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除了自己需要有过人的敏锐外，更需要一种执著和勇气，否则，你就只有放弃了。
很多外国的啤酒商都发现，要想打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市场非常难。于是就有人向畅销比利时国内的某名牌酒厂家取经。这家叫“哈罗”的啤酒厂位于布鲁塞尔东郊，无论是厂房建筑还是车间生产设备都没有很特别的地方。但该厂的销售总监林达是轰动欧洲的策划人员，由他策划的啤酒文化节曾经在欧洲多个国家盛行。当有人问林达是怎么做“哈罗”啤酒的销售时，他显得非常得意而自信。林达说，自己和哈罗啤酒的成长经历一样，从默默无闻开始到轰动半个世界。
林达刚到这个厂时是个还不满二十五岁的小伙子，那时候他有些发愁自己找不到对象，因为他相貌平平且又贫穷。但他还是看上厂里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当他在情人节给她偷偷地献花时，那个女孩伤害了他，说：我不会看上一个普通得像你这样的男人。于是林达决定做些不普通的事情，但什么是不普通的事情呢？林达还没有仔细想过。
那时的哈罗啤酒厂正一年一年地减产，因为销售的不景气而没有钱在电视或者报纸上做广告，这样开始恶性循环，做销售员的林达多次建议厂长到电视台做一次演讲或者广告，都被厂长拒绝。林达决定冒险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于是他贷款承包了厂里的销售工作，正当他为怎样去做一个最省钱的广告而发愁时，他徘徊到了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于连广场。这天正是感恩节，虽然已是深夜了，广场上还有很多欢快的人们，广场中心撒尿的男孩铜像就是因挽救城市而闻名于世的小英雄于连。当然铜像撒出的“尿”是自来水。广场上一群调皮的孩子用自己喝空的矿泉水瓶子去接铜像里“尿”出的自来水来泼洒对方，他们的调皮启发了林达的灵感。
第二天，路过广场的人们发现于连的尿变成了色泽金黄、泡沫泛起的“哈罗”啤酒。铜像旁边的大广告牌子上写着哈罗啤酒免费品尝的字样。一传十，十传百，全市老百姓都从家里拿自己的瓶子杯子排成长队去接啤酒喝。电视台、报纸、广播电台争相报道，林达把哈罗啤酒的广告不掏一分钱就成功地做上了电视和报纸。该年度的啤酒销售产量跃升了1.8倍。
林达成了闻名布鲁塞尔的销售专家，这就是他的经验：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只有舍去才能得到
其实有许多时候，赠予也是一种经营之道。有舍有得，只有舍去，才能得到。
“赠予”别人，其实就是“赠”给我自己。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尽时，以美英法为首的战胜国们几经磋商，决定在美国纽约成立一个协调处理世界事务的联合国。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大家才蓦然发现，这个全球至高无上、最权威的世界性组织，竟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买一块地皮吧，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机构还身五分文。让世界各国筹资吧，牌子刚刚挂起，就要向世界各国搞经济摊派，负面影响太大。况且刚刚经历了二次大战的浩劫，各国政府都财库空虚，甚至许多国家都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在寸土寸金的纽约筹资买下一块地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联合国对此一筹莫展。
听到这一消息后，美国著名的家族财团洛克菲勒家族经商议，便马上果断出资870万美元，在纽约买下一块地皮，将这块地皮五条件地赠予了这个刚刚挂牌的国际性组织——联合国。同时，洛克菲勒家族亦将毗连这块地皮的大面积地皮全部买下。对洛克菲勒家族的这一出人意料之举，当时许多美国大财团都吃惊不已，870万美元，对于战后经济萎靡的美国和全世界，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而洛克菲勒家族却将它拱手赠出了，并且什么条件也没有。这条消息传出后，美国许多财团主和地产商都纷纷嘲笑说：“这简直是蠢人之举！”并纷纷断言：“这样经营不要十年，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财团，便会沦落为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贫民集团！”
但出人意料的是，联合国大楼刚刚建成完工，毗邻它四周的地价便立刻飙升起来，相当于捐赠款数十倍、近百倍的巨额财富源源不尽地涌进了洛克菲勒家族财团。这种结局，令那些曾经讥讽和嘲笑过洛克菲勒家族捐赠之举的财团和商人们目瞪口呆。
选择开除自己
把自己从相对安逸的环境中开除出去，再开除自己身上的缺点，那么，你离成功的彼岸，肯定会越来越近。不管怎么说，开除自己，就是给自己提供压力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的希望与机遇。
有一个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竟多次选择开除自己。第一次是在1993年，也就是他大学毕业后两年，离开了工作单位宁波市电信局。第二次选择开除自己，是在外企，缘于他想创办一家网络服务公司。最终，他创办了网络公司并一举成名。也许，你已经猜出来了，他就是搜狐公司总裁张朝阳。用张朝阳自己的话说就是：“选择开除自己，才能成功。”
当“知足常乐”成为一些人生活信条的时候，“选择开除自己”，就显得很有震撼力。确实，安于现状，也能暂时得到一些世俗的幸福，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懒散与麻木。甚至可以这样说：选择开除自己，是对智力与勇气的挑战。
由此，我想起了一个哲理小品文：把青蛙放在锅里，然后，加上满满的一锅水，用小火慢慢地加热，青蛙会被渐渐地蒸死；而若把青蛙突然放进热水里，出于求生的本能，它会竭尽全力地跳出来。这篇小品，可以有几种理解，但我认为，一个原地踏步、不思进取的人，和在锅里被慢慢加热蒸煮的青蛙，又有何本质的区别？
