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迹后的张释之有一次跟着刘恒去上林苑的老虎圈打猎，刘恒突然心血来潮，问上林尉在上林苑中都有哪些动物，各自数目多少，结果这位上林尉是干瞪眼，一个都答不上来。这时候上林尉身旁的一个虎圈管理员（虎圈啬夫）却插嘴进来，将刘恒问的问题一一解答，刘恒自然大喜，当即表示要让张释之把这个虎圈管理员越级升迁为上林令。
然而这位虎圈管理员“天上掉馅饼”的美梦却被铁面无私的张释之打破了。张释之听到命令后先沉思了一会儿来考虑对策，紧接着问刘恒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二人为人如何。
刘恒说：“这还用说，这俩人可都是老实厚道的长者啊。”
张释之一听皇帝上钩，赶忙接着说道：“陛下啊，您说得太对了，周勃、张相如都是特别厚道的人，可是这俩人语言组织能力都有问题，和眼前这位满嘴跑火车的虎圈管理员相比简直是差远了。”
“想想亡秦当年，朝堂之上全是能说会道但没啥见识的小知识分子，成天拉帮结派，给别人上纲上线。这都是虚招子，跟治国没半点关系，反而使得皇帝听不到真正有意义的良策和对于政府过错的批评，以至于到了秦二世的时候，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朝纲败坏，因而天下大乱。”
“您现在光是看这位虎圈管理员能说会道就超迁他，这一下恐怕天下人都会群起而效之，老百姓就会成天正事不干，全去练嘴皮子了吧。您的行为举止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还望陛下慎重。”
刘恒听完觉得张释之说得有理，于是作罢此事。不知道张释之说完话那位虎圈管理员有没有拿眼珠子猛瞪他，估计眼球都得瞪出血了吧。
汉初的时候，凡是在统治者面前批评秦朝的不是，只要你能说得条理清晰，就很有机会升官发财。因为在那样一个专制社会里，统治者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正确，只有政治立场正确，统治者的地位才不会被撼动。
张释之显然也深谙这条捷径，在返程途中对刘恒大讲秦朝的种种弊端。刘恒一高兴，回去就任命他做了公车司马令，这个官职主要是负责皇宫的夜间宿卫、整个司马门的安保工作以及地方贡品的接收。
然而上面的故事只能表现出张释之深厚的文法功底，只是他的发迹史，至于要说到黄老之术的刑名学，则与另一件事有关。
一天，太子刘启和弟弟梁王刘武一同坐车入朝，在经过皇宫外面的公车司马门时没有下车，于是就遭到了张释之的阻拦，他同时还上书刘恒弹劾刘启、刘武“大不敬”的罪过。薄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就来责怪刘恒对儿子管束不严，刘恒摘下帽子认错，对自己管教儿子不严的行为作出了深刻的检讨。于是薄太后这才传皇帝的诏令，赦免了刘启、刘武的罪行，二人终于可以进宫了。
刘恒敬重张释之的胆识，同时也通过这次的行为表明了两个态度：
第一，刘恒绝不是徇私舞弊的人，能够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失；
第二，刘恒将文法吏的地位进行了提升，表明了一种“你看，连我也奈何不了张释之”的态度，其目的就是充分利用文法吏来整顿朝纲，同时推行黄老的刑名学，不以个人的身份压制法律，而是完全站在公众利益的出发点上，推行顺应“民之自然”的法制。
张释之感受到了刘恒的信任，从此放开手脚，立志要创造出一片属于文法吏和黄老刑名学的新天地。
黄老刑名学的践行
文法吏之所以不被称作是酷吏，原因在于他们尽管也铁面无私、依法办事，但他们处理犯人时手段并不残忍，且并不以帮助皇帝个人报仇、发泄为己任。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帝朝苛法遭废，刑罚温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黄老刑名学本身就站在一种公正的立场上。
张释之是文法吏的典型，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原则都是依照法律，不会因为犯罪的人是皇亲贵戚就轻易放过，也不会因为罪犯是平民百姓就滥施刑罚。有这种人来执法，只要法律是清明的、合理的、顺乎于民意的，那么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也就能得到保护。
经历司马门一事后，刘恒愈发重视张释之，让他担任了中大夫的官职。尽管依旧是郎中令的下属，但自此以后张释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刘恒面前发表各种政见了，不久后他又升任为中郎将。
有一次刘恒带着宠妾慎夫人和张释之一起去视察自己陵墓的修建情况。刘恒的霸陵在白鹿原北坡的凤凰嘴，他登高远望，看见东北方向的新丰城与霸陵间的道路，于是触景生情，对慎夫人说：“这是通往你家乡邯郸的道路啊。”接着他就让慎夫人为他鼓瑟，那哀婉的曲调勾起了他伤感的情绪，他回头对大臣们说：“要是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我棺椁的外椁，再用碎布和生漆勾缝，那还有谁能打开它呢？我将万世沉眠于此啊。”
大臣们一听皇上这话，马上随声附和，只有张释之出来泼凉水：“只要陵墓里有别人想要盗取的东西，皇上您哪怕是用铁水浇筑南山也白搭，要是您的陵墓里啥值钱东西都没有，那您就是不做石椁也没人会惦记它。”
