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自身造血能力
要了解川陕苏区经济发展就必须要认识郑义斋。郑义斋原名邓少文，河南许昌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做秘密交通。1930年，为开展工作，邓少文改名郑义斋，在上海开办了义斋钱庄。1932年，郑义斋离开上海，受命前往鄂豫皖苏区工作。在鄂豫皖苏区，郑义斋身兼数职，既任苏维埃政府财委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又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还兼任兵工厂和造币厂厂长。红四方面军千里转战来到川陕，从部队的后勤给养到后勤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全苏区的经济发展全都靠他统筹规划、运筹帷幄，和在鄂豫皖苏区一样，郑义斋成为名副其实的川陕苏区“大管家”。
郑义斋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部队入川后，一万多人每天的吃饭是首要问题，一天少说要消耗一两万斤粮食，随着部队的扩大，每天的粮食消耗不断上升。各部队首长一见面就冲着他要粮食。郑义斋为了粮食问题焦头烂额，到处奔波调查研究，寻找办法。他很快发现一个问题：以往部队每打下一处地方，总是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就地分给穷苦百姓，自己随身携带的粮食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天。部队行军作战流动性大，不可能背着粮食行军打仗，都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这就给后勤部门的粮食供应造成极大的困难。建立苏区后，部队的活动范围都在面积不大的苏区里，部队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规律，只要在各地建立一批粮站，就能有效缓解部队粮食供应问题。通、南、巴是山区，这里水田少，旱地多，土地都在地主土豪手里，每年的粮食收成绝大部分都以收租的方式集中到地主土豪家里，穷人则一无所有。为了度日，老乡们在房前屋后、岩壁陡坡等不能种植粮食的犄角旮旯种一点红苕、土豆，荒年时就不至于饿死。现在，把地主土豪的粮食全都分给当地百姓，他们也是收藏在家里，到时部队无粮还要向老乡买。郑义斋向总部提出：打土豪破仓分粮时，只给最穷的人家分一部分粮食，大部分粮食集中起来，由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立多个粮站和转运站，站与站之间距离不要太长，同时在各基层苏维埃组织一支运输力量，保证部队无论在哪里集中作战，都有饭吃。这样部队也不会与民争食，同时，也使闯入苏区的敌人得不到粮食而处于困境。他的建议很快得到实行。在他的指导下，总经理部建立了总站、分站和供应点的粮食供应体系。红四方面军数万部队在川陕两年多的时间，几乎无日不战，但依托各级苏维埃政权设在苏区各地的粮站体系和运输队基本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即便是像反“六路围攻”这样持续十个月的大仗，部队也维持了基本粮食供应。郑义斋的粮站供应体系为战斗胜利和部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解决粮食困难，根子还在生产。长年的战乱，导致川北很多地方田地荒芜，有些地方，地里不种粮食种大烟。郑义斋建议，人人动手，开荒种粮，屋前屋后，种瓜种豆，解决粮荒。徐向前、陈昌浩非常重视郑义斋的建议，指示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协助政府开荒种田，毁烟种粮。川陕省委也专门下达指示，号召“多种粮、多种蔬菜、多喂牲畜”，经过一年努力，到1934年，全苏区的粮食生产有了明显的发展，部队粮食供应困难的局面得到缓解。
红军入川后，食盐曾一度是一个严重问题。仪南战役后，红军占领了部分盐场，有的盐场主逃跑时，将盐井破坏。得到消息，郑义斋立即带人赶赴盐场，组织恢复生产，同时动员地方苏维埃组织运输队，将大量存盐运往后方，既供军食，又作向群众换粮、换布之用。关于盐，郑义斋和徐向前之间还有一段故事。
郑义斋与徐向前是老战友了，两人关系很好，有一次，郑义斋在徐向前处商量工作，到了饭点，徐向前留郑义斋吃饭。两盘青菜，一碗米饭，几个蒸土豆。郑义斋吃了一口菜，淡而无味。他心里“咯噔”一下。苏区缺盐，红军缺盐，现在总指挥的盘子里也是淡而无盐，作为总后勤部长，他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三天后，郑义斋设在敌占区的地下交通站送来了一批盐。郑义斋如同见到黄金一样，捧起这珍贵的盐反复掂量。他拟订了详细的分配方案，然后专门交代，给他留下一小包，约有半斤。他派警卫员立刻给徐向前送去。过一会儿警卫员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包盐，还附有徐向前的一封信，信上写着：“义斋同志，谢谢你的好意，我这里已经有了卤盐水，盐巴还是留着你自己用吧。”