若从字面上说，选择开除自己，还有这样一层意思：如果你是个见了毛毛虫也要打哆嗦的人，那么，请开除自己的懦弱；倘若你是一个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人，那么，请开除自己的自私……同样道理，我们还可以开除自己的浅薄、浮躁、虚伪、狂妄——总之，你尽可能地开除自己的缺点好了，使自己不断地趋于完美，就像一棵不断修枝剪蔓的树，惟一的目标，就是为了日后做一棵高大挺拔的栋梁之材。
选择“叫”
契诃夫在一百年前说，大狗叫，小狗也叫，既然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就赋予它叫的权力。选择“叫”就是让这个世界认识自己价值的简捷途径。
我有一位老领导，已经过世几年了。他有一个儿子叫黑海涛，如今是奥地利皇家歌剧院的首席歌唱家。海涛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这里有一个故事。
世界歌王帕瓦罗蒂到北京来那一次，顺便去了趟中央音乐学院。机会难得，当时许多有背景的人都想让这位歌王听一听自己子女的歌唱。帕瓦罗蒂耐着性子听，不置可否。这时，窗外有一男生引吭高歌，唱的正是名曲《今夜无人人睡》，歌者就是从陕北山区来的学生黑海涛；他知道自己没有面见帕瓦罗蒂的背景，于是他要凭借歌声推荐自己。
听到窗外的歌声，帕瓦罗蒂说：“这个学生的声音像我。”接着他又说：“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我要见他！并收他做我的学生！”后来，帕瓦罗蒂亲自张罗黑海涛出国深造事宜（但终因意大利制裁中国而未拿到签证）。1998年，意大利举行世界声乐大赛，正在奥地利学习的黑海涛写信给帕瓦罗蒂。于是，帕氏亲自给意大利总统写信，终于使海涛成行，并在那次大赛上获得名次。
我们身边的这个奇迹告诉我们，你是千里马，但是你还得选择“叫”。
如果没有黑海涛那一嗓子《今夜无人入睡》，此刻他大约会在一个中学当音乐老师。
伯乐相马是我们一个国粹式的典故。那故事说，看遍了槽上拴的马，正当伯乐失望地就要走开时，这时在马厩的一角，一匹瘦骨嶙峋的马突然清亮地嘶鸣起来。“听声音我就知道是一匹良马，虽然它是那么瘦，那么卑微，主人用拉车的标准衡量，故而嫌弃它。其实，它的抱负不在车辇与槽头呀！”伯乐说着，走过去，抱住这匹可怜的马。是那不同凡响的一声，成就了它千里马的命运。
我是在听到一位朋友谈到她大学毕业的女儿不安心眼下的工作，又要去深造时，想起了上面这些事情的。我在电话中说，时代变了，观念变了，人们有理由努力地扩张自己，表现自己。当人人都能做到最好，都把自己的潜能开掘到极致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大繁荣的时候。
选择一个“冤家”做搭档
选择一个“冤家”做搭档，正是为了使你更及时更深刻地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使自己更趋完善，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海湾战争之后，美军方提出了战争状态下士兵的“生存能力”比“作战能力”更为重要的全新理念。于是一种被称之为“埃布拉姆式”的M1A2型坦克开始陆续装备美陆军，这种坦克的防护装甲目前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它可以抵抗时速超过4500公里，单位破坏力超过13500公斤的打击力量，而这种打击力量用美武器专家的话来说是“可以轻易地将一只球捧送上月球。”那么，M1A2型坦克这种品质优异的防护装甲是如何研制出来的呢？
乔治·巴顿中校是美国陆军最优秀的坦克防护装甲专家之一，他接受研制M1A2型坦克装甲的任务后，立即找来了一位“冤家”做搭档——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破坏力专家迈克·马茨工程师。两人各带一个研究小组开始工作，所不同的是，巴顿带的是研制小组，负责研制防护装甲；迈克·马茨带的则是破坏小组，专门负责摧毁巴顿已研制出来的防护装甲。
刚开始的时候，舒马茨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将巴顿开进试验场地的坦克炸个稀巴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巴顿一次次地更换材料，修改设计方案，终于有一天，舒马茨使尽浑身解数甚至直接将高爆炸药裹在防护装甲上引爆也未能奏效，于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坦克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破坏”与“反破坏”试验后诞生了，巴顿与舒马茨这两个技术上的“冤家”也因此而同时荣膺了紫心勋章。
巴顿中校事后说：“尽可能地找出问题，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事实上，问题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于是我找了舒马茨做搭档，因为舒马茨是最棒的‘找问题专家’。”
巴顿与舒马茨的搭档的确是珠联璧合，前者的这一段经验之谈是放之四海皆适用——不管你是干大事业也好，做小买卖也罢，选择一个优秀的“冤家”做搭档，你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绝佳效果——哪怕就是卖牛肉面，你也会成为最棒的“牛肉面大王”！
危机的背后
世界上任何形式的灾难，其实都是人的灾难，一旦人的灾难被化解了，希望也便降临了。
1993年，正当经济危机在美国蔓延的时候，加利福尼亚的哈理逊纺织公司，因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三千名员工悲观地回到家里，等待着失业来临之时，却接到了董事会办公室的一封信：向全公司员工继续支薪一个月。
在全国上下经济一片萧条的时候，能有这样的消息传来，员工们深感意外。他们惊喜万分，纷纷打电话或写信向董事长亚伦·傅斯表示感谢。
