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
再有一个，他们的工作作风不大好，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当他们在一块议论事的时候，他们都说什么呢，在一块儿互相夸耀，这个说我看你像诸葛亮嘛，那个说我看你像乐毅嘛，那人说我看你像管仲嘛，就互相夸。然后呢，轻易地封官许愿，凡是跟他们关系好的，说我看那谁还不错，明天给提拔提拔，过两天真就给提拔了。再过两天说我看那个谁也还可以再考虑考虑，还真就考虑了。所以到底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太年轻，而且这样引起了不好的风气，在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家门口，就门庭若市，来来往往，车水马龙，都干嘛呢，那不得套近乎吗？再加上我们说这些人少年得志，免不了有些宗派习气，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所以朝廷里边的老臣都是以一种沉默，来做一种消极的抵抗。我给你讲个很简单的例子，你马上就清楚了。这韦执谊，很年轻的宰相。韦执谊跟当时另外三位年纪很大的宰相在政事堂、也就是宰相办公室吃饭。按规定，宰相们吃饭的时候，别人是绝对不可以打扰的。这时候，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因为从内在关系上我们知道，王叔文是他的什么呢，是他老板呐，他的宰相是王叔文给的。王叔文找他，外边吵吵嚷嚷的，后来外头看门的人进来说，他让你出去。这韦执谊就特别难受，你知道吗，因为他并不愿意真的被叫起来，然后出去见王叔文，可是他又害怕王叔文。他最后憋红着脸，然后出来见王叔文，两个人在走廊上说话。其他的三位老宰相就不吃饭了，等着他回来。结果过了一袋烟功夫，人家传过来话说，这个王叔文王学士，已经叫了饭了，让韦执谊到他那屋吃去。当时就有两个宰相表示，我要告病，我不干了，我要回家。没有体统，没有尊严。就是这些事看上去是小事，但实际上，他不但影响到你的观感，你的形象，也影响到这批老大臣的心理。
再有一个，改革派内部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一个人，大家不熟悉，叫韦执谊。这个人是个投机派，为什么呀？韦执谊是长安的大族、望族。我跟你说，他本来是看不起王叔文他们这些人的，你想王叔文什么出身啊？既非进士，又非望族。他就是因为棋下得好，皇上给他弄个待诏，然后跟太子的关系不错，这么着上来的。韦执谊觉得他们现在得势了，所以应了他们的要求，到这儿来做宰相，算作是改革派里头的人。可这个人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当他一旦发现王叔文等人根基不稳之后啊，他就考虑要挪窝，要转向。他好几次都跟王叔文说，说你别老看我跟你的意见不一致，其实我跟你说，我的心跟你们是在一起的，我只是觉得有时候这么做，面上不太好看，我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得比较顺畅，做出来的事让这些老官僚们看着也舒服，别人也觉得我比较公道，这样咱们的事才能干得更好。你说王叔文又不是傻子，知道这是个两面派，但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们这个年轻的改革集团内部，他们的阵营并不稳固，出现了分裂。最要命的是现在，就跟足球的临门一脚一样，在改革进行得特别艰难的时候，在革新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在这个新派和旧派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时候，这个王叔文他母亲去世了。你知道，在古代，当官的如果他们家老头老太太去世，这可就是转折性的一个事件。他没办法呀，他得守丁忧。丁忧至少得几年啊？得三年，黄花菜都凉了。
王叔文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临走的时候，他还把几个最主要的宦官，拥护他的和反对他的，都叫在一块儿吃了顿饭，他希望在他走了之后，能够暂时缓和这样一种矛盾。但是，这确实是缘木求鱼，痴心妄想。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王叔文守丁忧一走，马上局面就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八月四日这一天，唐顺宗禅位，把皇帝的位置让给了太子李纯，这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八月四日禅位，太子李纯奉他的父亲为太上皇。到了八月六日，就贬谪了王叔文。第二年，就杀了王叔文。然后，把柳宗元和刘禹锡等，这些参与改革的年轻的官员们纷纷贬往偏远地区，第一次贬的时候，纷纷是贬往那些老少边穷地区做刺史。后来刚贬不久，马上觉得这不够狠，改了，全部贬往更加蛮荒偏远的地方做司马。司马是什么呢，相当于副刺史。可是你想，对这批人，他还有什么实际的权力吗？他不可能有。所以我们说，所有这些元素和因素，都造成了革新派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就失败了，前后加在一起八个月，从永贞元年正月到永贞元年八月，八个月，好算得很。反而是那些以宦官、藩镇、官僚大臣们、老臣们结成的集团，比他们老到和成熟得多，人家各个击破，把自己的地盘看管得很严，然后在一些最关键的突破点上，取得了胜利，很轻易地就把牌翻过来了。
