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用晦如明、藏锋若虚的低调韬略 (1)
锋芒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
有成语曰“锋芒毕露”，锋芒本是刀剑的尖端，现在用它比喻显露出来的才干。
古人认为，一个人若无锋芒，那就是提不起来，所以有锋芒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适当的场合显露一下既有必要，也是应当。
然而，锋芒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一旦你过分展露自己的锋芒，就会遭到小人的忌恨，最终导致自己的失败。尤其是做大事业的人，锋芒毕露既不能达到事业成功的目的，又可能丢掉了身家性命。
唐德宗时杨炎与卢杞一度同任宰相。卢杞是一个除了逢迎拍马之外一无所长的阴险小人，而且脸上有大片的蓝色痣斑，相貌奇丑无比。而与卢杞同为宰相的杨炎，却满腹经纶，一表人才。
但是，博学多闻、精通时政、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杨炎，虽然具有宰相之能，性格却过于刚直。因此，像卢杞这样的小人，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从来都不屑与卢杞来往。
为此，卢杞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想要算计杨炎。
正好节度使梁崇义背叛朝廷，发动叛乱，德宗皇帝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前去讨伐。杨炎认为李希烈为人反复无常，坚决反对重用李希烈。
但是德宗已经下定决心，对杨炎说：“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可是，刚直的杨炎并不把德宗的不快放在眼里，还是一再表示反对用李希烈，这使本来就对他有点不满的德宗更加生气了。
不巧的是，诏命下达之后，正好赶上连日阴雨，李希烈进军迟缓，德宗又是个急性子，于是就找卢杞商量。卢杞便对德宗说：“李希烈之所以拖延徘徊，正是因为听说杨炎反对他的缘故，陛下何必为了保全杨炎的面子而影响平定叛军的大事呢?不如暂时免去杨炎宰相的职位，让李希烈放心。等到叛军平定之后，再重新起用杨炎，也没有什么大关系!”
卢杞的这番话看似为朝廷着想，而且也没有一句伤害杨炎的话，但德宗果然听信了卢杞的话，免去了杨炎的宰相之职。
就这样，一味刚直的杨炎因为不愿与小人交往而莫名其妙地丢掉了相位。
用违背道义、奉迎权势的态度来处世，固然会毁坏名气、丧失气节；但一味刚正不阿，不懂韬光养晦，最终只会祸害自己。因此，正直虽然是美好的品行，但为了更好地坚持正义和保存自己，必要的时候还是得收起锋芒，放低姿态做人。
韩世忠和岳飞、张浚都是宋高宗时的抗金名将，高宗因怕这些名将功高盖世，以后难以驯服，所以急于和大金议和。因众将抗金意志坚决，而且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大金在军事上抵御不住岳飞、韩世忠，便在外交上给宋高宗施加压力，说大宋议和没有诚意。
宋高宗听信秦桧的奸计，解除了三人的军权，任命张浚、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用职务上的升迁使三人脱离军队。
后来，秦桧因岳飞多次阻挠他与大金议和的奸计，又屡次出言攻击他，心中怨恨，便罗织罪名把岳飞逮捕入狱，害死于风波亭。
当韩世忠听到岳飞被秦桧害死的消息后，义愤填膺，当面质问秦桧，岳飞究竟所犯何罪？
秦桧无言以对，支支吾吾地说：“岳飞的儿子岳云给部将张宪写信，让张宪要求朝廷派岳飞回军中，话虽不明白，这事件莫须有。”
“莫须有”是当时的口语“也许有吧”的意思。
韩世忠大怒，厉声说道：“仅凭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人心？”遂拂袖而去。
岳飞死后，韩世忠知道自己也难容于秦桧，便请求解除枢密使的职务，秦桧便顺水推舟授他一个闲散的官职。
韩世忠赋闲之后，口不言兵，每天跨驴携酒，泛游西湖，许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名震天下的韩元帅。
韩世忠的部将旧属路过杭州时，都来拜访老帅，韩世忠一律不见，平时也不和军中大将通报消息，以免被秦桧罗织罪名。
秦桧害死岳飞后，对韩世忠也恨之入骨，恨不能把他也一并除去。然而他没想到害死岳飞的民愤会如此之大，自己也感到很害怕，又见韩世忠口不言兵，和军队断绝往来，也不再出言阻挠自己与大金议和的奸计，既无威胁也无妨碍，便放过了他。
在现代社会，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即使绝世无双，也必须学会适应环境、审时度势，万不可清高自傲，一意孤行，我行我素；而应虚怀若谷，团结别人，用自己的品行和行动，感染和凝聚志同道合的人。这样，既能有效地保护自我，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
陶朱公避祸：急流勇退，大隐隐于市
世事总有风云突变的时候。世事诡谲，风波乍起，非人所尽能预料。聪明的人会主张立身唯谨，避嫌疑，远祸端，凡事留退路，不思进，先思退。满则自损，贵则自抑，所以能独善其身。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南）。当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都来朝贺，号称霸主，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大功，官封上将军。