一个月后，正当他们为下个月的生活发愁时，他们又接到董事会办公室发来的第二封信，董事长宣布，再支付全体员工薪酬一个月。三千名员工接到信后，不再是意外和惊喜，而是热泪盈眶。在失业席卷全国，人人生计无着落的时候，能得到如此照顾，谁不会感激万分呢？第二天他们纷纷涌向公司，自发地清理废墟、擦洗机器，还有一些人主动去联络被中断的货源。三个月后，哈理逊公司重新运转了起来。对这一奇迹，当时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这样描述的：员工们使用浑身的解数，日夜不懈地卖力工作，恨不得一天干二十五小时。这时，劝亚伦·傅斯领取保险公司赔款一走了之和批评他感情用事、缺乏商业精神的人开始服输。
现在，哈理逊公司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纺织公司，它的分公司遍布五大洲的六十多个国家。
宽容是“黏合剂”
人生苦短，岁月如梭，夫妻有缘尘世相聚，走到一起很不容易。但愿天下有情人以“宽容”为“黏合剂，”，不断地更新爱情，“耳鬓厮磨”到永远！
美国专家曾断言，在所有婚姻中，不幸婚姻占58%，而破坏它的魔鬼是非难、责怪。如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就是因为承受不了妻子时常埋怨、指责，在一个冰天雪夜里弃家出走，而后溘然长逝于一个铁路小站上。与此不同的是，英国杰出首相克莱斯顿尽管在国会里是一位非常挑剔的辩论家，但回到家后从不责难任何人。他的宽容理所当然地受到妻子和家人乃至佣人的尊敬。家人的支持使他更有信心地在国会里参与政事。
宽容是一种品性修养，是良好心理的外在表现。至于外界的“流言蜚语”，全赖夫妻双方在诚信中将其化为乌有。倘若因此别扭起来，家人应适当创造条件，促使夫妻双方在“宽容”中“黏合”起来。有则李世民计和小夫妻的历史典故，或许对今人有所启示吧。
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平阳公主下嫁给薛万彻为妻。旁人诽言：“薛驸马才能不高，平阳公主嫁给他太委屈了。”公主觉得丢了面子，不肯再与丈夫出双人对了。后被李世民察觉了，特请女儿、女婿和部分大臣赴宴。席间，太宗有意以挑起女婿的长处为话题，不断地夸奖薛万彻。乘着酒兴，翁婿俩又以身边的佩刀作彩头，玩起了比手劲的游戏。两人同时握住长矛柄，彼此使劲拉，太宗佯装输了，便解下心爱的佩刀，亲手给薛万彻佩戴。这样一来，平阳公主在人前挣足了面子，感到光彩，不再怨夫君无能了。
选择小鱼，放弃大鱼
眼睛所看着的地方，就是你会到达的地方。
重量级拳王吉姆·柯伯特有一回在做跑步运动时，看见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一条接着一条，收获颇丰。奇怪的是，柯伯特注意到那个人钓到大鱼就把它放回河里，小鱼才装进鱼篓里去。柯伯特很好奇，他就走过去问那个钓鱼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做。钓鱼翁答道：“老兄，你以为我喜欢这么做吗？我也是没办法呀！我只有一个小煎锅，煎不下大鱼啊！”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番雄心壮志时，就习惯性地告诉自己：“算了吧，我想的未免也太迂了，我只有一个小锅，可煮不了大鱼。”我们甚至会进一步找借口来劝退自己：“更何况，如果这真是个好主意，别人一定早就想过了。我的胃口没有那么大，还是挑容易一点的事情做就好，别把自己累坏了。”
戴高乐说：“眼睛所看着的地方，就是你会到达的地方，惟有伟大的人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决心要做出伟大的事。”教田径的老师会告诉你：“跳远的时候，眼睛要看着远处，你才会跳得够远。”
目标能激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改写一个人的命运。要想把看不见的梦想变成看得见的事实，首先要做的事便是制定目标，这是人生中一切成功的基础。目标会导引你的一切想法，而你的想法便决定了你的人生。
设定目标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它要有足够的难度，乍看之下似乎不易达成，可是它又得对你有足够的吸引力，愿意全心全力去完成。当我们有了这个心动的目标，若再加上必然能够实现的信念，那么就可说成功了一半。
用心去干一件事
那些具有非凡毅力、顽强意志的人，经过自己不屈不挠的执著追求，终会换来成功的喜悦，也会赢得世人的崇敬。
亨利·必克斯特恩出生在威斯特麦兰郡的克拜伦德尔地区，他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本人也准备继承父业。在爱丁堡求学期间，他就以坚韧刻苦而出了名，他对医学研究专心致志，从不动摇。回到克伦拜德尔地区之后，他积极从事实践活动，但日久天长，他渐渐对这门职业失去了兴趣，对这个偏僻小镇的闭塞与落后也日益不满。
他是那么地渴望进一步提高自己，这时他已对生理学发生了兴趣，并有了自己的思考。他父亲完全赞成必克斯特恩本人的愿望，于是把他送到了剑桥大学，以使他在这个世界闻名的大学进一步深造。
但过分地用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为了恢复健康，作为一个医生，他接受了一项职务——即去洛德奥克斯福德当一位旅行医生。在此期间，他掌握了意大利语，并对意大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医学的兴趣远不如以前了。他打算放弃医学。回到剑桥之后，他决心攻读学位。他获得了当年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他的努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毕业之后，令人遗憾的是他未能进入军界，他只得进入律师界。
但作为一名刚刚毕业的学生，他进了内殿法学协会。他像以前钻研医学一样刻苦地钻研法律。他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对我说：‘你一定会成功——以你这非凡的毅力’。尽管我不明白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有一点我敢相信：只要我用心去干一件事，我是决不会失败的。”