刘恒认同他的观点，而张释之的话也影响了刘恒一生。刘恒一生勤俭，更重要的是，按照史书的记载，他的陵墓里最终确实没有陪葬什么值钱的宝物。
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张释之被刘恒擢拔为廷尉，位列九卿。不久，刘恒外出途径中渭桥，一个长安县的乡下人误以为刘恒的车驾已经离开，于是跑到街上了，结果导致刘恒的车马受到了惊吓。
刘恒让张释之去处理这件事。待问明情况后，张释之禀告刘恒说，此人依法应罚四两金。刘恒对张释之的处理意见自然不满，勃然大怒道：“这个人惊了我的马，要不是我的马听话乖巧，这家伙还不得害得我的车掀翻倒地吗？这么大的罪过你罚个款就完了？”
张释之镇定地回答道：“皇上啊，您看看您，法制观念也太淡薄了不是？法律是不会因为罪犯以及被侵害者的身份高低而改变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怎么来就怎么来，大家一起遵守，您要是刻意重判，那恐怕会降低百姓心中法律的威信。”
“再说了，您要是刚才直接让卫士把他击杀了，那我自然无话可说，可惜您非要让我这个廷尉来判决，那我必须依法办事。‘廷’就是‘平’的意思啊，我得维护天下的公平，要是执法的轻重可以随意由人控制，而不按照法律条文来规范，那老百姓就没办法守法做事了。还望陛下明察。”
刘恒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听完张释之这番解释之后，沉思许久，最终还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做法。
张释之执法，那个“法”是为了老百姓着想、维护老百姓利益、顺应“民之自然”的法，因而他身为文法吏，其实是算不上一个酷吏的。黄老刑名学和法家的刑名学在根本上的不同点是前者执法为民，后者执法为帝，服务对象不同则处世立场不同，不可同等语之。
后来还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有人盗取了高祖庙内座前的玉环，刘恒很生气，交给廷尉处置，张释之一查法律条文，认定应该将这个人斩首弃市。
刘恒听罢怒斥道：“这种无耻无德、丧尽天良的人，都敢跑去偷盗先帝宗庙里的东西，你才给判个弃市？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打算把他一家子都杀了的。你居然跑来给我讲什么法律条文，也太没眼色了吧！这人要不严惩，我还哪里敢自称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先帝啊！”
刘恒的话言过其实，关键被盗的是他自家的庙，肝火才如此旺盛，这也算得上是独裁者心理在作祟。
张释之见刘恒气得要命，便赶紧摘下帽子叩头请罪，同时辩解道：“按照法律，判这个人弃市已经是法律范围内最严重的惩罚了。再说了，即使是同一种罪行，也要根据作案动机、认错态度等方面综合考量，您现在因为一个人偷了高祖庙里的东西就要杀人家全家，那要是以后万一有人盗取了高皇帝的墓，您打算怎么处置他呢？”
张释之不愧是法学专家，一下击中要害。盗墓跟拿了礼器这两种罪行一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同样是盗窃，但盗窃的严重程度不同，惩罚的严重程度也就不应该相同。你要是盗窃礼器都给人一家子全都灭门，那要是有人犯的罪行比这还严重，那你怎么处理这个人？
法律之所以要在处罚上划分层次，就是为了给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制定出更严厉的处罚。
张释之三言两语就将执法过程中需要照顾到的法律设置问题一语道出，实在厉害。
刘恒最终还是采纳了张释之的建议，张释之从此名声大震，并和周亚夫以及梁国国相王恬启交好。这哥仨意气相投，从此成了好兄弟。
然而张释之与黄老之术的缘分还不仅于此。文法吏的特点是耿直、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努力维护民权，不向贵族妥协。这就导致了他们容易被权贵们陷害。张释之得罪过太子刘启，那他到了景帝朝自然没好果子吃，这点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于是就打算急流勇退。这时候有一位姓王的精通黄老之学的隐士救了他。
王先生有一次被召到朝廷，三公九卿都在朝堂之上陪同。老人家年龄大了，突然说起自己的袜带开了，然后就回头让张释之帮他系上。事后有人问王先生这么做的缘由，老爷子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年纪大了，帮不了张廷尉什么，他位列九卿、名满天下，我当众侮辱他，而他却为我系袜带，那天下的人都会称赞他的德行，他的声望就会高起来了。”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王、张二人在王先生这番话说出来后，声誉都有了提升。但这还是没能为张释之挽回他在景帝朝被排挤的命运。
一年多以后，景帝就将他外放到淮南国做淮南王刘安的国相。刘启说到底还是记恨当年在司马门和弟弟刘武被阻一事，淮南国国相的官阶是两千石，而廷尉则是中两千石，其实是给张释之贬官了。
几年后，张释之郁郁而终，他的儿子张挚也因为为人耿直而从大夫的官位上被罢免，此后终生不仕，默默无闻。直到魏晋年间，张挚才在陶渊明等人的诗作中被多次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