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正名》里有一句名言：“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人人都有欲望，但应该有度，适度的欲望是正常的；但如果欲望不被控制，任其疯长，那就是有害的。对于党员干部来说，现实生活中的诱惑无时无处不在。祸从贪中出，心廉则自安。我们必须保持崇高的精神追求，正确对待个人需求，抑制自己的私欲，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立好为官之始，守好为官之终。
德有余而为不足者谦；财有余而为不足者鄙。
这句话出自宋代林逋的《省心录》。意思是：德行很好而自己还觉着不足，这是谦逊；财富很多，还觉得不足，是贪鄙。说明人应当追求德行上的富足而不能在财富上贪得无厌。
在这里，我们重点谈谈“财有余而为不足者鄙”。“财有余而不足”的人，就是生活中的那些“财迷”。他们拼命捞钱，不知道放手，哪怕有花不完的钱，也还要捞下去。这样的结果，最终害了自己。回想自己的捞钱历程，他们就会悔恨交加地说：“都是钱害了我啊！”然后又把金钱比做“恶魔”。实际上，真正的“恶魔”不是金钱，而是拼命捞钱的人。金钱本身并没有对错，关键是人们应该怎样看待和使用它。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很富有的妇女，有财富有家室，生活美满，却仍然感到不满足。她迷恋上了一位男子，与男子交往密切。突然有一天，男子对这位妇女说，自己要远行了。这位妇女舍不得他，就带上财产，随男子弃家远走。
经过一条河时，男子对她说：“你在这儿等着，等我把这些金银财宝都运过河去，就过来接你。”
这位妇女信以为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男子把值钱的财物运过河之后，独自逃走了。这位妇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万念俱灰地坐在岸边，哭干了眼泪，打算一死了之。这时，她看见河边不远处有一只狐狸，狐狸好不容易捕捉到一只鸟，正待把鸟咬死时，突然又发现河里的一条大鱼。狐狸赶紧放开口中的鸟儿，赶去捕捉大鱼，不料大鱼突然游走了。狐狸没有捉到鱼，才想起刚开放开的鸟，急忙回头去找，然而那只鸟早已不知了去向。
这位妇女看在眼里，忍不住破涕为笑，对狐狸说：“你真是个大傻瓜，和我一样，两样东西都想要，结果一样也没得到。”
狐狸已知这名妇女刚才的遭遇，便反唇相讥：“你说我吗？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我是有些贪得无厌，可你身为人类，一点也不比我聪明，这该如何解释呢？”
是啊，一头动物犯了求多即失的错误，尚可以理解，作为高级灵长动物，也犯这样的错误，就难免让人费解了。“金钱是要多少也没够的，但再多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这是美国一位亿万富翁的一句肺腑之言。这位年轻的富翁历经了创业的艰辛和生活的磨砺后，终于冲入亿万富翁的行列。当他拥有了足够的财富，过上了富翁的生活后，他忘乎所以，过上了远离常人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当他再次深更半夜回到家时，他已有五个月身孕的爱妻留下一封信离开了他，再没有回来。
所以，金钱再多，也不见得能够幸福快乐，却有可能将我们推向欲望的深渊。对金钱的追求，要适当，要有度。于我有益者，不懈追求；不利身心者，纵然好得天花乱坠，也不为所动。有道是，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为什么要对它贪婪呢？当我们从报刊里看到那些腰缠万贯的名人大腕，却因劳累而死时，常常发出感叹：不愁吃不愁穿，为什么还要这样不要命地干呢？这何尝不是一人教训呢？清朝乾隆时期的大贪官和砷，拥有财富折合白银八亿两以上，可他还是“物苦不知足，得陇复望蜀”，最后却落得抄没家财的下场。这样追求金钱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贪官跟白活了一场又何异呢？
大道理好话，也好理解，但在我们的身边，那些对金钱、地位和财富永不知足的例子仍然不胜枚举。有人为了满足自己无限度的需求而钻国家的空子、贪污受贿；有人为了物质的享受而断送自己青春；有人为了自认为无所不能的钞票而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有人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扰乱他人、损害自己的人；有人为了自己更高级的物质享受而出卖人民的利益，用人民的血汗换取自己的享乐……这些人结果只有一个：身败名裂，遭人耻笑。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财物，无论是房子、车子，还是金钱、珍宝，归根到底没有一件是属于自己的。那些东西不过是暂寄托于你，暂时归你所用、所保管而已，到了最后，还不知会落在谁手里。正如喜剧演员赵本山在小品里所说的：“拥有房屋千万间，都是临时住所；那两尺见方的小匣子才是永久的家。”
