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从鄂豫皖到川陕，部队千里转战，每次战斗中都会出现伤病员，由于部队要行军打仗，又没有根据地，往往不得不忍痛将一些重伤员留在地方，这些伤病员总是成为敌人残酷报复的牺牲品，以至于有些战士说，宁可牺牲，不愿负伤。牺牲后就再没有痛苦，负伤后往往还要承受更多的磨难。在战事不断的情况下，如何救治伤员成为部队建设发展的大事。入川后，形势相对稳定，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红十师医院为基础，从十一师、七十三师医院各抽调一部分医务人员，在泥溪场成立西北军委总医院，又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时的总医院规模很小，医护人员只有三十余人。
1933年元月，总医院迁驻毛浴镇，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总医院规模较小，医生、护士缺乏，医药设备缺乏，病房分布于瓦室铺、九浴溪、雷家河、圆池河一带，收治伤病员一千四百多人，治疗条件十分恶劣。1933年3月，田颂尧向新创立的苏区发动“三路围攻”。为了诱敌深入，红四方面军总部撤出通江城，总医院也由毛浴镇迁回到泥溪竹子坎。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发起空山坝反击战。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员骤增，为了就近治疗，总医院奉命从泥溪场迁往檬坝的长坡。在长坡时，总医院共有中西医生十四名、医疗看护人员三十名左右。就是这样的条件和规模，总医院仍然收治伤病员一千五百名。同年7月，随着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总医院又奉命迁往民胜镇的鹦哥嘴。由于伤病员的增加，医院规模也随之扩大，伤病员数量剧增，但医院规模、医疗条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西北军委决定，调川陕省委书记周光坦出任总医院院长兼政委。
1933年夏，张琴秋由川陕省红江县委书记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事实上成为总医院的具体事务负责人。张琴秋文武双全，具有极高的政治修养和领导天赋，张琴秋、周光坦以及苏井观等总医院的主要领导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苦开拓，把总医院和川陕苏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鹦哥嘴停留了半年左右，1933年底，刘湘发起“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收紧阵地，步步后撤。总医院全是伤员和医护人员，必须要一处交通便利，又安全可靠的环境。经选择，1934年2月，总医院转移到沙溪的王坪。
王坪是川陕根据地的大后方。地处大巴山腹地，东接川北门户竹峪关，南与通江相连，西抵军事重镇得汉城，北面直抵巴山腹地简池坝。这里四面群山耸峙，到处沟渠交错，总医院中心地带背靠巍巍高耸的大城寨，脚下是潺潺流过的沙溪河，两边是直插云天的绝壁，整个地势犹如一把大靠椅，总医院所在的王坪方圆十多里地形相对平坦，周围土地肥沃，稻田环绕，漫山遍野，竹木成荫，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风景优美，气候温和，宜于养伤和治病，是设立野战医院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在这里，总医院得到长足的发展，全盛时期有四千多人，其中中西医医务人员达一千多人。
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直属单位，其编制相当于军级。当时，由于川陕苏区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总医院既要领导全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又要兼管全军医疗机构的行政事务，同时还兼具培养战地医卫人才和医药研发的功能，实际上是一个集医、政、军、教、研于一体，中西医并重的机构。
总医院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三大部门，辖七所分院、五所军医院、十五所师医院和四十四所团卫生所，是我军当时规模最大、机构最健全、功能最完善的后方医院。
政治部主管总医院系统的一切行政事务，内设组织科、宣传科和保卫科。首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张琴秋调到妇女独立团后，徐立清接任政治部主任。最初，政治部设在大路边的一所地主大院里，后为安全起见，搬到位置僻静、绿树环抱的山坳里。组织科负责全院的人事和党团员的管理工作。