28岁那年，他被招聘进入律师界，虽然也曾经历一段“靠朋友们的捐赠过日子”、“连最必需的衣服、食物都已紧缩到不能再紧缩的地步”、“经济十分拮据”的日子，但他终于成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主事官，以蓝格德尔贵族的身份坐在上议院之中。
千万别怀疑自己
“只要你真正相信自己并投入工作，就能冲破一切困难获得成功。”
著名的推销员齐格参加了一个在北卡罗来纳州查勒提开办的由田纳西纳什维尔的梅里尔指导的全日制培训课程。
培训结束后，梅里尔先生将齐格留下说：“你有许多能力，你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甚至一个全国优胜者。我绝对相信，如果你真正投入工作，真正相信自己，你能冲破一切困难获得成功。”
说真的，齐格细细品味这些话时，他惊呆了。你必须理解齐格当时的处境，才有可能意识到这些话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他回忆道：“当我是个小男孩时，我长得很小，即使在穿得最多时也没超过120磅。我上学后，从五年级开始，放学后和周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运动方面也不是很活跃。另外，我还很胆小，直到十七岁才敢和女孩约会，而且还是别人指定给我的一个盲目性约会。一个从小镇中出来的小人物，希望回到小镇上一年赚上5000美元，我的自我意识仅限于此。现在却突然有一个受我尊敬的人对我说‘你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所幸的是，齐格相信了梅里尔先生，开始像一个优胜者一样思想、行动，把自己看成优胜者，于是，他真的就像个优胜者了。
齐格说：“梅里尔先生并未教很多推销技巧，但那年年底，我在美国一家七千多名推销员的公司中，推销成绩列第二位。我从用克莱斯勒车变成用豪华小汽车，而且有望获得提升。第二年，我成为全州报酬最高的经理之一，后来我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地区主管人。”
齐格遇到梅里尔先生后，并不是获得一系列全新的推销技巧，也不是他的智商提高了50点，只是梅里尔先生让他确信自己有获得成功的能力，并给了他目标和发挥自己能力的信心。如果齐格不相信梅里尔先生，梅里尔先生的话对他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永不畏缩
只要你能自信，永不畏缩，你就可以安全地度过任何危险。斯蒂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征召入伍，于大举进攻欧陆后数月被送到欧洲，他是一个步兵连中的一名步兵。在阿索斯与劳伦之间，他第一次参加了抗德战争。
他在前线大约六个月的时间，原有两百多人的一个连，只剩了少数几个生存者，他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兵升到了上士班长，三度获得奖章，一度获颁英勇勋章。他曾在夜间多次带兵到敌后侦察，在无数次攻击敌方的坚固阵地时奋勇当先，可谓九死一生。
某次，在一个德国边境的大镇上，他击毁一架敌方机枪，救了一名受伤同志的生命，还把他拖回安全地带。
又一次，在深夜到敌后侦察时，他的排长叫他带领一班人，穿过铁丝网和地雷区，替情报组到敌兵间探取情报。斯蒂克身先士卒，逮了四个敌人回来，所得到的情报，对一次击败德军的大举反击颇有帮助。
在另一次侦察中，斯蒂克带了一班弟兄，越过一座桥梁，进入小村边沿上的一座独立小屋。在黄昏时分，他们击毙了一名攻入门廊的德军。
他和他的手下在那座独立小屋中过夜，跟他们的连部同志隔着一条桥，那个腐烂的尸体仍留在门廊之中。在大家惧怕敌人围攻之时，这位朋友的沉着勇敢，使他的手下镇定地度过了一夜。
像这样一个饱经危险和不安的人，竟然畏惧牙科医生，说来也许会令你感到惊异吧？在约定去看牙医的头一天，斯蒂克竟然恐惧得无法工作。即使那只是洗一次牙或填补一个小小的蛀洞，也是如此。甚至，当他听到电钻开始吱吱作响时，都会紧张得死命地抓着椅把。而当电钻开始操作时，他竟然吓得冷汗直冒而昏了过去。说来岂不令你难以相信？
这种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
马尔登指出：“在前线时，他相信自己，并以他的任务自豪，因此可以忍受面临的严酷考验。在牙科椅上时，他对他的恐惧感到羞耻，但他知道这是没有道理的事。”
确定你是对的，然后勇往直前
既然你确定了是对的，就决不能妥协。
你听过塞蒙·纽康这名字吗？这个人出生于1835年，卒于1909年。在莱特兄弟首次飞行成功前一年半，他说了以下的“名言”：“想叫比空气重的机器飞上天，不但不可能，而且毫不实用。”
你知道约翰·莱特福特吗？他不但是个博士，而且当过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这部名著前夕，他郑重指出：“天与地，在公元前4000年10月23日上午9点诞生。”
狄奥尼西斯·拉多纳博士生于1793年，曾任伦敦大学天文学教授。他的高见是：“在铁轨上高速旅行根本不可能，乘客将不能呼吸，甚至将窒息而死。”
1786年，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初演，落幕后，拿波里国王费迪南德四世，坦率地发表了感想：“莫扎特，你这个作品太吵了，音符用得太多了。”
国王不懂音乐，我们可以不苛责，但是美国波士顿的音乐评论家菲力普·海尔，于1873年表示：“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要是不设法删减，早晚会被淘汰。”
乐评家也不懂音乐，但是音乐家自己就懂音乐吗？柴可夫斯基在他1886年10月9日的日记上说：“我演奏了勃拉姆斯的作品，这家伙毫无天分，眼看这样平凡的自大狂被人尊为天才，真教我忍无可忍。”
有趣的是，乐评家亚历山大·鲁布，1881年就事先替勃拉姆斯报了仇。他在杂志上撰文表示：“柴可夫斯基一定和贝多芬一样聋了，他运气真好，可以不必听自己的作品。”
1962年，还未成名的披头士合唱团，向英国威克唱片公司毛遂自荐，但是被拒绝。公司负责人的看法是：“我不喜欢这群人的音乐，吉他合奏已经太落伍了。”
