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的政绩
刘恒的时代即将落幕，回首他执政的二十三年，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很用力地总结了他的许多政绩，然而却依旧没能概括全面。是非功过后人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尽可能用理性掩饰欲望的一代贤君。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天下大旱，蝗虫肆虐，刘恒下了一道诏书，内容一共有七条：
第一，要求各地方政府做好安稳百姓的工作；
第二，下令免除了诸侯国向中央朝廷的进贡；
第三，允许百姓在原本仅限政府开发使用的山林水泽中打猎、捕鱼；
第四，减少了许多刘恒个人的衣食用度和游乐；
第五，削减了在刘恒身边郎官的人数；
第六，从粮仓中拿出粮食发放给灾民；
第七，让穷人用爵位换钱。
这是《史记·孝文本纪》记载的刘恒的最后一件政事了。
史迁紧接着梳理了刘恒个人的主要政绩，我将之总结成了四点：
首先，刘恒生活节俭。
刘恒一共在位二十三年，这期间不论是宫室还是园林，包括马、狗、衣服、车子，没一样有过数量上的增加。遇到战乱或者大型自然灾害的时候，总是把自家园林打开让老百姓进去采摘、打猎、耕种。
有一次他想建造一座露台，工程预算要耗费百金。刘恒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愤怒地说道：“你们这瞎搞啥啊，知不知道百金可是相当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财产的总和？我现在在先帝留下来的宫殿里明明住得好好的，干吗要花这么多钱再建一座宫殿？咱政府又不是钱多得没地方使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刘恒经常穿着丝绵混织的衣服，这种衣服材质粗糙，他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服也被刘恒要求不能够长得可以拖到地面，慎夫人香闺中的帷帐不能够绣花纹。
刘恒的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勤俭的表率。
此外，刘恒营造霸陵的时候要求在墓室中都放上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来做装饰品，而且不平地起陵，这样可以节省工程开销和人力，节约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减少因修造陵墓而对百姓农业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刘恒在位期间处理好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外交上做得十分出色。
刘恒在执政之初就兵不血刃，招降了南越国，让称霸一方的南越王赵佗去掉了“南越武帝”的封号，而且善待赵佗的家人，封他们做高官，最终以德服人，换来了赵佗和南越人民的诚心降服。
另外刘恒在位期间处理汉匈关系的时候也一直妥妥当当。一方面在匈奴入侵时给予还击，另一方面从来不劳民伤财地远征匈奴，和匈奴适当地保持着距离，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从而为国内的养精蓄锐创造了条件。
第三，刘恒善于团结国家内部各阶层的关系，处理好和诸侯国以及大臣的关系。
以前讲过，吴王刘濞和中央朝廷相互猜忌导致矛盾加剧，后来刘濞干脆不去朝见刘恒了。刘恒为了改善这种关系，送了刘濞小几和手杖各一个。那时候袁盎等人在朝廷里面闹得特别凶，要求刘恒收拾刘濞，刘恒对他们的意见尽数听取但并没有将所有计划都付诸实施。中央朝廷和吴国政府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此外，当年跟着刘恒从代国一同来长安的张武等人收受别人的贿赂，有人告诉刘恒之后，刘恒反而给予张武等人大量赏赐，让他们自己的内心感到羞愧。这种赏赐就跟后世的“养廉银”差不多，给你钱的意思就是让你别收别人的贿赂了，国家养好你。
刘恒善于协调人际关系，这也是他执政期间政局和谐的重要因素。
第四，刘恒实行德政。
刘恒在位期间想尽一切办法教化百姓，很多道德上的事情都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因而四海富足，礼义兴盛。
上面的内容都是司马迁总结的，史实上来说并没有错，但在评论上都有夸大。
刘恒是提倡节俭，但是刘恒的节俭很刻意，你从他随随便便就把一座原本属于国有资产的铜矿山赏赐给了邓通可以看出来，刘恒还是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性。司马迁说得也没错，但只能说明刘恒比较理性，在清醒的时候懂得克制，但简朴绝不是刘恒骨子里的性格。
另外，刘恒的霸陵之中也不是没有珍宝金玉，只不过是数量相较于其他皇帝较少罢了。《晋书·索靖传》记载，三国时期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的时候，魏国政府盗发了刘恒的霸陵和汉宣帝刘询的杜陵，其中有金玉布帛无数，但相比武帝茂陵中奢侈的陪葬，算得上是节俭了。
节俭是比较出来的，总之刘恒的陵墓中并不是只有瓦器，高档奢侈品或许也有，汉代的史书不见得说得完全靠谱。
另外，纵观刘恒一生的政绩，有一点司马迁并没有总结出来，就是处理功臣集团。