一些党员干部出了问题，大都是由于对自己的财富不知足造成的。克制这种不知足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必修课，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已发生的大量案例警示我们，个人欲念逐步发展，以致恶性膨胀，就导致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甚至敲诈勒索，进而走向腐败和堕落。为此，我们要坚持把实现个人追求与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和人民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正确看待个人的收入，正确看待个人的贫富，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在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在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多想想为党和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牺牲的先烈，多想想那些生活困难的群众，多比比那些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先进模范人物，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淡泊名利，克己奉公，努力实践一名共产党人的生命价值。
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耻，欲比于下故知足。
这句话出自西汉荀悦的《申鉴·杂言下》。意思是：在道德上，要与比自己高的人比，在欲望上，要和比自己低的人比。和德行比自己高的人相比，就会知道羞愧，和欲望比自己低的人相比，就会知道满足。
有人说，人生的快乐和痛苦是比出来的，人生的成功和失败也是比出来的。比较是一柄“双刃剑”，正确的比较能比出动力、比出激情、比出境界、比出进步，让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反之，则会让人比出“失落”，比出“痛苦”，从而陷入悲观失望、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
“德比于上”，要求我们在德行上要向那些品德高尚的人看齐，奋发向上，努力修炼自己的品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郭明义之所以能成为“活雷锋”，就是他始终以雷锋为榜样，把扶危济困、播撒爱心、爱岗敬业当成天职。他先后捐款12万元，资助了180多名贫困孩子；无偿献血6万多毫升，相当于自身全部血量的10倍。他几十年来坚持帮助别人，家里被捐得空空荡荡，但他从未感到倦和悔，反而生活得充实且快乐。平凡而又普通的郭明义在雷锋精神的感染和感召下，变得不平凡了，形象高大起来了，于是他又成了千万人心中的偶像，拥有众多的“粉丝”。
郭明义的“德比于上”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与品德高尚的人比思想境界，比工作作风，比奉献精神，不仅可以激励自己奋发有为，完善自我，不断进步，而且能够收获精神上的高尚和富足。
全国自强模范、特等伤残军人杨仕春，无腿走出了精彩人生，而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的“比较观”：与长眠地下的英雄相比，我还有一条生命，没有理由去争名夺利；与战场上双目失明的战友相比，我还能看到这精彩的世界，没有理由不珍惜现在的生活；与负伤高位截瘫的战友相比，我装上假肢还能走路，没有理由向组织伸手；与那些牺牲战友留给家人的不幸相比，现在我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没有理由不知足。这“四比”，令人感佩、发人深思，也为我们找准“比”的参照系提供了借鉴。
“欲比于下”，就是告诫我们在物质和欲望上要和低于自己的人相比，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当今社会正值转型期，一些人喜欢与人比较舒适程度，喜欢与同事比职务高低，喜欢与企业家们比金钱多少，喜欢与亲朋好友比得失轻重。比的结果，心态越比越失衡、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落，有的甚至钻进了人生的“死胡同”，整天在患得患中蝇营狗苟，难以脱身。
“欲比于下”，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和智慧。有一则小故事说明了这个道理：一个寒冷的冬天，诗人萨迪没钱买鞋，只能赤脚到教堂去，他感到非常沮丧。但当他在教堂看到一位没有脚的人时，才发觉自己并非最不幸的人，于是不再以没有鞋穿而苦恼。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在饱足人的眼中，烧鹅好比青草；在饥饿的人眼中，萝卜便是佳肴。”