你听说过艾伦斯特·马哈吗？他曾任维也纳大学物理学教授，生于1838年，卒于1916年。他说：“我不承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如我不承认原子存在。”
爱因斯坦对以上批评并不在意，因为早在他十岁于慕尼黑念小学的时候，任课老师就对他说：“你以后不会有出息。”
严格说来，遭人反对、小看不是坏事，这可以提醒我们争取进步。可是，人身攻击就令人难以忍受了。
法国小说家莫泊桑，曾被人批评为：“这个作家的愚蠢，在他眼睛上表露无遗。那双眼珠，有一半陷入上眼皮，如在看天，又像狗在小便。他注视你时，你会为了那愚蠢与无知，打他一百记耳光仍觉吃亏。”
就算西方文学的大宗师莎士比亚，也有阴沟翻船的时候。以日记文学闻名的法国作家雷纳尔，1896年在日记中说：“第一，我未必了解莎士比亚；第二，我未必喜欢莎士比亚；第三，莎士比亚总是令我厌烦。”1906年，他又在日记中说：“只有讨厌完美的老人，才会喜欢莎士比亚。”
这位雷纳尔先生爱说俏皮话，他在1906年的日记中说：“你问我对尼采有何看法？我认为他的名字里赘字太多。”连名字都有毛病，文章如何自不待言。
英国作家王尔德，也以似通不通的修辞技巧，批评萧伯纳说：“他没有敌人，但是他的朋友都深深地恨他。”
思想家卢梭54岁那年，即1766年，被人讽刺为：“卢梭有一点像哲学家，正如猴子有点像人类。”
戴维·克罗克特有一句很简单的座右铭：“确定你是对的，然后勇往直前。”
每一个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英雄人物，总有遭人批评的时刻。事实上，越成功的人，受到的批评就越多。只有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才能免除别人的批评。真正的勇气就是秉持自己的信念，不管别人怎么说。
学会选择，不要被他人所左右
学会选择，不要被他人的论断束缚了自己前进的步伐。追随你的热情，追随你的心灵，它们将带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剑桥郡的世界第一名女性打击乐独奏家伊芙琳·格兰妮说：“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一定不要让其他人的观点阻挡我成为一名音乐家的热情。”
她成长在苏格兰东北部的一个农场，从8岁时她就开始学习钢琴。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音乐的热情与日俱增。但不幸的是，她的听力却在渐渐地下降，医生们断定是由于难以康复的神经损伤造成的，而且断定到12岁，她将彻底耳聋。可是，她对音乐的热爱却从未停止过。
她的目标是成为打击乐独奏家，虽然当时并没有这么一类音乐家。为了演奏，她学会了用不同的方法“聆听”其他人演奏的音乐。她只穿着长袜演奏，这样她就能通过她的身体和想像感觉到每个音符的震动，她几乎用她所有的感官来感受着她的整个声音世界。
她决心成为一名音乐家，而不是一名聋的音乐家，于是她向伦敦著名的皇家音乐学院提出了申请。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一个聋学生提出过申请，所以一些老师反对接收她入学。但是她的演奏征服了所有的老师，她顺利地人了学，并在毕业时荣获了学院的最高荣誉奖。
从那以后，她的目标就致力于成为第一位专职的打击乐独奏家，并且为打击乐独奏谱写和改编了很多乐章，因为那时几乎没有专为打击乐而谱写的乐谱。
至今，她作为独奏家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因为她很早就下了决心，不会仅仅由于医生诊断她完全变聋而放弃追求，因为医生的诊断并不意味着她的热情和信心不会有结果。
罗斯福总统的夫人曾向她的姨妈请教对待别人不公正的批评有什么秘诀。她姨妈说：“不要管别人怎么说，只要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是对的就行了。”避免所有批评的惟一方法就是只管做你心里认为对的事——因为你反正是会受到批评的。
学会以退为进的策略
对于成功者来说，只要人生目标的大方向没变，有时候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也不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有时候，一味地硬冲硬打未必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以退为进也是一种人生的策略。
我们在谈到成功之道时，更多地强调要有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但是，有时候，一味地硬冲硬打未必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以退为进也是一种人生的策略。
的确，疾风知劲草，人须有傲骨，面对险恶的局势，人应当有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视死如归”的精神我们自应提倡，也是我们一直所倡导的一种精神。但是，客观世界是复杂多变的，就某个具体的事情来说，也有其“时”、“势”的问题，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环境下，采取以退为进的方法，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策略，而并非是消极退让。
美国刚卸任不久的总统克林顿跟莱温斯基的那场“拉链门”风波仍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我们可以想一想，当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事情东窗事发，克林顿死不承认，采取死撑着的态度，这也是一种选择。当着全世界人的面，堂堂的美国总统承认自己的丑事，这是多让人难为情的事情啊！但克林顿聪明之处就在于，他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么做，其实是将包袱扔给了所有的美国人：我已经承认了我自己的错误，你们有权利让我下台，你们也有权利让我继续留在总统的位子上；对一个已经承认错误的人，你们就看着办吧！
说克林顿死猪不怕开水烫也好，说他狡猾也好，但最终是他胜利了。