看着徐向前的信，郑义斋心里一阵难过。想了一会，他再让警卫员将盐送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医院院长周光坦从警卫员那里知道这包盐的来历后，感慨万千，将这件事告诉了伤员们，伤员们深受感动，一些较轻的伤病员当场就要求出院返回部队，经检查，共批准了十六名伤员返回部队。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成为川陕苏区的美谈。
夺取政权靠军队，建设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要改善苏区财政收入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就必须要开展经济建设，增强经济活力。为发展经济，满足苏区军民日常需要，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川陕省苏维埃成立财经委员会，郑义斋任主任，财经委下设建设局，领导各地开办各类工厂。作为
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和苏区财经委员会主席，郑义斋对红四方面军后勤建设和苏区经济发展全面规划，具体落实。
红军入川前，川北经济凋敝，根本没有工业，可称得上工业的只有几家军阀、资本家自办的小型兵工厂，民间的所谓工业只有一点制作小型农具、酒、火纸、土布及榨油等的小作坊。在郑义斋的筹划下，首先创办的是各级军需工厂。
郑义斋将军工企业分为方面军、军、师三级军械修理厂、所，军、师修械所负责修理枪和毛病较小的机关枪、炮，军、师修械所修不了的，均送方面军总经理部修械厂修理。军械修理最缺的是技工，郑义斋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要想方设法寻找当地的技术工人，把他们请来安排在军、师修械所和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自从达县缴获了刘存厚的军工厂和造币厂后，郑义斋高兴得不得了，与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一起连夜赶往达县，亲自组织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搬运。机器是要人来操纵的，有了机器，更重要的是要操纵机器的技师，机器可以搬走，要搬动技师就需要做耐心的工作了。郑义斋同达县党组织一起，向兵工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参加革命队伍，为红军制造枪弹。最终，连厂长何阳洲在内的几乎全部原来的军工人员都进入了根据地，壮大了苏区军事工业队伍。在郑义斋的亲自领导下，红军很快在通江苦草坝、得汉城，苍溪县文昌场等地建立了红军军工厂、修械厂、纺织厂、被服厂、子弹厂、炸弹厂、造币厂、火药厂、斗笠厂、造船厂等，苏区的军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将鄂豫皖根据地迁过来的军工厂，设于通江城附近的苟家湾，工厂有工人一百余人，主要修配枪械、装配弹药，成为根据地军工生产的基础。宣达战役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后，红四方面军军工厂扩大到一千余人，各种机床一百三十八台，厂房分布于苟家湾南北长四里、东西宽三里的十余座民房内。1934年3月反“六路围攻”收紧阵地，苟家湾兵工厂迁苦草坝锣坪，建成红军锣坪军工厂。厂房占地面积二十四万平方米，共有房屋八十间。工厂由原刘存厚军工厂厂长何阳洲任厂长，负责技术指导。全厂分设兵器制造厂、子弹厂、炸弹厂、制药厂及一枪房、二枪房、三枪房等生产部门。自反“六路围攻”到撤离川陕苏区的一年多时间，该厂克服种种困难，共翻造子弹、制造手榴弹一百多万发（枚），修理机枪两百余挺、迫击炮两百余门，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此外，还有各类中小型的兵器制造厂如长赤禹王宫兵器厂、巴中（清江）综合工厂、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械修理厂、红九军随军兵工修配厂、江口红军斗篷厂、军械修理所、南江县造枪厂、石庙子兵器厂、正直兵器厂、陈家湾兵器厂、文昌宫铁工厂、粉市梁铁工厂和乐台寺铁工厂。就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多的上百人、少的只有十几人的各家小工厂，工人师傅们挥汗如雨，日夜不停，为红军战士打造了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刀、长矛，基本保证了红军部分枪支弹药和全部冷兵器的供应。