与“欲比于下”相对的，是“欲比于上”。一些党员干部面对身边的同事，不比成绩和贡献，而是比关系和人缘；不比能力和业务，而是比权势和职务；不比学习和修养，而是比财富和享乐；不比群众基础和口碑，而是比车子、级别、收入等身外之物。有道是，人比人气死人。一比较就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就心理失衡、行为失准、工作失责。例如，湖北恩施原市委书记吴某，就喜欢与当地的企业老板相比，一比就觉得自己“不值”，就觉得自己“吃了亏”，于是对各路人士进贡的“糖衣炮弹”，理所当然地“笑纳”。吴某这种“以商比政”的心理，无疑是他掉进“利益陷阱”的主观原因。而全国优秀组织干部李林森，在掌管一个县级市人事大权时，坚持“不攀不比”的信念，面对各种诱惑，始终保守着内心的安详平和。他在识人用人上秉持公正，对送钱送物者怒加斥责。他比的不是金钱，而是党纪国法，而是人民群众的口碑。所以说，党员干部有什么样的“比较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就会走向不同的从政道路。
树立正确的比较观，不是说不应该比较，而是看比什么。在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上，应该跟低标准比较，想得透一点、看得淡一点，不强求不攀比。要比贡献大小，而不是比职务高低，要比群众口碑，而不是比名利多少，要比精神上的富有，而不比物质上的享受。树立正确的比较观，就要有正确的比较法。我们要善于横向比较，拓宽视野，多看别人的长处，量出自己的差距。同时要善于纵向比较，比过去、比将来。
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欲望最少的人”。减少物欲，在工作上向优秀分子学习，在物质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永远做一名让人民满意的党员干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知道该比什么、怎么比，才能在金钱利诱面前，永葆一份清醒和淡定。
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
这句话出自宋朝程颐的《二程遗书》。意思是，要努力控制自己心底的一念之欲，否则就可能造成极大的祸患，到时就会后悔莫及。
《醒世恒言》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姓薛的小官吏，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条小金鲤，在水中游了数日仍然没有吃到食物，落得饥肠辘辘。这时，他遇到了一个垂钓者，正把一条诱饵扔在他面前。他明知饵上有钩子，终因难耐饵香的诱惑，张口吞钩，做了钓物。作者冯梦龙在点评里说：此人被钓，就是因为“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因为“忍不过”，因为有了“一闪念”，让许多人自己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人生在世，虽然有长有短，但关键之处也就那么几步。因此，在成长过程中，努力把握关键之处的那一念，显得十分重要。《菜根谭》中有云：“一念常惺，才避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开地网天罗。”意思是，只有对每一个念头都保持清醒，在生活中学会控制“一念之欲”，才能保持一尘不染的纯洁，才能避开各种报应，才能从心灵的天罗地网里被解救出来。
《元史·许衡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元代大学士许衡，在战乱之后和几位朋友外出，途经刚刚被战争洗劫的豫北地区。当时正值三伏热天，大家顶着烈日赶路，口干舌燥。忽然，他们发现前面不远的路旁，挺立着一棵梨树，树上挂满了黄橙橙的大梨。大家一哄而上，争先恐后上树摘梨，只有许衡端坐在树阴下，不为所动。他的朋友一边啃着梨，一边喊他来吃。许衡说：“梨树的主人肯定逃难去了，我们没有征得主人同意，再渴也不能摘人家的梨吃，‘梨虽无主，我心有主’。”朋友不以为然，照样吃他们的，而许衡依然忍着饥渴，始终没有吃一只梨。
面对饥渴的诱惑，许衡因心中有“主”而无动于衷。他心目中的“主”，就是自律、自重、自爱，有了这种“主”，才能做到洁身自好，把握住自己的行为。为什么有一些权倾一时的党员干部相继落马，成为国人痛恨、诅咒的腐败分子呢？原因有各种各样，但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不自重、不自制、不自慎、不自律，而让自己的灵魂受私念的牵制。正因为自己的私念没有得到牵制，面对金钱关、美色关、权力关的考验，一败涂地。陈希同、胡长清、王宝森、陈良宇、刘志军、王志军等人，官不能说不大，党龄不能说不长，却照样金屋藏娇，身边美色不断。当年北京钢铁公司有个管志诚，养了三个娇滴滴的“小蜜”；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也拜倒于“石榴裙”下不能站立。如今，依然流传着“贪官多情妇”的说法。例如，某地方公布的100多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三奶”。他们收受的贿赂中有很大一部分成为情妇的日常开销。这些人不断地堕落下去，为了情欲的满足，为了情人的需要，不惜一切去贪、去捞，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由于不能抑制自己的私念，他们也难过亲属关。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父母对子女一包到底，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工作，从结婚到生子，做父母的事必过问，事必出力。普通老百姓对子女的“承包”，自然受到自身能力、社会关系和金钱的限制，而一些党员干部，则把自己的权力当做“承包”的资本，努力为子女营造“安乐窝”，搭建“幸福道”。如果子女想经商，就给他搞批文；如果子女想当官，就赶紧走后门拉关系；如果子女想出国深造，又急忙去打通关节、简化手续，极力促成。在这些过程中，不乏一笔笔的权钱交易和幕后勾结。