同样是美国总统，当年肯尼迪在竞选美国参议员的时候，他的竞选对手在最关键的时候轻易地抓到了他的一个把柄：肯尼迪在学生时代，因为欺骗而被哈佛大学退学。这类事件在政治上的威力是巨大的，竞选对手只要充分利用这个证据，就可以使肯尼迪诚实、正直与道德的形象蒙上一层阴影，使他的政治前途黯然无光。一般人面对这类事情的反应不外是极力否认，澄清自己，但肯尼迪很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确曾犯了一项很严重的错误，他说：“我对于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感到很抱歉。我是错的。我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余地。”肯尼迪这么做，等于说“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抵抗”，而对于一个已经放弃抵抗的人，你还要跟他没完没了吗？如果对手真的继续进攻了，显得对手没有一点风度。
所以，我们应记住一个基本原则：一个人既然已经承认错误了，那么你就不能再去攻击他，再去跟他计较。无论是克林顿还是肯尼迪，他们都没有因为有过劣迹而受到丝毫的伤害，相反的是，他们还都将它转变为了一个优点，这从肯尼迪后来当选总统和克林顿的事情完全在互联网上披露支持率反而上升就可以得到证实。他们承认自己有过错误，他们就已经将自己人性化了：我们和平常人一样，也会犯错；同时，承认自己有罪，赢得人们的同情。而别人这时也乐得做顺水人情。
这是在被动的情况下以退为进的策略。在主动的情况下，由于彻底解决某个问题的时机没有完全成熟，也可以采用这种策略。
清朝康熙皇帝继位时年龄很小，功臣鳌拜掌握了朝中大权，并进而想谋取皇位。康熙十分清楚鳌拜的野心，但他觉得自己根基未稳，准备还不充分，于是索性不问政事，整天与一帮哥们儿“游戏”，以造成一种自己昏庸无知的假象。一次，康熙着便服同索额图一起去拜访鳌拜，鳌拜见皇帝突然来访，以为事情败露，伸手到炕上的被褥中摸出一把尖刀，被索额图一把抓住。直到这时，康熙仍装糊涂说：“这没什么，想我满人自古以来就有刀不离身的习惯，有何奇怪！”康熙此举让鳌拜对他彻底放松戒备，最后康熙等时机成熟时一举将其擒获，可以说放出长线钓上了大鱼。
政治斗争如此，商界如此，甚至，在我们的平时的工作、做人的各方面都是如此。
为他人着想，也就是为自己铺路
当自我成为你生活的全部，你也就失去了他人。
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罗吉斯在他的《如何做人》一书中写道：“当我尝试去了解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真是太有价值了。”
我这样说，你或许会觉得奇怪。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大部分的反应是评估或判断，而不是试着了解这些话，在别人述说某种感觉、态度和信念的时候，我们几乎立刻倾向于判定‘说得不错’或‘真是好笑’、‘这不正常’、‘这不合情理’、‘这不正确’、‘这不太好’，我们很少让自己确实地去了解这些话对其他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过分地相信自我的标准。因而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我们遭遇太多的争论，造成太多心与心的嫌隙。在那些自以为是的争论中，我们竭尽全力地卫护那些并不全面、并不成熟的观点。对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足称道的异己意见，我们给予太隆重的对待。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唇枪舌剑过后，我们得到的仅是“心乱”，失去的却是“亲密无间”，或许，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在过后的日子里，我们发现那是嫌隙与隔膜。感谢上帝，我们因此又多了一个“敌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有更多的机会锻炼我们那“锐不可挡”的口才。卡耐基极为悲观地说：你赢不了争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还是输了。在争论中，并不产生胜者，所有不愿对敌的人在争论中都只能充当失败者，无论他（她）愿意与否。因为，十之八九，争论的结果都只会使双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或者，即使你感到自己的错误，却也决不会在对手跟前俯首认输。在这里，心服与口服没法达到应有的统一，人的固执性，将双方越拉越远，到争论结束，双方的立场已不再是开始时的并列，一场毫无必要的争论造成了双方可怕的对立。所以，天底下只有一种能在争论中获胜的方式，就是避免争论。
正如班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如果你老是抬杠、反驳，也许偶尔能获胜，但那是空洞的胜利，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对方的好感。”
你在争论中可能有理，但要想改变别人的主意，你就错得太徒劳了。从人称自己是万物之灵的那一刻起，其个性似乎就已犯上了同样的毛病，一种自我优越感、自我权威感在内心、在头脑、在全身滋长着，并借着社会心理的奥妙的遗传，一代代的继承了下来。当“能够承认自己错误”成为一种难能可贵的、可供称赞的美德时，那一种“优越”与“权威”便在社会上取得了其普遍的地位，并因而在体内确立了其支配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廉颇的负荆请罪，李世民的善于纳谏千古传颂。“认错”这一简单的行为，在今人的心中有着何其沉重的分量。我们难道能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推翻那心中的“自我权威”，并进而消灭多余的“自我优越”？我们心中有那么一种毁灭的冲动，却冲不破那一层古怪的心理障碍。
