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的动力中，我们当前所见到听到的，照旧把“沉默”一群除外，为的是既非党团，又无表示，且决不曾要求这样那样，当事者总是如何安排调整用笔，用口，用行为的一部分主张愿望，而有种种不同计划。然而同样一名词，同样一口号，且很可能即同样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解释它，运用它时，不可免到某一点，即见出龃龉，见出扦隔，见出分歧。既各有所持，各有所恃，于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才产生出来对付当前局面。问题暂且搁下，且听下回分解，等待下去，大家自然等待下去，这件事若是某茶社请刘宝全唱大鼓书，观众中少数无理取闹说：“不成，老调子得换。”刘老板以为有损大艺术家尊严时，可以说：“这事由我，不能起哄，我有权力和责任安排节目，不能由少数观众随意点戏！”于是怒而退场停演。这很自然，因为自会习惯。既是个第一流的艺术家，应有一点对艺术尊严态度，不如此，即不成其为刘宝全。俗语虽说历史就是戏，国家事究竟和艺术不相同，大政治家也可以有大脾气，这属于“人性”，我们承认，政党中尽管有人间或不免采取不正常活动方式，这出于“现代”，我们也得承认，然而多数不声不响，沉默的一群，凡用爱国作口号的任何方面是不能不注意到的情形。他们在各种难于形容困难中挣扎，从事于各种工作，尽一个战时公民责任，眼看到这个国家近三十年的种种，寄托到这个国家内，又不能为普遍观众，无戏可看时，即抽身走路，即能走，向那里走？还不是从学校、从机关、从工厂……走回那凄凄惨惨的家庭？家中太太，儿女，都已饿倒了，他怎么办？他也可以狠心不管家，但不能不想到国，想到社会。为的是他们工作与国家社会荣枯不可分，要国家，爱社会，实并不下于任何集团政党。他识字，固然容易受宣传工作的影响，但也能就耳目接触为“事实”所吸引，换言之，能认识好坏是非。
就中为人自尊心较强，对工作信心较深的，或者换于势拘于习，即在更困难痛苦中，也必然还能守住公民的责任防线，沉默忍受。
为人不甚自重，又欲从变通中有以自见的，或尚可望在无可不可情形下，成为罗中一雀，跳跃媚悦于主人笼罩中，对年青人他还见得相当“前进”，对实力派他又像个“同志”，涉及国家弱强，则他不必分谤，有什么好处，又多少可以分润到一点剩余，如此一来，不仅无害于局面的继续，且可产生一点支持场面作用。然而还有一辈从帮会组织，社交方式，以及其他玩意儿，求得现代政治以空易空的争夺群众与立场的秘诀，因缘时会，乘时崛起的人物，他们叫喊、活动，而且随时又若都可以与极端前进或相当顽固的势力从某一点上相结合。一切现象都见出社会的分解，由分解中更容易失去拘束力或向心力……如目前情形，负责诸方面，若用意只是在对于统治下的公民容忍限度的测验，沉默的一群国人自不足着急，因为的的确确，容忍的尚能容忍，腐败堕落的也在加紧腐败堕落，还不到那个最大限度。不过一个私人债务可以延宕，一个国家的问题，却无从支吾逃避。说句公平话，中国广大土地勤俭人民实无负于国家，而近来其所以有问题，实由于负责者有些方面能力不大充足，而又减少勇气，国家待处理的问题，得重新好好处理。假若注意点仅仅从“负隅自固”方面引起了烦恼，可以用各种方法自解。假若注意点是社会广泛普遍的沉默，从上级公务员到一个普通兵士，从第一流优秀专家，到一个单纯农民，看到他们在沉默中的忍受与挣扎，以及共同的愿望，多少会引起一点悲悯引起一点爱。会学得如此土地，如此人民，忧患所自来，不能不说是近三十年私与愚所占分量过重。且不能不说，这个习气弱点是得由有些方面坦白承认，才能用一个新的作风来代替的。
一个伟大政治家之所以伟大，也即在善用这点悲悯与爱，如何图与民更始。以上虽属于个人私见，恐亦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家和多数正直公民的意见。
§§§第8节应声虫
（多少人放弃头脑不用，凡事只是人云亦云，为的是可谋衣食！）
范正敏《遁斋闲览》，有一条记应声虫，认为是一种传染性的怪病。医药故事，即尝引用到它。
余友刘伯時，尝见淮西士人杨勔，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
有道士见之，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