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个志在有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则终归失败。”一个人没有控制欲念的能力，就有可能被欲念所击倒。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控制“一念之欲”呢？克制“一念之欲”，关键是要严守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的防线，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懂得自重。自重，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约束自己的言行，珍惜自己的名誉，塑好自己的形象；就是重人德，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就是重私德，检点个人生活，保持健康的生活情趣，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远离低级趣味；就是重官德，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就是重公德，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不做违反人德、官德、公德、私德之事。
二是自警。自警，就是运用历史的、现实的、外地的、本地的反面典型的教训，警示自己的行为，防止重蹈覆辙。社会生活五光十色，外部环境纷繁复杂，一个党员干部能清楚地知道哪一件能做，哪一件不能做，固然很好，但难度却不小。而带有根本性质的自警，就是在思想上筑牢三道防线，即道德防线、纪律防线和法律防线。
三是自励。自觉接受上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社会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尤其要加强自我监督；自励，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自己的头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三严三实”的要求，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努力增强知识水平，积累工作经验，坚定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志向。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金钱、美色和个人福利的欲望是人的本性。正如陈毅的一首诗中所写，“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但党员干部不是一般的群众，必须用高尚的人格与情操来抑制和超越这种本性，从而昭显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革命性。
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这句话出自东汉王充的《论衡·自纪》。意思是，身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身处在贫苦的环境中不能放弃自己的志向。
享受安逸，就会玩物丧志。因为安逸会消磨一个人的意志，退化一个人的能力，消弱一个人的激情，磨灭一个人的理想。放纵自己的行为，更是人生的大敌，它会增大你贪婪的胃口，使你欲壑难填；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越得不到越痛苦，进而铤而走险。
有个成语叫居安思危，意思是处在安乐的环境中，要想到可能的危险。告诫人们越是在安逸的环境中，越要节制自己的行为和欲念，以免祸从天降。
“居安思危”一词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战国时，宋国、齐国等国家联合起来，攻打郑国。郑国是一个弱小国家，土地有限，兵力不足，经济实力也不行。眼看亡国是在所难免的，郑王便想托关系，向联军求和。求和的方式是请晋国做中间人，前去劝宋国、齐国等国家打消攻打郑国的计划。晋国是当时的大国，与郑国友善，晋悼公就派大臣魏绛到各国去调停。一些参与攻打郑国的小国因为害怕晋国，只得退出联军。就这样，联军进攻郑国的计划就流产了。为了答谢晋国的搭救，郑王派人向晋国进贡，包括众多的美女和贵重的珠宝。晋悼公收到礼物后，十分高兴，将礼物分赏众臣，其中将一半美女赏给促成这件事的功臣魏绛。没想到，魏绛为人正直，一口回绝了悼公的美意，并劝告悼公说：“虽然我们晋国目前国力强大，但越是强大，越是不能大意。因为人处在安全环境的时候，更要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这样才会提前做好准备，以避免失败和灾祸的发生。”晋悼公听了这番“居安思危”的话，知道他目光远大，胸怀大局，看问题看得深，对他越发敬重了。