史书上在记载刘恒对待汉初开国功臣集团的时候，我们能明显地发现，其记载是十分随意和简单的，很明显，史迁压根儿没有重视这个部分。然而事实上，刘恒在处理功臣集团的时候，面对多个利益层面，则用到了很多的政治权谋。
回想一下，刘恒处理功臣集团的时候，一方面安抚功臣，另一方面则将功臣集团和诸侯集团在政治上的利益联系切断，这仅仅是第一步。
再往后走，刘恒让列侯们都返回了自己的封国，就连周勃也被赶出了中央。
这样做，首先削弱了功臣在中央的影响力，减少刘恒身边的威胁。
二来，则将功臣集团的问题转化成处理诸侯王的问题，让功臣集团置身于诸侯王集团之中。这样刘恒要处理的问题减少了，中央的力量可以得到集中，刘恒发号施令也不会被功臣集团阻碍。
三来，由于先前刘恒培养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的矛盾，那么当功臣集团被迫置身于诸侯王集团之中时，这种矛盾就会演变成诸侯王集团内部的矛盾。刘恒此举不仅消除了功臣集团带来的隐患，还削弱了功臣集团的势力。而且刘恒分封新的功臣，全都是从老的诸侯国中割地建国，老诸侯王和新的受封者之间也必然会产生矛盾，刘恒这一步棋下得极妙。
另外，刘恒广开言路，允许多家思想的传播，这一点司马迁也没提。不过，那应该是因为司马迁本人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鼓吹独裁，他不能公开站出来提倡思想的多元化，他要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促成官方思想的单一性。
刘恒政绩很多，但要说到污点，我觉得，让新垣平等人打着黄老宗教的名义扰乱朝纲算一条，很阴险地谋害淮南王刘长也算一条。
总的来说，刘恒的政绩功大于过，开拓创新精神多于传统的顽固思想，且其以黄老之术为指导思想的执政策略和惠民政策也是前无古人的。
文帝后元七年，刘恒的丧钟在未央宫中敲响了。
汉文帝遗诏
临死之前，刘恒颁布了最后一道诏书，他情感真挚地回顾了他的一生，同时安排了他死后的琐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怎样的刘恒？刘恒下葬霸陵，史家说是薄葬，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从霸陵中发现了大量珍宝，这之中的真相究竟如何？
公元前157年农历的六月初一，刘恒在未央宫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刘恒死前留下了一道遗诏，这么一个愚昧时代较为少见的好皇帝死了总会让人觉得有些惋惜。作为他的遗作，这份诏书非常有必要让后世的人了解，更何况这份诏书还很煽情。
诏书内容如下：“我听说天地万物有始有终，万物诞生之后就必然会走向死亡。死亡乃是天地间自然的事情，是世间生灵都要经历的事情，这有什么可令人悲哀的呢？”
“现在的人都贪恋活着而畏惧死亡，安葬逝者的时候总是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简直就是胡搞，是对服丧者身体的摧残，我不赞同这么做。况且我这个人无德无能，没有给百姓带来丝毫的好处。现在我这么一个无德无能的烂皇帝死了，又让无辜的吏民们来为我戴孝哭吊，大热天的让老百姓在那里为我的死而难过，不思饮食，以至于连他们自家祭祀的事情都忘记了，这就更加损坏了我的德行，我哪里对得起黎民苍生啊！”
“自打我当上皇帝以来，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君临天下二十多年了，都是仰仗着天地神灵的庇护和社稷之神的照顾，国泰民安，没有战乱。我这个人比较笨，犯了不少错误，害怕做不好让先帝蒙羞。后来在位时间长了，便更加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害怕自己越老越糊涂，临死的时候干下些缺德的事情。”
“现在回想我的一生，没干过什么太大的错事，可以安安稳稳地走了，在高祖庙中安然地接受供养。我这么一个不像样的皇帝最终都能落一个这么好的结果，这就已经够完美了，没啥值得人们悲哀的。”
“现在我命令天下的百姓，听到我去世的消息之后为我哭丧三天就够了，完了之后就立即脱掉丧服，该干啥干啥去。我死后的几天里不能禁止民间娶妻嫁女、祭祀鬼神、饮酒吃肉。应当哭祭的人都不要光着脚，身上穿戴的孝带的宽度不用超过三寸，不需要用白布包裹车架和兵器，不需要安排男女来宫殿中日夜哭喊，说实话那干号声可是真够难听的。”
“宫里面凡是应该给我哭丧的人，早晚各哭十五次就够了，不是早晚哭丧的时间禁止哭丧，本来都知道是装样子嘛，索性让大家伙儿轻松点。我下葬之后，该穿大功服给我服丧的人穿十五天就够了，该穿小功服给我服丧的人穿十四天也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些本来应该服丧三十六天的人都缩短到七天，到了时间就赶紧把孝服脱了吧。”
“另外还有很多死后要办理的丧事我在这里没有一一提及，你们都参照这上面的做法从轻从简办理吧。一定要把我的意思昭告给天下百姓。我的坟墓霸陵你们就完全按照原本山势建造就行，不要破坏当地环境。后宫的女性爵位自夫人以下直到少使，都送回家去吧，可别耽误了人家大好青春，人老珠黄就嫁不出去了，她们可以自由嫁人。”
仔细品味刘恒的诏书，刘恒首先表达了自己对他人的关怀与博爱，另外也体现了他的节俭思想。刘恒宽容地安置了自己的姬妾，这很难得。明朝时，皇帝还让自己的嫔妃殉葬；唐朝时，武则天就曾在李世民死后被安排到感业寺出了家；曹操死后他所有的姬妾都被安排到铜雀台守灵。刘恒的确是少见的开明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