在热闹的争论中，我们日益变得孤立。当所有人都不对我们表示好感时，我们终于体会到“人多时候最寂寞”的悲凄境地。佛祖释迦牟尼来到我们的面前，一片祥和中，告诫我们：“恨不消恨，端赖爱止。”争强疾辩绝不可能消弭误会。所以，我们不再固执，我们准备抛弃争论，从头做起。
但我们却犹豫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内似乎永不休止的辩论，让我们再一次怀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佛祖”永远不会了解那些辩论对人类的重要性，因为他生活的是另外一个纯“爱”的世界。作为世人，我们无法对此熟视无睹。我们在迷惑中，习惯性地准备重新拾起争论的大棒。
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思考，并进而发现把自己与联合国相提并论时，我们便不禁哑然失笑。个体与集团各自有其很大的特殊性，莽撞的类比，往往是荒谬而毫无意义的。当我们正在探索日常生活中的为人处世时，却一再顾虑联合国这一庞大的特殊组织，无疑是毫无道理的。
所以，让我们回到平凡的生活中来，听一听林肯是如何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热烈争吵的青年军官的：“任何决心有成就的人，决不肯在私人争执上耗费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了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步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倒不如让它先走。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
是的，我们承担不起后果，“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所以我们宁愿在一定基础上作出让步，以避免争论。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已下定决心尽量避免争论。然而，麻烦的是，我们并不太明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这样子是有可能遭至“自我优越”与“自我权威”的反攻倒算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承认自己也许会错”。苏格拉底在雅典一再告诫门徒：“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我们试着用这么一种句式：“唔，是这样的！我也有一种想法不过也许不对，我常常出错，不过希望我能原谅，啊，依我看，这是——”结果，我们在任何场合下都畅行无阻，因为没有人会反对“你也许不对”的看法。
所以，在承认自己错误的同时，我们便已备下了灭火剂。但这也许并不够，因为灭火剂也会有“没招”的时候，至少，当今的灭火剂是如此。所以，我们在小心翼翼地试图指出对方显然是错的地方时，我们不得不讲究一个适当的方式。
英国19世纪一位叫查士德·斐尔的爵士对他儿子说：“如果可能的话，要比别人聪明，却不要告诉人家你比他聪明。”三百年前的伽利略说：“你不可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事情；我只能帮助他自己学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以若无实有的方式开导别人，提醒他不知道的好像是他忘记的。”因为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指责别人：眼神、语调、手势、话语，只要你告诉他他错了，他就绝不会对你善罢干休。因为，你直接打击了他的智慧、判断力、荣耀和自尊心。他决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他只想反击，人类的好斗性此刻表露无遗。即使你搬出所有柏拉图或黑格尔的逻辑，也改变不了他的看法。因为你伤了他的感情。在日常的琐事中，支配人们行为的往往不是理智，而是感情。所以我们开始尊重对方的意见，并不直接了当地指出他错了。
我们似乎已完全避免了争论。事实上，从二方面来看，确实是做到了。我们千言万语地要求人们推翻心中的“自我优越”与“自我权威”，我们自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然而在后来的行动中，我们却一直假定自己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我们一直以一种“正确者”的高姿态在谈论其实我们也可能有错的“争论”。因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先承认是自己错了，因为在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永远是“正确者”，我们也有“错误”的时候。苏格拉底的谦虚，使得我们任何一人都不敢妄自称大。
我们已深深领教了“死要面子”的苦果，所以，此时，我们不再面临任何的障碍，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用来迅速而热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比起为自己争辩有效和有趣得多。避免争论，我们赢得了好感，在人海中，我们不再孤立。
奋斗才能永恒
恐惧一无是处，它只会消磨人的自信、勇气与活力。
这不是一个“个体”的世界。当“理解万岁”响彻云霄之际，我们深知那是“恐惧”的结果；我们的心灵突破重重障碍，呼喊出这么一句响亮的口号，其深层的目的正是为了消除心底对生活交际的恐惧。
人们表面要求的是“理解”，实际上却是希望以口号联结成一个强大的阵线，以对抗那他们认为个体所无法克服的恐惧。因为，那“恐惧”的对象正是另一些个体的看法。这不是一个个体的世界，我们无法不去重视他人的看法；这是一个交际的世界，我行我素只会遭到群体的排斥。因而我们害怕，以至做任何事都战战兢兢。