前人的教诲都写在白纸黑字中，但后人未必都能记在心中，以至于乐极生悲的事一再发生。清朝乾隆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二分之一。然而，短短几十年里，一个号称世界第一的国家就被西方列强打得满目疮痍，被迫签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接下来的一百多年，则是我们更加难以忘怀、深感耻辱的时代。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几十年间下滑得如此之快呢？不外乎就是当时的清政府固步自封、自以为是、昏庸无能、贪图享乐、不求发展。而当清政府在沉睡和享乐的时候，西方列强却在不断地探索和发展，先后经历了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东邻日本也经历了明治维新，最后他们都用我们最先发明的火药制成弹药来攻打我们。
鉴于历史的惨痛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历届领导人都注重居安思危教育。毛泽东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邓小平说过：“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决不能掉以轻心。”习近平说过：“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而对党员干部个人来说，越是官升得快，越是事业比较顺利，越是要时刻自省，不要居功自傲，更不能骄奢淫逸，忘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也需要用金钱来支撑我们的物质生活，也需要亲情、友情、爱情的呵护，也需要不断上进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些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而不择手段、丧心病狂，就会成“官”的奴隶；只想升官发财，将群众的利益置之脑后，甚至践踏人民的利益，不断地往上爬，只会越来越黑、越来越贪，最终走上不归之路。
做到居安思危，就要常怀敬畏之心。古人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党员干部工作上要大胆，用权上则要谨慎，常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自觉接受纪律和法律的约束。”这就提醒我们要严于律己，谨慎从事，廉洁奉公，清白营私。敬畏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和自我鞭策。心有敬畏就会磨炼意志，砥砺品质，言行举止才能规范，利欲贪念才会止步。敬畏是一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自我加压。心有敬畏则会有大志向、大胸怀和坚定正确的努力方向。
做到居安思危，就要坚定信念，保持高尚的精神状态。精神力量是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个人精神状态良好，就会有一种追求，有一股力量，有一颗恒心，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奉献精神。反之，则会庸庸碌碌，得过且过，就会失去对事业对生活的追求，失去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迷失人生的坐标和方向。
总之，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多一份责任感、使命感，时刻警钟常鸣，不断自警自律。在和平和安逸的环境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同时，还要坚定理想信念，打牢精神家园，并对精神家园做好日常养护和管理，用崇高的理想信念、无私的胸怀和情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精心构筑自己的精神家园，以保证思想领域的“生态平衡”，以确保自身不为名利所累，不为贪欲所累，不为家庭所累，不为私情所累，不为生活所累，从而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成为政治生涯的“不倒翁”。
放情者危，节欲者安。
这句话出自三国桓范的《政要论·节欲》。意思是，放纵情欲的人是危险的，而克制色欲的人，就能平安无事。
古今中外，荒淫无道的故事多出自当官掌权者，桃色新闻也多发生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身上。在中国，早在夏朝末代的君王夏桀身上，就发生了与色欲有关的荒淫故事。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个君主，也是夏朝最荒淫残暴的君主，他不顾礼义，不理朝政，后宫广纳四方美女，成天沉醉于饮酒作乐之中。但夏桀又不是唯一的。实际上，夏朝的腐败淫乱是从第三代开始的，“太康失国”就是因为“娱以自纵”所致。“孔甲乱夏”，也是因为“淫乱德衰”。君主尚且如此，臣下更是上行下效。在美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桃色新闻，也曾一度炒得沸沸扬扬，举世皆知。