宣传科是全院最为活跃的科室，负责全院的宣传、文化和教育工作，还设有列宁学校、俱乐部和版报组、歌咏组。列宁学校负责招收看护兵、护士和一定数量的伤病员，学习的教材是总政治部编的《新战士读本》和《红色战士丛书》。俱乐部是当时的文化场所，也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俱乐部制作了秋千、木马、沙坑等体育运动器材，供轻伤员们锻炼身体。
俱乐部还有一个五十多名演员的新剧团，这是张琴秋的点子。剧团有一支小乐队，二胡、笛子、手风琴是乐队的主要乐器。张琴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才生，她政治坚定，头脑冷静，能歌善舞，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和艺术素养。担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后，张琴秋将这些为革命流血负伤的伤病员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致，体贴入微，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治疗伤病，除了药物外，还有精神疗法。看到伤病员们整天在伤病的折磨中，情绪不高，为了调动伤员自我恢复能力，张琴秋广泛寻找有文艺天赋的战士，将他们组织起来，为伤病员们表演节目。张琴秋有时自己也亲自参加演出。好几次她到病房去视察，听说张主任来了，伤病员们的情绪立即振奋起来。有一次，张琴秋来到一个重伤号面前。这天天气很热，她看到这个重伤员满头满脸的汗珠，便坐在他的身边，掏出自己使用的毛巾，给他揩汗，问他的名字、籍贯、在哪里受的伤、疼不疼，又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想到，这个伤员说，我最大的要求是想听张主任唱歌。他的话一出，周围的伤病员纷纷鼓掌。张琴秋大大方方地说：“好，大家喜欢听我唱歌，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张琴秋有一副天生好嗓音，她一开口，甜美的声音如同清风吹拂，伤病员们立刻就忘记了暑热，沐浴在她美妙的歌声中。一曲终了，病房里掌声一片，张琴秋又给大家演唱了一首。张琴秋离去的时候，那个重病号的眼里饱含泪水。离开病房，张琴秋立即找来剧团负责人，要求他们尽快编排一些反映战士们战斗生活的小歌舞，要经常去给伤病员们演出。演出多半是在病房外的场地，对一些不能动的重伤号，剧团就到病房里，到他们的床边去演出。每次剧团来演出的时间，就是伤病员们最快乐的时光，比较著名的节目有歌舞《八月桂花遍地开》，话剧《刘湘投江》等。
保卫科也称交通科，主要担负医院保卫工作。保卫科配有一个营的兵力，下设四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
医务部主要负责军队的医疗业务工作，普及医药卫生知识，培养医护人员，指导下辖医院的业务工作，医务部下设中医部、西医部、护士学校、看护营、院部医务所等机构。
由于总医院的伤员多为刀枪创伤，所以西医部是医院里的重要部门，为伤病员动手术的手术室就在西医部。手术室恐怕是总医院里最阔气的地方了。手术室原是一地主的大庄园，和一般农村常见的砖瓦房不一样，这个庄园的房屋高大宽敞，墙壁全部刷有白石灰，最为显眼的是宽敞明亮的窗户，宽大的窗户装有农村极为罕见的玻璃，阳光射到屋里，亮堂堂的，这种房屋在当地极为少见，被称为“洋房子”。洋房子共有三大间，一件储存手术器械和药物，一间是医生手术前的消毒准备间，一间是手术间。两张方桌并排，上面铺一床白单子，就是手术台。距王坪二十余里的桑丝坪设有西医分部，相当于一个分院，最多时共收治伤病员两千多人。护士学校又叫卫生学校，专门为总医院和各分医院培养医务人员。校长苏井观，学员有两百多人，全是十六七岁的青年男女。
中医部设在距离总医院约两里左右的廖坪。中医部实际上就是一所中医院。
总医院的病人几乎全是战斗中负伤的官兵，人数多达好几千。为了看护他们，总医院将五百多名十二三岁的小红军组织成一个看护大队，负责伤病员们的吃、喝、拉、撒、睡。这些小红军们每天在各个病房之间往返穿梭，为伤病员打水送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这些小红军用自己稚嫩的双手，为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务处是医院的第三大部门，负责总医院的一切后勤工作以及各分医院，军、师医院的医药器械保障。
总务处下设供给处，主管全院数千人的衣、食、住、行、采买、仓储、食堂以及为死难伤病员制作棺材的铁木工厂。为解决伤病员床铺所需的垫被、盖被、衣服、鞋子等需求，总务处还设有纺织连、缝衣连、做鞋队、弹花班、洗衣队、担架营。纺织连有纺车一百五十多架，纺出的棉线送到苦草坝的织布厂。缝衣连共三个排，九十余人，做鞋队五十余人，弹花班有工匠十余人，专门给总医院弹棉花，做棉絮棉被。洗衣队一百五十多人全是年轻的女红军，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她们天天在沙溪河畔为伤病员们洗衣晾衣，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洗衣队姑娘们的青春气息，成为沙溪河畔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总医院的三大部及下设的若干科、股、室、校、队等部门组成大型野战医院完备的建制，为源源不断送来的伤病员救治提供了有力保障，也成为新中国卫生医疗体系创建的重要参考。