除吃饭、兵器外，穿衣是部队面临的第三大问题。入川之初，部队千里转战，一路又无补充，军装破烂不堪，入川时又是隆冬，数万部队的军装成为一大问题。郑义斋认为，仅靠总经理部一家被装厂，生产、运输都成问题，他将方面军被服厂拆分到各军、师经理处，成立被服分厂，按照相同的规格组织生产，各军、师共同参与军用被服的生产，也减少长途运输的困难。进入川陕后，红军队伍迅速扩大，服装供应问题再次尖锐起来，很多军、师长找到郑义斋：扩大红军要有军装，没有军装，人家不愿意来。你给我多少套军装，我就能扩大多少红军。徐向前、陈昌浩也专门过问军用被服供应问题。郑义斋几管齐下，他将总经理部被服厂拆分成三个工厂，统一筹划，分工制作冬夏军服，保障部队的供给；为解决布匹来源，组织总经理部在全苏区设站收购土布，同时派人向苏区边沿地区商贩采购布匹。经过努力，全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统一供给。军需被服企业主要有如下几家：
1933年1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城郊南岭、蹇家山建立了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全厂有男女工三百余人，但只有两台缝纫机，绝大部分军装靠手工缝制。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将缴获军阀刘存厚大量机器设备和军需物资运回通江，红军被服总厂的男工厂扩大到三百余人，编为一个连，缝纫机增加到八十多台，日生产军装六百五十套；女工厂扩编为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后为杨文局），政委王泽南，下设三个连约五百名女战士，其中一、二连驻通江生产，三连驻巴中恩阳河被服厂生产，主要生产军服、八角军帽、军鞋、挂包、子弹袋、绑腿带等。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期间，被服总厂曾转移到通江苦草坝、得汉城、瓦室铺等地坚持生产。1934年12月随军西撤参加长征。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纺织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初期只有几台织布机。1933年10月宣达战役胜利后，将缴获刘存厚部的织布机全部充实到该厂，织布机增加到四十七台，工人一百余人。该厂生产窄幅和宽幅两种布匹，供被服厂做军衣用。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染整厂建于通江苦草坝，工人一百余名，主要任务是漂染收购来的和纺织厂生产的粗布（土布）和细布（洋布），送到被服厂做军服和造币厂印制布币。
1933年7月，总经理部在通江县蹇家山建立弹花厂，有弹花工三百多名，工厂编成营级单位，下设连、排，弹出的棉花主要交被服厂缝制被子和棉衣。1933年春，总经理部在通江苦草坝建立斗笠厂，1934年初迁通江碧溪场，与总经理部碧溪织布厂和铁工厂合并，编为三个连，每连一百五十余人。两年多时间编斗笠两万多顶。1933年3月，在通江城外南岭建立皮件厂，工人七十余人，主要生产子弹袋、手枪套、枪背带、马辔头、马刀鞘、文件包、皮鞋等。
川陕的军需工业为保障部队军需供给，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军事工业外，民用工业也有了恢复性的发展。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在《红五月工作决议》中号召：“各处开办各种手工业工厂，特别要发展对红军和工农群众日常需要的物品的生产。”
红军总经理部、保卫局配合各县经济公社，在通江钢溪河、南江大黑滩等地，建立了钢铁厂和煤厂。当时规模最大的通江钢溪河铁厂有八个分厂，两千多名工人，两年时间生产铁近两百万斤。南部的盐场，江口的水烟和酒，旺苍的煤矿，通江、南江、万源的煤铁厂、锅厂，以及散布在整个苏区的纺织厂、造纸厂、木工厂、草鞋厂、缝纫社、篾工厂、织布厂等小型工厂，工人总数近万人。川陕苏维埃政府在《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中明确规定：“奖励开办各种工厂与企业，欢迎自由投资，苏区、白区各种资本可以自由经营。在严守苏维埃法令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商店、工厂自由营业，而且加以保护，利用他们来供给苏区的需要和发展苏区的生产。”
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虽然苏区战火连天，但私营工业和销售工业逐渐恢复和发展。除了工业企业外，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也逐渐起步。
通江、南江、巴中、江口等地崇山峻岭，交通十分闭塞，县、区、乡之间只有羊肠小道相通，运输全靠人力。境内几条主要河流只可行一吨左右的木船，且滩多水急，险象丛生，一遇枯水，只得停开数月。这种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给红军的行动、经济发展、物资交流运输带来了严重困难。川陕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即动员群众配合红军，进行必要的交通建设。在统一规划下，修建了巴中至南江、巴中至通江、巴中至江口、巴中至阆南的四大交通干线，方便了苏区内外物资运输的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