺术与技术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