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东厂是侦缉衙门，得奉旨会审大狱东厂是明代司礼监直属的侦缉衙门。永乐七年（１４０９）“始令中官刺事”。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始设东厂”《明史·职官志》曰：“提督东厂，掌印太监一1，掌班、领班、司房无定1。贴刑二1，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
东厂最高长官为掌印太监，全称为“钦差提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又尊称为“督主”或“厂公”。提督东厂的掌印太监之下，设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1。档头百余名，番子千余名。《明史·刑法志》则曰：“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其属称之曰宗主，而督东厂者曰督主。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锦衣）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锦衣）卫，最轻黠狷巧者乃拨充之。役长曰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褶，系小绦，白皮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
东厂于司法审判上亦有其职权，除侦查阶段不论外，东厂于审判阶段有：１移送拟罪，２监视审讯，３奉旨会审大狱等权力。东厂移送京师案件至刑部或都察院时，二法司畏东厂，不敢更易案情或罪名，常依东厂侦讯所得，定拟罪名。
十锦衣卫亦系侦缉衙门，常与三法司共同审理案件，其司法审判权与三法司相当锦衣卫是与东厂齐名的侦缉衙门，“东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明史·刑法志》曰：“（锦衣）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6甚。”东厂与锦衣卫恒相勾结，狼狈为奸。
锦衣卫为上二十六卫之一，属于亲军卫，亲军诸卫职司“分掌宿卫”。但锦衣卫与他卫不同，职掌有异，地位亦特别重要。《明史·职官志》曰：“锦衣卫主巡察、缉捕、理诏狱，以都督、都指挥领之，盖特异于诸卫焉。”锦衣卫原系军事机关，但因皇帝之信任，职掌扩大至司法审判。
《大明会典》曰：“洪武十五年，设镇抚司。……其北镇抚司，本添设，专理诏狱。”“锦衣卫狱”（或简称锦衣狱）实即“北镇抚司狱”（或简称镇抚司狱），亦即世所称“诏狱”。皇帝将职官交付审判前，常先将职官“下诏狱”。
北镇抚司隶属于锦衣卫，就体制上言，北镇抚司应由锦衣卫指挥使监督，镇抚应听命于卫指挥使，实则不然。
明代成化以后，北镇抚司独立性及权力愈来愈大。《明史·刑法志》即曰：“（成化）十四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毋庸白本卫。即卫所行下者，亦径自上请可否，卫使毋得与闻。故镇抚职卑而其权日重。”
明代法定的审判机关是三法司。依体制言，锦衣卫审讯之后，须送三法司拟罪。但实际上，锦衣卫权力极大，三法司的拟罪权被直接或间接的侵夺。直接的侵夺是由皇帝直接授权锦衣卫拟罪，不交由三法司拟罪。间接的侵夺是由锦衣卫移送法司拟罪时附以参语（拟罪意见），三法司畏其权势，不敢变更平反，锦衣卫等于有了准拟罪权。锦衣卫有拟罪权及准拟罪权，实系司法审判机关。
（第二节）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的缺失与弊病
明太祖建立大明帝国后，期望恢复唐宋旧制，建立一套可大可久的典章制度（包括司法审判制度），为大明帝国奠定千秋万世的基业。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废宰相，政归六部，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洪武二十六年，颁行《诸司职掌》，详细规定了三法司的职掌分工，初步建立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洪武三十年，颁行《大明律》。
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大明会典》纂成。正德四年（１５０９）颁行。《大明会典》，系依《诸司职掌》一书发展而成，以六部职官为纲，分述各衙门的职掌及历年事例。在三法司的条目下，明确规定三法司的组织及职掌，完整建立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
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之建立，是以《诸司职掌》、《大明律》、《问刑条例》及《大明会典》等典制的规定为基础的，体系完备，规模宏大。但这一套中央司法审判制度有其缺失，亦有其弊病。兹分述如下：
一皇帝独揽国家大权（含司法审判权），得最终裁决司法案件明太祖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废丞相，政归六部。一切国家政务，皇帝亲自裁决，大权独揽，明代皇帝的权力达于有史以来的巅峰。帝权与相权相互制衡的机制完全丧失，帝权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司法审判上，皇帝容易滥用其有关司法审判的权力。
明代的皇帝在司法审判上有着巨大的权力，无论在侦查、审判及执行中，皇帝的裁决是具有决定性的。以京师案件而言，在侦查阶段，皇帝可以命锦衣卫或东厂拘拿、逮捕、缉捕、监禁及审讯（即今之侦讯）人犯。在审判阶段，皇帝得将案件发交刑部或都察院初审，再发交大理寺复审。正德以后，遇有情节重大案件，皇帝发交刑部案件审理完结后，刑部得迳题皇帝裁决。又遇有特殊案件时，皇帝得不经内阁票拟，迳以内批或中旨裁决。
