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电子媒介出现后，人的交往手段有了新的拓展，对原有的日常交往形式有了新的修正。首先是不见面，也即交往主体“不在场”的交往比重明显增加，这样既提高了交往效率，又防止了“在场”的扰人：电话拜年、手机短信问候、发电子邮件、网上聊天等不一而足。其次，在电子化交往中，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的界限正被不断地僭越：在非日常的办公场所，可能在发私人邮件；而网上聊天聊的可能是工作、事业等与心理压力相关的问题。
再次，日常交往的信息性明显增加，而礼仪性程序相对减少——无论是固话、手机，还是电脑大量传出和接收的都是信息，只不过信息倾向是分层次的——电脑的私人邮箱往往是最私人化的，它可以加锁以避免其他人查看；住宅电话更多的是透漏给亲朋等较密切的私人圈子，而且大多加了来电显示功能，以拒绝陌生电话的骚扰；手机应用最多，其私密性反而是最差的，一般人也大多愿意留办公电话，其次是手机号。最后，在现代的日常交往中，信息的娱乐性成分明显增加：政治笑话、生活笑话、粉色笑话等成了手机短信及网上聊天的最常见的内容。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下，笑话、幽默成了缓冲心理压力的润滑剂，人人充当了传递笑料的天使，在捧腹之中消解了生活的压力和心理的沉重。本来笑话、幽默、插科打诨自古有之，但进入电子时代，它们已经被文本化并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而且现代笑话几乎把各个领域、各种身份的人都作为自己“涮”的对象，这也正体现了媒介文化的话语策略：在轻松一笑或捧腹的惬意中，金钱、权力、地位、身份、形象、容貌，甚至思想、道德学识等在非日常生活中被最为看重，衡量人的一切尺度都在幽默的笑意中被颠覆了、被消解了，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人们获得了自由、解放和平等。
3.日常观念活动
日常观念活动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日常思维这种“非理性”、“前逻辑”、“无意识”的自在自发的思维，除了历史生成之外，还存在着相对开放、不断重建的现实生成过程，也即异质因素的介入。与要求排除逻辑矛盾，追求内在一致性或单一性的非日常理性思维不同，日常思维则具有“复杂混合形式”的异质性。而恰恰在日常生活的异质性输入方面，传播媒介扮演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最鲜明的是非日常自觉的理性思维活动——科学、艺术、哲学等对日常思维的介入与影响。
首先，在日常思维自身的进化中，会不断受到科学的影响。科学的发明创造是一种高度的逻辑思维，是纯粹的理性活动，其直接结果是应用于非日常的生产领域。其中，有不少对日常生活及其观念构成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通过媒介传播来完成的。在前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比较落后，人们日常生活的科技含量很低，仅有的一些科学技能及其意识往往是通过家中的长辈及各行师傅以口耳相传和不断训练、实践的方式习得的。在工业化之后，科学对日常思维的影响与日俱增，除了科技自身发明的不断加密之外，大众传播媒介也推波助澜，构成呼应之势。据美国著名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的统计：“1789年以前，所有的出版商一共印刷了大约24000部《百科全书》。至少11500部到了法国读者手中，其中7257部为四开本。这部起源于法国又在这个国家遭受到最多迫害的《百科全书》，成了最畅销的著作。”
对于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来说，《百科全书》的出版，无疑是一次强劲的科学的洗礼、观念的启蒙，应该说，没有《百科全书》的出版，就没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同时，也必须看到，如果没有1450年约翰·古登堡的现代印刷术的发明，也就不可能有《百科全书》的出版。今天，报纸、广播、电视、电脑网络与诸多的科普图书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立体传播网络，将越来越多的非日常科学知识源源不断地引入日常生活领域。可以说，如果没有必要的科技知识，就不能很好地在现代社会中生活。
其次，艺术对日常生活及其思维的影响是通过大众媒介的加工重组并经强劲传播来完成的。艺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有效的调剂。音乐、美术、雕塑、建筑、舞蹈尤其是文学对人的日常思维和日常精神活动有着重大影响。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传播媒介对艺术传播的推动经历了一个原始化——审美化——大众化的过程。在口头传播阶段，文学艺术常见的表现形态是歌谣、童谣、神话、传说等，它们都是经若干代口语传播逐渐定型并深入人心的，民间立场、寓言化、简洁、朗朗上口、便于记诵是它的特点，《牛郎织女》是它的典型代表。文字媒介尤其是印刷媒介出现后，文学艺术文本的批量复制出版成为可能，从而便利了它的普及。同时，也促进了艺术家、作家的专业化，艺术、文学也开始有了“精英”、“通俗”之分，阅读、品味、欣赏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审美思维，从而大大增加了日常生活的情趣。在今天的电子传播阶段，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可以大规模批量生产，而且在传播上使用了最快捷、最形象的传播方式——电子影像传播，这是一种最通俗、最少受到障碍的传播符码，它为文学艺术走向大众化铺平了道路。但也带来了对大众化的两种不同的理解：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首开悲观论的先河，认为文化工业把文本作为商品来批量生产，必然带来标准化和同质化，这不但丧失了艺术应有的个性和创造性，而且容易使大众沉溺于娱乐消遣之中，其结局是“娱乐至死”。
而乐观派如伯明翰学派的霍尔等则把大众的解读看得更具积极意义。霍尔在《编码译码》中认为读者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立场去解读文本——霸权式解读、协调式解读、对抗式解读。也就是说，读者的解读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创造自己新的大众文本的过程。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泰勒·考恩则明确认为，市场化不但不会泯灭艺术审美价值，而且为各种品质的艺术提供了良好的面世条件，从而“市场上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家，如麦克尔·约翰逊、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与他们的受众打成一片；与此同时，市场也为较为晦涩的观点，如布赖恩·恩诺或彼得·格里纳韦的观点，保留了一席之地。通常被标以高雅艺术或通俗艺术的那些种类常常是互补的东西，而非我们必须进行取舍的选择对象”。非但如此，而且“与艺术的创作的情况一样，艺术保护和传播也得到了市场机制的支持”。无论学术界有怎样的争论，有一个事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确实加速了艺术向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
相比之下，媒介传播对哲学的传播远不如科学，尤其是文学、艺术那样得心应手，这是由这一学科自身的抽象性所决定的，但也并非毫无作为。哲学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常常表现为一种生活观念、生活态度、价值判断，而且表现为一种非刻意的、自在自发的选择，而这恰恰与大众媒体在各类节目中裹挟和渗透的观念密切相关。
总之，媒介，尤其是今天的大众传媒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无所不在的影响：翻开报刊，接受的是印刷媒介的讯息；打开电脑，是网络虚拟世界；搭出租，听到的是广播的信息；打开电视，满眼都是图像拼合的现实。媒介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构成了人类主体之外的最大的现实。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