色情诱惑难挨，美人关难过，古代有一位州官，叫张咏，为一名妓女所迷，欲火难耐，急得在屋中转圈，大骂自己“张咏小人，张咏小人”，可见此关之难过。但也有人挺过来了。三国时的关羽败走麦城落到孙权手中，对孙权为了笼络他而送来的美女不屑一顾；宋太祖赵匡胤千里送京娘而坐怀不乱，也是这类故事。不过，这往往是他们身处逆境或抱负在身时的表现。有的人一旦权位稳定、锦衣玉食之时，恐又忘乎所以了。越王勾践为灭吴复国能卧薪尝胆，更谈不上近女色，待功成业就后，不也花天酒地吗？甚至还遍寻自己施美人计时奉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西施，欲占为己有。
贪官们因色而贪，最终也会因色而堕落。贪官一旦为情欲所制，就会以百倍的疯狂去贪，去敛财。敛财的目的，一是要用巨额金钱去征服那些花枝招展的“二奶”；二是为了满足情人们那种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深圳某农村信用社主任邓某，侵占了两亿多元，有“二奶”、“三奶”、“四奶”、“五奶”，花在这些“奶奶”们身上的钱，少则三四百万，多则两千万，其中花在“小五”身上的开销是每天两万多元……出手之“大方”，令人咋舌。还有鲸吞公款逾千万元的广东省某企业负责人，副厅级干部谢某，好色也是极其闻名的，他所包养的情妇是在香港夜总会认识的，谢某竟先后为她花掉五百多万元港币；这还不算，谢某甚至还任命她为手下一个分公司的副总经理。广东博罗县一位镇书记，包“二奶”竟包了整整八年，他不仅为“二奶”买了三套住房，还为其办理了非农业户口；“二奶”也不辜负他的“盛情”，为他生了一个男孩作为回报。四川一位副市长，在同一层楼里为两名情妇各买了一套住房，一个住楼上，一个往楼下，他本人便成天楼上楼下串门，来回寻欢作乐。
情欲可以让人失去理智，可以让懦夫变成“勇士”。一些“高明”的女人，知道男人的好色本性，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便利用色相加以“征服”。她们本身别无专长，也没有什么能耐，就是有一副好姿色、一张好脸蛋，便将自己的“色”作为商品，到好色的贪官那里“投资”。一旦“权色交易”成功，这些人便会充分利用上了钩的贪官的权力，飞快地“发”起来。例如，被称为“三湘第一女巨贪”的蒋艳萍，本人只有初中文化，由于长相漂亮，她不失时机地向重要的官员发射“肉弹”。13年间，她竟从一个小小的仓库保管员爬到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这样的副厅级干部的职位，头上还戴着“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等红色帽子，创造了官场腾飞的“奇迹”。十余年间，她非法敛财一千多万。如此“能耐”，凭的是什么？凭她当了两位有权有势者的情人：当了一段时间湘潭市委某领导的“二奶”，还当了一段湖南省某局长兼党委书记的情人。对此，她有一句名言：“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据她本人交代，与其有性交易的贪官达40余人，即便是在她被拘留关起来之后，她也用自己的“肉弹”，击倒了一位看守所的副所长。真可谓“色能通天”。
党员干部要走出贪色的陷阱，不为美色所困，关键是要自律：
一是克制自己的“本性”。人人都有好色的本能，这是人的天性，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如此。否则就不正常了。然而，一个官员的好色本性如果不加以克制，就会把这种本能欲望，转化成实际行动，这是被无数贪官的堕落史证明了的规律。所以，党员干部要有更强的克制力，把自己的食色本性关在“笼子”里，理智对待美色的诱惑，绝对不能用手中的权力，为色欲开道；为满足自己的色欲而用权力下赌注，那样必然成为输家。
二是加强道德自律。常人的好色，会受到经济情况的制约；而贪官的好色，则容易突破一些最基本的限度。一名党员干部，如果把握不住道德的防线，自甘沉沦，就会采取贪腐手段来满足兽欲。因此，党员干部要有道德自律意识，用自己的人品堵塞色情陷阱，战胜对美色的欲望。
三是用好手中的权力。如果权力没有得到很好的制约，就会滥用。有道是，色胆包天、欲火中烧。一旦权力滥用，就会随意动用权力资源，用千金买笑。为此，我们的心中一定要有一本明白账，清楚哪些是可能用权的，哪些是不可以用权的，特别是色权交易，绝对要避免。否则，就有可能终沦为某些人手中的棋子，任其调遣；一旦“服务”不及时，就会立即遭到告发，下场可耻可悲。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
这句话出自明朝于谦的《无题》诗。意思是，名声与气节重如泰山，个人小利与欲望则轻如鸿毛。