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草本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余始未以为信，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之者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
这个记载也许有点儿讽刺意味，反映新法党争激烈时，使多少人放弃头脑不用，凡事只是人云亦云，为的是可谋衣食！应声虫自然是一种抽象生物，不至于为昆虫学者收入昆虫谱的。但到近年来，社会各方面却似乎有不少人已害了这种病。尤其是知识分子，一得这种病后，不仅容易传染及妻儿子女，且能延及过往亲朋，同事，师友。害病的特征为头脑硬化，情感凝固。凡事不论大小，都不大思索，不用理智判断是非。而习于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对任何强有力者都特别恭顺敬畏，不触忌讳。此种唯诺依违，且若寄托一种高尚理想。雷丸是否能治这种病，还没有人试验过。不过可以猜想而知的，即雷丸或其他药物，纵对于这种时代流行传染病能防止，能治疗，患病者却未必乐意受治疗。事正相反，说不定还希望其有更大传染性，能作迅速而普遍传染，由家人，亲友，慢慢扩大，至于那个多数，便于从多数发生所谓政治影响。患病的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年过四十，受过高等教育学有专长，透熟人情世故，带点虚伪做作情形害下去的。一种是年在二十左右，性情单纯热忱，在心理上属于青春期年龄，结合了求偶情绪与宗教迷信，本来应当十分激进，但因传染此病，而萎靡不振，因之缠绵下去的。二十岁左右受此传染病的又可分两种，一种待找出路分子，一为小有产者子弟。传染最厉害的还是找出路分子。对强权特别拥护崇拜，对财富尤所倾心，传染者既多，且于不知不觉间便形成一种特殊势力，影响到各方面，尤其是有助于巧取豪夺强权的扩大，以及腐败发霉社会的继续。更直接的自然还是影响其本人社会地位以及日常生活。用之于人，虽未必有牛黄马宝治疗之效果，但亦可以使许多人逐渐四平八稳，少年老成，麻木低能，凡神经兴奋之行为决不参加，凡增加纷乱之事决不介入。然或有好事者说，“这是应声虫作怪，得治疗，不治将作普遍传染，使社会上中层分子有集团头脑硬化现象，对国家民族十分危险”。患病的或有知，或无知，必一例觉得这人好事可恶，且别有用心。尤其是如涉及四十岁以上的病状，以为近于虚伪顽固懦弱自私，二十岁左右将有成为工具可能时，必特别不愉快。这有原因。只因为贫而无他技者，能听这种病延续下去，所有好处即比千年前还多。如劝他想法治疗，等于破他的财门。
至于富而无他技者，即正可因之巩固已有权势，或增加左右时局地位，满足更大欲望。然尤其有意义，有作用，或尚为不贫不富那个知识阶级，若知所以附会于这病状中，在写社论作公开演讲，表明放弃头脑阿谀势力为人类新道德时，实有不可思议之好处。
元冁然子作《拊掌录》，记欧阳修与人行酒令，大有意思。
欧阳公与人行酒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以上”罪者。一人曰：“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一人曰：“持刀逼寡妇，下海劫人船。”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讶而问之。公曰：“此时‘徒以上’罪亦作了。”
充军虽已成一古典名词，只在旧戏文小说中间或还可见到。
至于徒以上罪，则至今似尚好好保留，随时可以使用。事在今日，若有人行这个酒令时，实不必如何苦思，只要口中轻轻地说：“人云亦云，是应声虫”，即可罪名成立。因到处都有应声虫，话语顺风吹去，自然即有人觉得是刺中了他。这种人高一级的大多是四十五十而无闻，治学问弄事业一无特别成就，静极思动，忽然若有所悟，向虚空随手一捞，捉住一应声虫咽入腹中，于是从伙儿伴儿中，作点不花本钱的买卖，大之即可在此脆弱社会中，取得信托与尊重，忽俨然成为社会中要人，或某要人新嚣重的分子。
小之亦可从而润点小油水，比如说，……事实虽如此如彼，却千万说不得，偶尔提及，即不免触犯忌讳。古人说“察渊鱼者不祥”，从这句话使人想起二千年前哲人警告的意味深长。“莫踬于山，而踬于垤”，世界上固尝有愚人所作的小小狡狯，有时会使巨人摔一跤，且即从此不再爬起的。而愚人之行为，通常即反映患应声虫者之病入膏肓，事极显明。