灭吴归来，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急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隐退。
勾践面对此请求，不由得浮想联翩，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先生若留在我身边，我将与您共分越国，倘若不遵我言，则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宦海得失、世态炎凉，自然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于是，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后，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属与奴仆，驾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范蠡自己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书，如梦初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业已备下，再不容他展翅飞翔。不久，有人乘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青红皂白，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要他去向埋入荒冢的先王试法，分明就是赐死。再看越王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一腔愤怒难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剑自刎。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听起来让人义愤填膺，道理却很简单。在和平建设时期，那些功臣怎么处理呢?留着他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造反，或是出别的麻烦，尤其是开国皇帝死了，幼子继位，就更驾驭不了那些久经沙场、素有威望又极有势力的老将了，还是杀了干净利索。
“狡兔死，走狗烹”之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卸磨杀驴。真正聪明的人懂得“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道理，功成身退，得以保全自己，范蠡、张良就是如此。
张良之所以能成为千古良辅，被谋臣推崇备至，不仅在于他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辅佐刘邦创立西汉王朝，还在于他能因时制宜，适可而止，最后，既完成了预期的事业，又在那充满悲剧的时代保存了自己。一言以蔽之，功成名就以后就应全身而退。在秦汉之际的谋臣中，他比陈平思虑深沉，比蒯彻积极务实，比范增气度宽宏。他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却未像萧何那样遭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也未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自从刘邦击败项羽，天下初定，张良便推托生病，闭门不出，隐居修炼养身之术。汉元年(公元前201年）正月，汉高祖剖符行封。因张良一直随从划策，特从优厚，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万户左右的留县。他曾说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难处”，欲从“虚诡”逃脱现实，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
的确如此，随着刘邦皇位的逐渐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世原则。在汉初翦灭异姓王侯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赞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张良堪称“功成身退”的典型。而不懂功成身退道理的，往往死得很惨，文种、韩信恰是如此。
功成身退是否一定要弃世隐居呢?其实不是如此。所谓“大隐隐于市”，功成身退并不等于在一切事业上都不能再有作为。如范蠡弃官后隐居于商业中心陶，他善于经商，竟至“三致千金”，被尊称为“陶朱公”，出入车马，与小国国君平起平坐，至今被天下商人奉为老祖宗。所以说，做人处世不可太露、太狂妄、太显自己的才能，这样会招人非议，受人诬陷，蒙受不白之冤。避免的方法就是明哲保身，凡事谦让，克己、友好地与人相处，懂得尊重别人，在人前要适度表现，不可张扬。在这方面古人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提供了教训。
表面的“不为”，是为了实实在在的“为”
日本著名科学家系川英夫在他所著的《一位开拓者的思考》一书中，讲了一段极富哲理的话：“人生的重挫酷似游客翻船，为使身体不致被水流动所产生的吸力紧紧地吸附于船底，造成窒息性死亡，就要在落水后借助坠落的劲儿蜷缩身体一沉到底，然后再顺着水流浮出水面，以求摆脱葬身鱼腹的命运。”
这里的“蜷缩身体”、“一沉到底”，看上去好像非常卑微、猥琐，一副无所作为、听天由命的样子，其实是最好的求生之道。如果不顾客观实际，落水后拼命地胡乱扑腾，那只能是事与愿违，落得个葬身鱼腹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