时下，有些人称我们的民族是个“温和”的民族，林语堂先生称中国人是“以心灵来生活”的。很多人都慨叹中国的运动缺乏冒险的项目，即使有，泱泱大国中也只是寥寥几个愿意参与其中。我们在惊叹“冒险者”的勇气时，虽可能也会兴起一股冲动，但仅此而已，我们仍只愿坐在电视机前，安享舒适，因为那与生俱来的恐惧太强烈了。“死亡”的阴影时刻潜伏在心灵的某一处，长期存在，使它的势力不断增强，我们已经对小小的伤害都产生了害怕。这就是一些人对稍具危险性的运动便只能观望，而不敢参与的原因。
我们得感谢恐惧这一家伙，它让我们避免了太多的“危险”。然而，在我们说这话时，一副嘴脸是多么的虚伪。我们即使因为恐惧，而一生“稳当”，也决不会对“恐惧”产生一丝一毫的感激之情，我们是那样的憎恨恐惧，就是因为生命中有了他，我们的人生才变得那么的平庸、萎缩，而缺乏激情。
我们已经到了这么一种境地：穿一件衣服，害怕不合潮流，说一句话，害怕说错而遭人笑话。在事情还没开始做之时，我们的思想便想到了事后，也许我们有想到事后欢庆成功的情景，然而我们似乎更“愿意”去想想失败后的悲惨境地：周围是人们那永远也改不了的嘲笑。我们因而恐惧，因而退缩。当时间的车轮飞快的驶过，我们为自己终于没有撞上“失败”的悲惨而庆幸，更为自己缺乏勇气而感到羞愧。我们似乎忘了，虽没有遭受“那件事”的失败，我们却已遭受了更大的“失败”。当下一次挑战来临时，我们仍旧只会选择“恐惧”与逃避。
失败者睡不着，因为他们担心会这样，而他们所以担心，正因为他们不睡觉；我们在那件事中失败，因为我们担心会这样，而我们所以担心，正因为我们“失败”。我们因看不到这一更本质的“失败”，所以根本谈不上将这一本质的与“那件事”上的失败加以衡量，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其中有个抉择的问题。我们就那么轻率的让一个还没发生的“失败”轻易地将自己击溃。我们向人们叙述那只是“可能”的失败，来为自己的逃避开脱，实际上，却在向人们证明着你更大的失败。我们缺乏勇气，缺乏信念，我们在害怕着一个不一定出现的事物。可笑中，我们一生平庸，碌碌无为。
如果我们对自己严厉一点，便会发现“恐惧”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缺乏自信和勇气。每一次的恐惧，我们都能将之消灭，为何？因为我们可羞地逃避了！我们为什么能逃避呢？
因为我们有路可选择，有地方可避！
因为我们慈悲的心总能谅解自己无能的退却！
因为我们时刻都在为逃避作准备！
这就是我们，“恐惧”的懦弱者，在我们的背后有舒适的处所让我们依靠，“哪里好也好不过家里。”屈原“穷极”才思家，而我们，些许的恐惧，便让我们找到了缩头的借口。
记住，我们最大的荣光并非绝不殒落，却是在于每次我们陷落时重新站起。所以，我们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当失败已不重要，我们便重拾了丢失的勇气，满怀着信念，我们追逐人生的“经历”。
当人们问贝利：你对自己进的哪个球最满意时？贝利回答说：“下一个球。”没有人称其狂妄，人们看到的只有他的大将风度。贝利没有恐惧，他甚至没将以前的成功放在眼里，对多少人而言，那是多好的“避风港”，然而对他而言，那只是“过去”。他说出这句话时，已经切断了自己所有的后路，他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往前冲；他既然已经“夸下了海口”，就已表明他并不在乎别人将如何看待他“可能”的失败。而事实上，他想到更多的是“我能成功”——即是“成功”，更不是“失败”。他心里只有勇气和信念，而不是装的幻想式的欣喜或沮丧。
这便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球王贝利。
卡耐基说：“只要下定决心克服恐惧，便几乎能克服任何恐惧。因为，请记住，除了在脑海中，恐惧无处存身。”“害怕时，把心思放在必须做的事情上。如果曾经彻底准备，便不会害怕。”至此，我们已经听了很大一堆的“教条”，然而，我们仍然感到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勇气，像贝利这种人的“狂傲”，是有其实力为基础的，而我们……，我们害怕，并不就是如你所说的那么窝囊，我们只是深知自己就只有那么一些斤两。这叫“善自量力”。
如此，我们便真是太可悲了。艾琳诺·罗斯福曾说：“不经你的同意，没有人能使你自觉低劣。”
而我们竟然就同意了。想想吧，我们是如何得知自己“缺乏足够的实力”的呢？我们从不曾经历过这样的事，然而我们竟知道了自己与这事“不配”。当我们对“不可以貌取人”大点其头时，却不知是在嘲笑自己。我们的实力在实践中体现，也在实践中得以加强。以一个毫无根据的“想当然”判断，来作为自己逃避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对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失去金钱的人损失甚少，失去健康的人损失极多，而失去勇气与信念的人损失一切。”信不过自己的实力，你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童。
医学家证明：人脑的潜能只被开发了百分之一左右。潜能的开发，只能是对大脑的不断磨炼，这就是俗语所说的“脑筋越使越活”、“脑瓜越转越灵”。
最后，我们将致力于“逃避余地”的消灭。“余地”的存在，给了我们一种坚实的“后盾”感，人类的惰性便有可能勾结“恐惧”以达到其目的。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无处藏身，无可躲避，只有一条路，就是前进的路。而后面，只剩下悬崖。我们无路可退。我们是在冒险？没错。整个生命就是一场冒险。走得最远的人，常是愿意去做，并愿意去冒险的人。稳妥之船，从未能从岸边走远。
我们似乎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然而，在最后一刻，却想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能”恐惧，还在于我们“有时间”去恐惧。所以，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讨论如何击溃恐惧，却偏偏身在其中而忘记了它，这一得力的“帮凶”。
然而，“时间”并不可怕，元凶已就擒，帮凶就简单了。我们只需：决定好行为的方向，然后遵循它；保持忙碌，使自己没空“恐惧”。
我们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