又《拊掌录》记海贼郑广作诗事云：
闽地越海贼曰郑广，后就降补官，同官强之作诗。
广曰：“不同文官与武官，文官武官总一般。众官是做官了做贼，郑广是做贼了做官。”
正和绰号“细腰宫院子”的庄季裕所著《鸡肋编》说的绍兴建炎时事相互映照。当时人云：“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语气虽鄙俚下文，不仅是当时现实主义者动人的警句，且超越历史，简直有点永久性。用作抗战后方某一些为富不仁的人物，胜利后来收复区办接收的人物，以及戴罪立功的某种人物，岂不是恰恰好烧饼歌，不必注解也明明白白？
至于在陪都，或首都卖酒醋的，虽不闻发大财，但在某院长时代，穿老棉鞋棉袄坐庄号卖酒醋的同乡，入国家银行的实已不少。更有意义的，或者还应数一些读“子曰”的仲尼弟子，平时道貌俨然，常用“仲尼不死颜回复生”方式于师生间此唱彼和，随时随地作传道统非我其谁的宣示。时移世易，即暂时放下东方圣人不语怪力乱神之旨，将西方活佛一套秘法魔术，拿来使用，先于夫妇友朋间宣扬赞叹，旋即公开为人画符念咒，看鬼驱魔，且不妨定下规章，酌量收取法施，增加银行存款。有江充马道婆行巫蛊之利，而无造谣惑众灭门焚身之忧。较之卖酒醋少用本钱，杀人放火少担恐惧，亦可谓深明“易”道矣，这种知识阶级和应声虫关系不多，和磕头虫却有点渊源。因红衣大法师所有秘法，必由磕头万千而传也。如有人眼见昆明方面大学教授男女留学生向西藏法师磕头情况，必对“人生”和“教育”引起一极离奇的感印。
历史循环虽若莫须有，历史复演则在一个历史过于绵长的国家，似乎无从避免。无怪乎饱读旧事的吴稚老，总说旧书读不得。
其意当不在担心有人迷醉于章句间，食古不化，不知现在为何事。
或许倒是恐怕有些人太明白现实；将诸子纵横之术，与巫蛊魅惑之方，同冶一炉时，这个国家明日实不大好办！
§§§第9节政治与文学
（我还是我，原来无从属单人独马用这支笔来写点小说，从学习讨经验，求有以自见，现在还是如此。）
（一）法西斯老板慕索里尼被民众捉住时，对那个围困他的一群意大利人民说：“你放了我，拥护我，我保可以给你们一个崭新的罗马帝国。”话说得很动人，但是大家不相信，他就完了。若相信，他就可以在拥戴中重新爬起。至于那个大帝国，过三年五载能不能实现，那另是一问题。到时他可以说因如此如彼不能实现，照例有话可说。并且事实上也不会有人会去追问这个预言的兑现。
这是政治。政治艺术就在这点上，权变第一。世界历史上就有许多政治家伟人，在大群人民中或较小一群的议员中，用各种预约得到个人成功，无害其为伟大。罗斯福和共和党要人竞选总统时，史塔林和人竞争党书记时，都不免要有那么一手。现代社会不仅容许一个政治家对本国人如此说点谎话，若对于另一国家时，似乎还容许说更多的谎话！纵横捭阖之术，是一个政治家的本钱，这是作者写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前后的几篇未完稿。其中第一篇篇名“政治与文学”和分段标题“（一）”是原稿所有，并用“向辑二”署名。其余几篇原稿无标题，且未署名。录自《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第十四卷。
也是一个外交家的本钱。
可是说这个话的若是一个作家，比如说，下巴颏生有长长的胡子那一位托尔斯泰吧，在沙皇向人民宣称德惠，大家都信以为真时，他却向俄罗斯人说：“列位，拥护我，爱我，投我一票，信托，跟我走，我明年写一部《战争与和平》给你们。”大家却会考虑一会儿，不大相信。也许会有人那么说：“托尔斯泰伯爵，你最好还是先写出来，我们再拥护吧。”万一时间已到了二十世纪，俄国政治社会组织已变了，说话的是高尔基，人民客气一点，也许会说：“高尔基先生，我很相信你的话，要写可一定要有你上次出版的那本好！”相信也是有条件的，他曾经写过几本书，取得人民信托得到成功。这事到中国也怕差不多。因为这是文学。
文学家不能空口说谎，任何伟大文学家，卖了预约的书必得到时出版。而读者又还有权利和自由来批评这个作品好坏，批评得好不好，意见不受作者拘束。一个政治家受无理攻击，他会起诉，会压迫出版者关门歇业，会派军警将人捉去杀头。一个作家呢，他只笑笑，因为一个人的演说，或一千个人的呐喊鼓噪，可以推翻尼罗王的政权，或一个帝国，可不闻有一篇批评或一堆不可靠文坛消息把托尔斯泰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