又即使对一般京师案件，刑部或都察院初审完结，大理寺复审完结后，皇帝得为：１依刑部定拟判决之裁决，２命法司再拟或再问之裁决，３命多官会审之裁决，４另为处置之裁决。其中另为处置之裁决，又可分为：１加重其刑之裁决，２减轻其刑之裁决，３赦免之裁决等。在执行阶段，皇帝亦得赦免或减轻其刑，不受案件已经皇帝裁决定案之拘束。依明代典制，皇帝是全国至高无上的、唯一的最高大法官。
在司法审判上，明代皇帝最可议者为其拥有“请旨发落”及“拟罪来说”两项权力。《大明会典》定曰：“凡律内该载请旨发落者，本寺具本开写犯由罪名奏闻，取自上裁。”换言之，人犯是否处刑及刑度为何，均须奏闻，由皇帝裁决。又《大明会典》载：“（弘治）十三年议准，两法司囚犯，若奉特指令……拟罪来说者，具本发本寺审允，奏请发落。”换言之，人犯未审讯前，皇帝即可令法司拟罪，这项规定是“未审先判”，是违反基本法理的。这项规定，清代废弃不用。
二刑部为三法司之首，部权特重，缺失亦多刑部不但是中央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之一，也是京师的地方司法审判机关。就直隶及各省案件而言，刑部职司第一次复核，大理寺职司第二次复核。就京师案件而言，刑部职司初审，大理寺职司复审。唐代京师案件，大理寺是初审机关，刑部是复审机关。宋代元丰改制后，大理寺与刑部之分工，大致与唐代相同。明代变更唐宋旧制，京师案件由刑部初审，大理寺复审。表面看来，刑部审级较低（第一审），大理寺审级较高（第二审），但在实际运作上，刑部的司法审判权始终大于大理寺。
刑部系京师案件之初审机关，在司法审判上，主要有下列缺失：
（一）审理期限问题《大明令》虽规定：“凡内外衙门公事，小事伍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并要限内结绝。”但实际上，刑部官1审理案件难以办到，常有一、二年未能结案者，人犯淹禁问题愈形严重，以致后来必须实施审录及五年大审来清理刑狱。明代官1虽屡次建言依限结绝案件，但均无效果。嘉靖年间，大理寺卿刘玉建言，法司问事，“大事限二十日，中事十日，小事限五日。”但刑部官1亦难办到。
（二）结案权限问题明代州县案件，笞杖罪以下，州县官即可结案执行。至京师案件则不然，笞杖罪案件，刑部初审完结后，须送大理寺复审，再奏闻皇帝裁决。换言之，即使是笞杖轻罪案件，刑部尚书亦无权结案执行，其权力反不如州县官。
这项不合理的规定一直沿用至明末。
（三）司法审判权扩张问题明代采行“平行的两组司法审判系统”，刑部及大理寺为一组，都察院及大理寺为另一组。正德以后，皇帝发交都察院及大理寺这一组的案件逐渐减少。反之，皇帝发交刑部及大理寺这一组的案件逐渐增加，刑部的司法审判权渐次扩张。此外，正德初年以后，遇有情节重大案件，皇帝令“送刑部拟罪”者，即由刑部直接具题，奏闻皇帝裁决，不必经由大理寺复审。上述情况，对于“平行的两组司法审判系统”有所侵害。
三都察院兼理刑名，与刑部合称二法司，缺失亦多都察院系监察机关，亦系兼理刑名的司法审判机关。依《诸司职掌》所定，都察院及大理寺所组成的一组司法审判系统，是与刑部及大理寺所组成的一组司法审判系统并驾齐驱的，两组的重要性无分轩轾。就京师案件而言，都察院是初审机关，与刑部相同。刑部审理京师案件所发生的缺失，都察院大部分亦有之，如审理期限问题及结案权限问题。
与刑部不同的是，都察院有司法审判权缩小的问题。《诸司职掌》载：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鼓下或通政司发下告人，连状到院，……本院奏闻提取。”换言之，都察院审理的案件以登闻鼓案件及皇帝交审之通政司奏闻案件。登闻鼓案件由都察院初审，应属无可更易。但通政司奏闻皇帝之案件，皇帝是否交审于都察院，则皇帝尚有裁量之权。此外，正统以后，六科十三道等官劾奏职官案件，皇帝或交都察院初审，或交刑部初审，并无一定。
据笔者考察，洪武至宣德年间，皇帝发交都察院初审的案件颇多，发交之案件以职官案件为主。都察院除职司纠察职官外，亦常奉旨审理职官案件。正统至弘治年间，皇帝发交都察院初审的案件亦不在少数。正德以后，则逐渐减少。此外，京师情节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逐渐形成制度。三法司会审时，由刑部主审，都察院及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权均逐渐缩小。上述情况，亦对于“平行的两组司法审判系统”有所侵害。
四大理寺职司驳正及平反冤狱，但刑部及都察院对大理寺的职掌并不尊重及配合，明代中期以后，大理寺的部分重要职掌几成具文元代不设大理寺，达九十年。宋代大理寺运作方式，明初君臣似乎所知有限。明太祖建国之初，拟恢复唐宋旧制，吴元年（１３６７）即设大理司，洪武元年（１３６８）革。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复置大理寺，洪武二十九年（１３９６）又罢。
建文初复置，永乐初仍置大理寺。对于大理寺的存废及其职掌与定位，明太祖似乎是犹疑不定的。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明太祖颁行《诸司职掌》，大理寺的职掌与定位得以初步确定。大理寺的运作方式是明初君臣的创制。
洪武二十九年，大理寺第二次被罢革，因此，《诸司职掌》所定典制未能继续施行。后至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诸司职掌》所定典制才恢复施行。依《诸司职掌》所定，大理寺之职掌主要有三：１驳正，２参驳，３番异调问，４各衙门堂上官2审。除驳正一项，大理寺尚可正常执行外，其余三项职掌多已无法执行，几乎成为具文。兹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