画外音：
“革新集团”失败之后，柳宗元等相关参与者均受到了严惩，柳宗元本人被贬为永州司马，与他同时被贬的，还有刘禹锡等七个人，这八个人在历史上被称为“八司马”。那么，从当年平步青云的政治新星，到如今失魂落魄的戴罪之臣，柳宗元将会如何认识自己的这段曲折经历呢？
康震：
说了这么多，那大家可能就要问了，说那柳宗元后来怎么样了呢？柳宗元自己也在反省，柳宗元在被贬了五年之后，他是当时被贬到永州做司马，就是现在湖南的零陵县。他给一个官员的信里边说，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你仔细想想柳宗元犯了什么样的罪孽？其实我告诉你，他革新有没有错？没有错。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改革有没有错？也没有错。他错就错在什么呢，错就错在，在对待立唐宪宗立太子的问题上，他是一个反对派，所以他罪孽深重。他现在待在这个地方是百病交集，他在（信）里边说，我
“……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我现在真是处在水深火热当中，我每天不吃饭肚子都是饱的，我自己浑身都在打摆子，忽冷忽热，我告诉你，这并不仅仅是当地的瘴疠之气，让我得了这个病，我的心里边有病。他心里这个气出不来，他说自己早年跟着王叔文在一起，的确是要为天下苍生谋，想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大志向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奇才。但是现在落到这般田地，他说什么呢，说我呀，
“……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说我们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我们每前进一步，就有无数的人，来诋毁我们；就有无数的人，来围攻我们。还不包括那些割据的藩镇的势力也加入其中。所以，我现在落到这个田地，我自己觉得朝廷对我已经很宽大了，我还白拿着朝廷的俸禄。只是可惜呀，不知道朝廷的未来在哪里。在后来给另外一位朋友的信里边，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为什么会失败，他说
“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柳宗元《与萧翰林·书》
说我当时做礼部员外郎的时候，才三十二三岁，太年轻了，凡是这个世上的人，都想要自己发达的，都想要自己得官的，他们那样地嫉恨我，嫉妒我，难道是不应该的吗？正因为这样，我这么年轻，做了这个六品官，才能又不是那么地卓著能够服众，人家引以为怒，也是应该的，更何况后来，我跟王叔文等人关系那么密切，怎么能不招致人家的嫉恨呢？
所以你看，他从少年时代的那种辉煌，从青年时代的那种仕途的顺畅，到后来得到王叔文等人的赏识，参与到了最核心的政治革新运动当中，本来可能能造就一番大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非常复杂的原因，最终却落得一个悲剧的下场。柳宗元三十二三岁被贬之后，后半辈子再也没有能够回到长安，没有回到洛阳，他就一直在被贬的永州和柳州度过了残生。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那首诗，《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万座群山哪，没有一只鸟，千万条道路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丁点的声响，都是沉浸在恐怖的和痛苦的那样一种沉默当中。正是在这种万籁俱寂的、绝望的寂静当中，我一个人在孤独着垂钓，至于我能钓上来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也无法知道。所以我刚才说，在这首诗的背后，它隐藏着一段悲剧，一段政治的大悲剧，至于这段悲剧，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一时又有谁能说清楚呢？这里边蕴藏着一段巨大的落差，不论是对柳宗元，对刘禹锡，都是如此，更隐藏着一段绝望的情感。所以对当时的柳宗元来讲，他并没有在垂钓什么，他也许想钓起一段希望，但他知道，钓上来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绝望，他仿佛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从此就要在茫茫的江天之际，在茫茫的雪原上，独自地行走。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止不住想问，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情他吗？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人给柳宗元一点希望吗？就听下一集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