除三大部外，总医院还设有若干分医院。随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敌人的围攻与红军的反围攻激烈进行，战斗越来越频繁，伤病员也越来越多。为适应需要，总医院设置了几个分医院，主要有设在瓦室铺的刘二沟分医院，设在新坝场的新坝场分医院，设在沙溪乡的蔡家沟分医院和设在麻石乡的张村坝分医院。分医院的设置基本仿照总医院，行政上接受总医院领导。
第一大难题是住宿和医疗机构用房严重不足。
红军入川后，天天战斗不断，近三年的时间里，大小战斗多达一千七百多次，残酷激烈的战斗给红四方面军带来极大的伤亡。仅万源保卫战，就有三四千伤病员转过来，最高峰时，曾经一天就送来一千多伤员，“每天做手术后扔掉的血棉花，都要捡一大麻袋。”全院共收治了六千多伤病员。为了便于管理和分级治疗，总医院将伤病员编为十四个连，分别为：干部连、重伤连、轻伤连、病员连、休养连等。
干部连收治的全是连长以上的干部。重伤连全是生命垂危的重伤号，重伤连流动性较大，伤势好转后便转入轻伤连。轻伤连的人数最多，共有九个连。病员连是中医部收治的病患官兵。由于战场环境恶劣，伤寒、痢疾、疟疾流行，中医部将患伤寒和痢疾的病患者编为重病员连，将患疟疾的病患者编为轻病员连。休养连又叫归队连，大部分都是伤势基本痊愈，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即可出院。休养连的干部战士都要参加一定的活动，如帮厨、轻度的军事训练。凡是出院的官兵，都必须持有休养连的证明到院部办理出院手续，否则以不守纪律论处。
十四个伤兵连外加上医护人员近七千多人住在哪里？
王坪位置偏僻，只有一个人口不多的小山村。这里的百姓生活艰苦，住的全是泥坯草房。经过当地苏维埃动员，老百姓腾出十七套民房，但这点房子远远不够，房少人多成为一大矛盾。以当时的条件而言，大规模建设病房也不现实，而且盖房子也非一日之功。为缓解房屋紧张，只有化整为零，分散居住。总医院将西医部放到桑丝坪，把中医部设到廖坪，十四个伤兵连，以连队为医疗区分散居住，六千多伤病员分散居住在周围方圆十多里的村落里。因为住房紧张，伤病员的床位也有严格规定，轻伤病员的铺位，每人不超过两尺五，一头一个，颠倒相睡；重伤员单独一个铺位，宽度不超过三尺。就是这样，每个房间里全部被床位挤得满满的。
除了手术室、药品仓库、食堂和少量的治疗用房外，其余的医疗用房也随同伤员一起，每个医疗区一两间房子作为看病的地方。就是这样因陋就简，总医院建成了红军历史上最庞大的综合野战医院。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收治了伤病员近万人次，为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战斗期间的伤病员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保障。
第二大难题是医护人员极度缺乏。
医护人员是专业性极强的特殊人才。以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教育水平而言，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就是在大城市也属凤毛麟角，红军的根据地都是建立在敌人统治薄弱的穷乡僻壤，专业的医护人员就更稀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红军的医护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俘虏敌人的专业医官，经过做工作，让他们留下来为红军服务；二是充分利用四川的“郎中”，也就是中医；三是自己办红色卫校，培养自己的医护人员。
战场上俘获敌人的医官数量有限，周光坦和张琴秋便将眼光盯在中医上。中医的特点是家传，很多中医有了绝招后便在家里坐堂行医，也有一些“走方郎中”。在当时的情况下，首先要解决“有无”的问题，能治病就是“医生”。在科班出身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充分利用本地的中医资源，雇用、聘请一些老中医来医院工作。但在当时，阶级对立情绪势同水火，要聘请那些不属于工人和贫雇农的郎中到医院来为红军服务，绝非易事，有些人将此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抢救医治好伤病员，是稳定军心，增强部队战斗力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周光坦、张琴秋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争论的焦点落在究竟是所谓的“政治问题”重要还是抢救红军战士的生命重要，不是工农出身的医护人员究竟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