名节，是指人的名誉和气节。重名节、轻利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古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崇尚名节，把名节视为生命。汉朝思想家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过：“贤士徇名，贪夫死利”。意思是：道德高尚的人为名节而死，贪婪的人为私利而亡。这是对古代名节传统的最好归纳。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重名节、讲正气、脊梁直、骨头硬的高洁之士和英雄豪杰，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历史也证明，一个人重名节，在民族危亡时，才能以大义为重，舍生忘死；在身处逆境时，才能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在面对诱惑时，才能淡然处之，一尘不染。
叶挺将军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从人格来说，他威武不屈的精神气节，更令人敬仰。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他被无理扣押囚禁。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写下了表达坚定的革命信念而广为流传的《囚歌》。这首歌至今读来，都让人觉得热血沸腾。叶挺视金钱、名利、地位如粪土，把追求崇高的人生信仰放在第一位，真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值得后人永远景仰。
“时穷节乃现”，这是文天祥《正气歌》中的经典名言，也是对自己诤诤铁骨的最好诠释。一个人一旦具备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气节，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够保持人格尊严，不为威胁利诱所动。
有道是，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曹禺大师是著名的文学家，却对人们送给他的那些桂冠、头衔嗤之以鼻：“什么这家那家，著名呀、了不起呀，完全一文不值。”每当有人来家探望，他就会取出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大声念着：“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以此来表明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今，许多教授都喜欢将“博士生导师”当成头衔印在名片上，这让一些外国人不理解，看不懂中国人的“名片文化”。有的官员名片上印着“副局级巡视员（本单位没有正局级）”；有人的名片上赫然写明“国家一级演员（或编剧、摄影等）”，却找不到一家“国家”级的评选机构。有“一级”就应有“二级”，人们何曾见过“国家二级演员”的名片？对照一下曹禺先生，对照一下“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的传统，不知这些人是否问心有愧。
从一定意义上说，名节和利欲是水火不容的。要名节，就必然轻利欲；重利欲，必然轻名节。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都会遇到名和利的问题。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反映了一个人对待名利的态度。重名节，就是在私利与名节发生冲突时，能够把名节放在首位，不为名利而放弃原则，不因私利而失去德行。一个真正讲名节的党员干部，他的名节不是来自自吹自擂，而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来自党性原则的长期修炼，来自工作实践的长期积累。在多元化的形势下，党员干部经常会面对着各种诱惑、考验和挑战，如果不守名节，放松思想要求，经不起诱惑，就很容易跌入腐败的深渊，变质为党和人民的罪人。而始终视名节为生命的人，一点一滴不苟且，一言一行不放纵，保持一颗淡定的心，就会很顺利地经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
名节是党性的外在表现。党员干部的品行好不好，信念坚定不坚定，宗旨意识强不强，都取决于是否具有坚强的党性。革命先烈李大钊、方志敏、夏明翰等之所以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坚贞不渝、矢志不移，就是来自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模范人物，以及新时期涌现的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沈浩等一大批党员干部的楷模，无不具有忠诚于党、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的理想追求。有坚强的党性，才能坚守自己的为官底线。
党员干部重名节，不是为了博取个人虚名，而是为了实现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名节，就是要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竭诚为人民群众解难事、做好事，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中，奉献自己的力量。